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章士钊的谜之对话：三只鸡背后的深意

1955年的某一天，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遭遇了一个难以破解的谜题。主席指派他给章士钊送去两只鸡，而章士钊收到后竟表示：“我已明白，这是主席给我的答复。”这让田家英困惑不已，他始终无法理解，这两只鸡究竟有何寓意？毕竟它们并未附有任何文字信息，章士钊是如何解读为主席的回应呢？

年仅三十出头的田家英，性格直率且好奇心旺盛，为此事绞尽脑汁，却始终百思不得其解。这种状况让他愈发苦恼。此时，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恰好到访中南海，察觉到了田家英的心事，询问缘由后，便笑着建议：“年轻人，你去翻阅一下陈寿老先生的《三国志》，就能揭开谜底了。”

田家英疑惑地追问：“《三国志》内容繁多，我该从何找起呢？康老，您就直接告诉我答案吧，否则我心里堵得慌。”康生再次大笑道：“你真是个书呆子，去查阅一下曹操与乔玄的交往那一段吧。”

闻言，田家英立刻赶往毛主席的书房，从中取出一本《三国志》，认真研读起来。毛主席见状好奇地问道：“小田，你怎么突然对古籍产生了兴趣？”田家英如实回答，毛主席听后也忍不住笑出声：“这个康生，真是个机灵鬼，简直就像是曹操手下的杨修，无所不知。”

那么，章士钊是何许人也？他与毛主席之间有着怎样的过往？毛主席的回复究竟有何深意？三只鸡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典故？

尽管毛主席仅受过师范教育，未曾踏足大学校园或出国深造，但这并不妨碍他自学成才，最终学识渊博。相较之下，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党的创始元老不仅学历较高，还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凭借海归身份相继担任北大教授。在那个论资排辈的时代，仅有师范学历的毛主席在北大求职颇为不易。

1918年8月中旬，毛主席带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首次抵达北京。在恩师杨昌济及其女儿杨开慧的父亲以及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引荐下，毛主席结识了担任北大经济、历史系教授的李大钊，并在图书馆担任图书助理员，开启了他的“北漂”生活。李大钊不仅是北大教授，还曾任图书馆主任，因此有权安排这一职位。

在北大，毛主席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图书、发放借书证及登记借阅时间。他的月薪仅有8元，相比之下，鲁迅先生在北大担任兼职讲师时月薪高达360元，而身为系主任的陈独秀月薪为400元。张金保曾回忆，她在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可领取7块大洋的工资，成为正式工后，负责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达到30多元。由此可见，毛主席当时的薪资远低于普通纺织女工。

然而，毛主席并未因此嫌弃这份工作，反而对它情有独钟。因为在北大，他可以接触到湖南所没有的书籍，拓宽视野，提升自身学识，更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此外，作为顶尖学府，北大汇聚了众多才子佳人，毛主席有机会与知名教授和学霸探讨各类问题。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尽管英雄不问出处，但北大仍是一个论资排辈的地方。当时，毛主席尚未崭露头角，北大的教授们忙碌不堪，对他这位默默无闻的校工不屑一顾。多年后，毛主席在接受外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回忆这段经历：“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他们都不愿与我往来。”“在那些来读书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曾试图与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去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一口南方土话。” —— 摘自《红星照耀中国》

从毛主席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初出茅庐的学子内心的无奈。一个怀揣救国梦想的进步青年试图与文学大腕交流，却常常遭受冷眼。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对他视而不见，章士钊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对许多人而言，章士钊的名字可能较为陌生，但在民国初期，他却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早在1903年，他便与革命者章太炎、张继、邹容结为兄弟。他还首次将日本人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编撰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向国人介绍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当时名为孙逸仙，别名“中山樵”，在这本书中，章士钊首次称呼他为“孙中山”，使得这个名字广为人知。1904年，章士钊还与黄兴等人策划在长沙发动起义，后因泄密被捕，后经蔡锷等人营救获释。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当选为国会众议员。

章士钊与我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私交甚好，1914年他们在日本共同创办《甲寅》杂志。1917年，陈独秀受邀至北大担任校务，并将好友章士钊邀请到该校担任教授，兼任编辑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