海派淫声文学的典型章衣萍与鲁迅：从莫逆到陌生

1928年5月4日，鲁迅在致他的绍兴同乡、《民国日报》编辑章廷谦的信中有这样一句：“章衣萍的那一篇，诚然有点……今天天气，哈哈哈……”鲁迅这里提到的“章衣萍的那一篇”指的是后者的作品《情书一束》的序言。可以看出，鲁迅在这里的嘻笑有些欲言又止的含蓄，甚至是故意搞笑的，并无恶意的成分。但是到了1932年，鲁迅便很明显地开始讥讽章衣萍了。李霁野有一篇《从烟消云散到云破月来》的文章，忆及鲁迅1932年自沪赴京省母与几位青年朋友相见时的情形：“在谈得彼此很融洽的气氛中，先生突然对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看，我来编一本《情书一捆》，可会有读者?’在那时以前，有一个无聊的文人章衣萍，出版了一本《情书一束》，我们是很厌恶的，先生所戏言的‘一捆’，是讽刺‘一束’。”

《情书一束》是章衣萍在1927年出版的一本书。章衣萍在书中直白而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也足以让人惊呼的论调：“世界上除了拥抱、吻着以外还有什么快乐的事？”虽然在民国时早已有冲破封建旧思想、追求新爱情的人生观，郁达夫早就有“偷论”，邵洵美也在诗中有“女人半松的裤带”的描写，张竞生、高长虹等都有类似的作品，但如此赤裸裸的惊人之语还是让人大跌眼镜。随后不久出版的《情书二束》就更加让时人瞠目，作者竟“相信一个女子可以爱几个男人，一个男人也可以爱几个女子”。于是很自然的，章衣萍的名字便在鲁迅的“今天天气，哈哈哈”与“编一本《情书一捆》”之后，与“色情作家、落后文人、颓废人生观”联系在一起，并与邵洵美一道，成为“资产阶级海派淫声文学”的典型。

章衣萍写给鲁迅的信

章衣萍比鲁迅小二十多岁，无论名气和地位都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以鲁迅的名望，即便是毫不相识，也不会有闲暇和精力去讥刺打压一个文学晚辈。而且章衣萍一向自认晚辈，对鲁迅以“周鲁老”敬称，在二人留世的日记和论著中，相交相敬把酒言欢的场景随处可见，光《鲁迅日记》1924年9月至1930年1月记下的就有一百五十多次互访茶宴的记录，可见两人的关系是相当默契和友好的。

那么，耿直的鲁迅从1928年“今天天气，哈哈哈”的点到为止，到1932年的割袍断义，其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曲折故事？

1.从陌生到莫逆

章衣萍1902生，安徽绩溪人。他自幼独爱文字，犹喜《新青年》杂志，崇尚白话文、白话诗，十六岁时因为思想过于活跃，被学校以“污儒”为名开除。随后他在南京一所学校里做抄写员，因为工作相对轻松，“无事可做，便开始写诗”。也是在这里，他遇到了逃婚到南京的吴曙天。吴曙天是山西翼城人，爱文学，懂绘画，又生性活泼开朗，像一道秋日阳光，让章衣萍瞬间跌入爱情旋涡。

吴曙天是一个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新女性。章衣萍后来辗转到上海投奔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时，吴曙天亦追随章衣萍共赴沪上。她文笔清奇出尘，当年北京及上海的各大报纸杂志都留有她的文字。到了上海后，她在一家出版社任编辑，还主编《女子月刊》，与章衣萍一道撰写出版过多部历史人物传记。与鲁迅结识之后，更是得到了鲁迅的喜爱，鲁迅日记中提到吴曙天之处多达五十五次。她撰写出版的《断片的回忆》《曙天日记三种》等文集中，除了有大众常见的关于鲁迅的那些一丝不苟的记录外，另行记录着鲁迅的可爱顽皮之举，成为鲁迅研究的珍贵史料。

可惜美人短命，1942年，吴曙天患鼓胀病早逝。

吴曙天与章衣萍

汪孟邹与章衣萍是同乡，章衣萍1919年在北大预科学习的时候就由汪孟邹介绍给胡适做助手。在胡适的身边，章衣萍从学识到人品都获益匪浅。

在北京的时候，章衣萍结识了孙伏园，并参与鲁迅《语丝月刊的编辑和撰稿，成为鲁迅文学派系中的主笔之一。

据统计，其发文数量仅在鲁迅、周作人等人之后，位居第五。随后他还直接参与《莽原》杂志的筹办工作。鲁迅在1925年4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午后俞芳、吴曙天、章衣萍来。下午同母亲游阜成门外钓鱼台。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此次见面商讨的主要内容即关于创办《莽原》杂志的具体事宜，之后未满十天，《莽原》第一期即交印刷厂印刷。

鲁迅与章衣萍能建立如此牢固的忘年交般的友情，还因为围绕汪静之诗集《蕙的风》的一场论战。

汪静之是“湖畔诗社”的代表诗人，其作品《蕙的风》被认定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爱情诗集。1922年8月，在胡适的帮助下，令人耳目一新的《蕙的风》出版，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词句隐约向以《学衡》为阵地的守旧派文学势力讨伐，年仅二十岁的汪静之一战成名。但因这本诗集立意及笔法的另类新奇，也招致各方棍棒。诗集所宣扬的“冲破封建礼教”的自由恋爱思想，被斥为“轻薄堕落不知羞耻的兽性原始欲”，东南大学胡梦华率先发难撰文抨击。汪静之的同乡章衣萍自然不能袖手旁观，立即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为汪静之鸣不平。胡梦华则矛头一转向章衣萍开炮，以《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章衣萍字鸿熙。作者注)君》一文回击，这场论战令全国文学界为之哗然。

对于新时代的新写作手法，先是周作人以一篇《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反击胡梦华，接下来鲁迅也参与其中，一篇《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对胡梦华的旧式文学观点逐一批驳，全力声援文学新生力量，支持汪静之与章衣萍。

章衣萍写给鲁迅的信

虽然鲁迅在这场论战中力挺章衣萍、汪静之，但是几人只是神交，并未有缘促膝而谈。直到1924年9月15日章衣萍针对当时“多用感叹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的论调，在《晨报副刊》发表《感叹符号与新诗》一文，鲁迅再次发表杂文《又是“古已有之”》声援支持，并在此文发表的当天晚上命学生孙伏园带章衣萍来自家相见。

此前章衣萍与吴曙天等人已多次拜访过住在八道湾的周作人，对于能受到鲁迅先生的接见并当面聆听教诲，章衣萍与吴曙天等人满怀激动。吴曙天在回忆录中记载：“我的脑中开始想象我理想中的鲁迅先生了。我读过他的《呐喊》，而且读过不止一次。我想象中的鲁迅先生大约是很沉闷而勇敢的罢。”当他们走进西三条胡同鲁迅的家，迎面看到的是“一个比孙老头儿更老的老年人，然而大约也不过五十岁左右罢，黄瘦的脸庞，短胡子，然而举止很有神”。这是鲁迅给他们的最初印象。叙谈之中几个人围绕办刊物、搞创作，对社会、理想、文学、民智等多有交流，惺惺相惜相见恨晚。

那段日子里，章衣萍等人常来拜访讨教，关系十分要好。他们老少一堂，嬉笑怒骂，游玩、会友。鲁迅的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文艺沙龙。白天鲁迅要上课，聚会只能是在晚上且经常是通宵达旦，到了周末更是热闹无眠。所以，“上半天要去找鲁迅先生的人一定找不着”。鲁迅还曾多次去章衣萍住处回访，这在鲁迅所有结交的晚辈中，都是不多见的。

此后数年时间里，鲁迅与章衣萍保持着绝对稳固的密切联系，并在思想和文学上相互补台帮衬。1926年刘和珍等六名学生惨遭杀害后，鲁迅撰写了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章衣萍立即撰挽联悼念：卖国有功，爱国该死；骂贼无益，杀贼为佳。1927年10月，鲁迅移居上海后，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校长秘书的章衣萍本已与鲁迅有隙，但仍为鲁迅隆重接风，且多有密切来往。章衣萍还以学生晚辈的身份邀请并陪同鲁迅去暨南大学做演讲，鲁迅在阐述不同的人思想感情可能产生很大差异的观点时，还拿章衣萍举例说明：“譬如今天衣萍先生穿了皮袍，我还只穿棉袍；在天气上的感觉，相差到一个月，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章衣萍为鲁迅提供吃穿用住、出版著作、躲避军警追查等帮助，周海婴出生时章氏夫妇还登门庆贺并赠婴儿用品。章衣萍肺病入院，鲁迅则借钱给他，且互赠书册。

2.章衣萍、吴曙天眼中的鲁迅

愉快时光，而章衣萍及吴曙天在文章中也以晚辈的敬仰和调皮之情还原了一个多面化的、其他文字里很少见到的堪称可爱的鲁迅。其他记录文章多是从政治观点、治学态度、文艺批评的角度去评价鲁迅，唯独章、吴二人，本就是晚辈，又不太牵扯政治因素，把他们笔下的鲁迅描绘得烟火气十足，一改普通人眼中那个笔做投枪的名人形象，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在这些晚辈眼中，鲁迅并不虚假作态，而是人情味十足，且是拿章氏夫妻为真正交心的朋友相处的。

“鲁迅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并不笑，启明(周作人）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也笑，这是他们哥儿俩说笑话的分别。”章衣萍眼中的鲁迅有着长辈固有的慈爱，他时常拿出饼干请章衣萍他们吃，吴曙天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吃过饭了，鲁迅说：“吃过饭便不能吃饼干么？”而一旁的孙伏园、章衣萍早已经开始往嘴里塞了。

鲁迅拿画报给吴曙天看，吴看到画报上的蛇吓得大叫，鲁迅说：“你是学过美术的，绘画的人是不能怕蛇的！”在吴曙天眼里，当同学描写某人“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还有一顶“破的一丝一丝的”灰毡帽时，她转回头来暗暗地想：“鲁迅先生就是这么一个样儿的人呵！”

鲁迅的母亲喜欢读章回小说，听说《呐喊》写得好，就叫人拿来看，看毕却不以为然地说：“我看也没有什么好，我们乡间到处有这样事情，这如何也可以算小说呢？”这个拿书给鲁母的人正是吴曙天(这一往事在孙伏园与章衣萍的文字中都得到证实)。

章衣萍终其一生没有专门为纪念鲁迅而著文，但《枕上随笔》中，第一则就写到鲁迅，生动而有趣：“壁虎有毒，俗称五毒之一。但，我们的鲁迅先生，却说壁虎无毒。有一天，他对我说，壁虎无毒，有毒是人们冤枉他的。后来，我把这话告诉孙伏园。伏园说，鲁迅岂但替壁虎辩护而已，他住在绍兴会馆的时候，并且养过壁虎的。据说，将壁虎养在一个小盒里，天天拿东西去喂。”他也时常在自己的随笔中三言两语地提到鲁迅。众所周知，不修边幅的鲁迅头发总是乱蓬蓬的，偏生来发茬很硬，很有冲天一怒的样子。写到与头发有关的章节，章衣萍会笔锋一转惟妙惟肖地说：“记得那时，先生在上海街上走着，一个挑着担沿门剃头的人，望望鲁迅，说，你剃头不剃头?”

章衣萍的文字中还记有鲁迅先生与猪决斗的事。有一次聚会中鲁迅说道：“在厦门，有一天，我着见一只猪，在唤相恩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喷的，于是便和猪决斗。价好这时候，一个同事来了。他笑着网，哈哈，你如何和猪决斗起来了?

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

当时鲁迅正在与许广平苦恋，满心相思，自然不想那名叫相思的树叶被猪醣跟，也就“不便告诉你”了。

章衣萍所著《郑和》

还有一次，章衣萍与昊曙天一起去拜访鲁迅，远远地看到鲁迅正急匆匆往家里赶，于是离着很远，吴曙天便高声地冲着鲁迅的背影喊，可惜鲁迅并未听到，径自进了家门。进了鲁迅家后吴曙天说：“刚才我喊了您好几声呢！”于是鲁迅就微笑着向门外的马路噢噢噢地应了好几声。

吴曙天间他为什么冲着马路喊，鲁迅笑着回答：“你不是说在马路上叫我好儿声吗，我就冲着马路还给你呀！”

还有一次在鲁迅家吃栗子，恰好鲁迅几兄弟都在。周建人关照吴曙天要拣小的吃，说小的味道好，鲁迅随口接道：“是的是的，人也是小的好！”吴曙天身形瘦小，回到家里才回味过来，这又是鲁迅先生在开玩笑。

凡此种种，不仅说明鲁迅与章衣萍交往甚密，更是将之视为爱徒、晚辈加以疼爱，还亲密到不必像在世人面前那样威严，否则也不会在这些小辈面前不加掩饰。这些都为世人展现了鲁迅鲜为人知的另一个生活侧面，使之成为有血有肉、风趣南默又可爱的长者。

但是能让后生晚辈看到自己不轻易外露的一面的鲁迅，却突然就与章氏夫妻断绝了关系，且断得餐其彻底。

3.从莫逆到陌生

章衣萍与鲁迅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即《情书一束》和《情书二束》这两本书的风行。

《情书一束》并非情书，实为短篇小说集，共收小说九篇，采取书信体和日记体的笔法，语言鲜活大胆，内容上不仅描写了青年男女之恋，也有同性恋的痕迹，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另类和前卫。曾有记者采访章衣萍，问他《情书一来》为什么写得那样不害羞?章衣萍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害羞的，因为我是一个文人。”

初版时书名为《桃色的衣裳》，但是出版后并无多大的反响，于是再版时改名为《情书一束》，遂一纸风靡。随后章衣萍请北大做文教授柏伟烈将该书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并联系出版了美、法、日等外文译本。

几年之后，《情书一束》已经多次翻印，到1930年3月第九版时印数已高达两万五千五百册。这个数字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大名鼎鼎如鲁迅、胡适、沈从文等人的书也不过每次只印一两千本而已。

起初鲁迅对《情书一束》并不反感，相反还大力推荐过。鲁迅在他主编的《莽原》杂志第十一期封底上先是打出了自作《华盖集》的出书告示，紧挨着这则告示的便是《情书一束》的出书告示，通篇二百余字，从形制到内容再到篇目名称，介绍得非常详细：“计二百六十余页，分上下两卷……共含情书约二十余封。有的写同性恋爱的悲惨，有的写三角恋爱之纠缠，有的写离别后的相思，怨哀婉转，

可泣可歌。写恋爱心理，分析入微。内附插图两幅。封面为曙天女士所绘，用有色版精印。每册实价七角。”

将《情书一束》的告示与《华盖集》并排刊发，对鲁迅来说已经是一种正面的推荐，但是随后不久，鲁迅便感觉如芒在背了。

当时关于鲁迅与许广平恋爱一事外界传得沸沸扬扬，随着《情书一束》的热销，世人在热评中自然要提到新式恋爱、性解放等话题。鲁迅对这些舆论异常敏感，生怕伤害到许广平，甚至会对号入座，将一些针对章衣萍的评论认为是对自己的含沙射影，于是时不时迁怒于章衣萍。

1926年11月21日，高长虹在《狂飙》周刊刊载了组诗《给——》，诗中写道：“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见刊之后立即便有传闻称诗中的“太阳”是高长虹自比，鲁迅是“夜”，而许广平是“月”，并将此诗视为是对鲁、高、许之间的三角恋爱关系的描述，更是高长虹向许广平的示爱诗。鲁迅在1927年1月11日给许广平的信中断言，传播这种流言的除王品青、孙伏园、李小峰、羽太信子之外，还有章衣萍，并大骂高长虹是“在害单相思病”，由此引起了鲁迅与高长虹的另一段公案和论争。

这件事发生之后，就很难再觅到鲁迅与章衣萍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记录了。鲁迅在隐约之中已经将章衣萍列为高长虹的同类人，甚至恨他的《情书一束》让全中国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自己和许广平身上。同时他认为这本书“多涉情欲，格调不高”，因而才出现了本文开篇时的写一本《情书一捆》的玩笑话。他与章衣萍的关系也从无所不谈的至友渐渐互不往来，对话也从起初疏远时轻描淡写的一句“今天天气，哈哈哈”到闭门不见。

似乎鲁迅与章衣萍的断交，完全是因为高长虹诗案及《情书一束》两件事触发了鲁迅过于敏感的神经。但以鲁迅的度量，就此老死不相往来显然也说不过去。与章衣萍从莫逆到陌路，其中还有其他隐情。

其一是牵涉鲁迅与北新书局的一场诉讼。

这场诉讼起因是北新书局拖欠鲁迅版税，双方本来都极其重视，北新书局还特地摆酒，请出郁达夫、林语堂等人作陪并从中调解。不想鲁迅与林语堂在酒桌上一言不合当场翻脸。当时章衣萍作为北新书局的代表也敬陪末座。

1929年9月28日晚，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再次宴请鲁迅，更希望借此缓和鲁迅与林语堂的关系。不料鲁、林二人再次发生争执，险些掀了桌子。这一次，无辜的章衣萍依旧代表北新书局作陪。

当年11月23日晚，李小峰、章衣萍登门拜访鲁迅。这一次史料记载就看不到面容慈善、和蔼可亲的鲁迅了。关于这次诉讼，一个月后的12月23日，鲁迅记录上仅有“由杨律师出面算账，旧欠俱讫”寥寥数笔。次年1月6日的日记则更加直接：“晚，章衣萍来，不见。”在以往的日记里，鲁迅都省略了姓氏，以“衣萍”相称，这一次则直呼其名，且是极干脆的“不见”，显见已成陌路；1月31日，章衣萍夫妇再来探望，鲁迅勉为其难地聊了几句之后，二人便知趣地告辞。后来虽然李小峰与章衣萍夫妇等人多次与鲁迅见面，或拜访，或偶遇，也曾相互有赠书赐款等，但从此鲁迅的日记里再无有关章衣萍的记载。

4.小僧衣萍是也

1939年3月，鲁迅应大夏大学(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邀请，作题目为《象牙塔和蜗牛庐》的演讲。活动结束后，鲁迅乘电车归家途中巧遇章衣萍夫妇。章衣萍上前作揖问候，并将携带的一册刊有自己文章的杂志赠鲁迅指教。鲁迅接过杂志直接塞到屁股底下，电车到站后一言不发下车便走。章衣萍则拾起杂志向车外的鲁迅示意：“周先生，你的书还没有拿走呀！”鲁迅停下脚步回望了一眼，冷冷答道：“不要啦！”

章衣萍留给世人的似乎只有《情书一(二）束》，给人的印象也是一个鲁迅眼中那样的“无聊文人”，虽无大恶，却绝不可爱。但事实并非如此，章衣萍的文字多变，任何文体都驾轻就熟，他的《集外集拾遗》中有很多妙趣横生的打油诗；《古庙集》中描绘的人物则泼辣俏皮；他考评史事时旁征博引，评论时事又笔锋如刀；他的随笔清新舒畅，极像胡适，几可乱真；论战檄文则师从鲁迅，辛辣无比。放眼整个民国时期，似他这样全面的作家真如凤毛麟角。与鲁迅疏远之后，他曾一度寄身古庙抄经度日，若有故友来访，他便打个合十：“小僧衣萍是也。”

与鲁迅交恶之后，章衣萍沉寂多年，虽然笔耕不止，却欠缺逸朗之气，鲜有风尚灵性之作，可见其意态之消沉。

1936年春，章衣萍举家入川，章任四川省府咨议，后转任军校教官。在四川期间，章衣萍曾断断续续写了一些作品，总体而言，格调不高。似乎失去了亦师亦友的鲁迅，他整个人生都变成灰色。对此章衣萍在自己的旧体诗词集《磨刀集》中为自己解释，这是因为“来成都后，交游以武人为多，武人带刀，文人拿笔。而予日周旋于武人之间，磨刀也不会也”。言语中充满了失意和失落。

入川十年后的1947年12月22日晚上，章衣萍因为晚饭不合口痛斥了佣人白嫂，愤愤不平又闷闷不乐地去浴室濯足后本欲更衣就寝，却不料一阵眩晕倒地。白嫂闻摔倒声后急忙过来将其扶上床休息，再请医生诊视。医生到家时，章衣萍已气息奄奄，救治无效，延至夜间11时许，因急性脑溢血过世，时年四十七岁。

后世研究者发现，仅依李霁野的一篇文章就断定鲁迅当年想动笔写一部《情书一捆》之事是针对章衣萍，似乎显得证据不足。在他的《两地书·原信》中，鲁迅于1929年5月26日给许广平写道：“丛芜因告诉我，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虽有戏说之嫌，但显然这“一捆情书”是指高长虹而非针对章衣萍。

但是不管怎样，因为种种事端，章衣萍与鲁迅还是从莫逆走到陌路。于章衣萍来说，过往一切皆是烟云，他因鲁迅的离去而郁郁寡欢，最终英年早逝，实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憾事。或许也正如他在文中给自己一生的断言：“在太阳底下，没有不朽的东西；白纸的历史上，一定要印上自己的名字，也正同在西山的亭子或石壁上，题上自己的尊号一般的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