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四句话，最早出现于五代十国时期。

后蜀（公元934年—966年）建国皇帝孟知祥，为酬谢昔日患难与共一起建国的故人，给予了他们诸多宽厚待遇，多有纵容。其子孟昶即位（934年）后，这些将相大臣更加骄惰不驯，不遵守法纪制度，大造房宅，夺人良田，挖人坟墓，穷奢极欲，视孟昶如无物。孟昶要想整饬吏治，必须首先铲除这些元老勋臣。经过激烈的斗争，孟昶终于如愿以偿，铲除了这些旧臣，开始亲政（948年），其时已是即位的第15年。

广政四年（941年），孟昶罢免了一批遥领节度使的武将，这些武将专务聚敛，不管政事。亲撰《令箴》（《诫喻辞》）24句96字，颁布各郡县，以告诫地方官，不做贪官污吏、要爱护百姓。

《令箴》孟昶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

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

宽猛所得，风俗可移。毋令侵削，毋使疮痍。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

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为尔戒，体朕深思。

翻译如下：

我挂念人民如同挂念初生的婴儿，（勤政到）天色很晚才吃饭，天不亮就穿衣起来。我任命你们做官，是要让人民有安和的生活。

为政的好坏是要看有没有三种异象（害虫不来犯、德化及于鸟兽、孩童有仁心），施政的方略在于礼乐教化。身为地方官，治民不可峻急，要像驱赶鸡鸭一样因势利导，为官的规矩要清廉不妄取，以时苗留犊为榜样。

施政措施要宽和仁慈与威猛严厉相互补充调节，这样民风民俗就可以改变。不要让人民财产被侵夺、身体遭受疾苦（否则即使国家没有灭亡，也已经是失去天下了）。

百姓容易被欺负伤害，但是上天难以被欺瞒（终究会被天理所不容），征兵和赋税都是紧迫重要的事，而统军治国的这些费用都是百姓资助的。

我给予你们的爵禄和赏赐原本就是不能过于长久的，但是你们（能够长久）领的俸禄都是百姓用血汗换来的。

身为地方官应犹如为人父母，没有不仁慈的。我特别作此令箴以劝诫勉励你们，希望你们都能够体会到我的这番深刻用心。

注释：

1、三异：典源《后汉书》卷二十五〈卓鲁魏刘列传·鲁恭〉

“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闻之，疑其不实，使仁恕掾肥 亲往廉之。恭随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过，止其傍。傍有童儿，亲曰：「儿何不捕之？」儿 言「雉方将雏」。亲瞿然而起，与恭诀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虫不犯境，此一 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久留，徒扰贤者耳。」还府，具以状白 安，是岁，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书言状，帝异之。”

典源译文：建初七年(82年),郡国螟虫为灾,伤害庄稼,县界犬牙交错,而螟虫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听说,怀疑不是事实,派仁恕掾（官名，掌狱）肥亲前往察看。鲁恭跟随在阡陌之间行走,都坐在桑树下,有野鸡飞过,停在旁边,刚好旁边有个童儿,肥亲对童儿说:“你为什么不捉住野鸡?”童儿说:“这只野鸡正在孵小野鸡哩。”肥亲惊动而起,与鲁恭作别道:“我到这里来,本是考察你的政迹。今螟虫不犯中牟,这是一奇;德化及于鸟兽,这是二奇;连小孩都有仁心,这是三奇。我久留在此,只能打扰贤者。”回到府里,向府尹袁安如实作了报告。这年,特别茁壮的禾苗生长在鲁恭住宅侧室廷中,袁安因而上书说明情况,帝感到奇怪。

2、七丝：七弦琴。出自汉桓谭《新论.琴道》：“琴七丝足以通万物而考至乱也。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大声不振华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八音广博，琴德最优。”

3、驱鸡： 典源 东汉·荀悦《申鉴》卷一《政体》:“睹孺子之驱鸡也,而见御民之方。孺子驱鸡者,急则惊,缓则滞。方其北也,遽要之则折而过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则折而过北。迫则飞,疏则放。志闲则比之,流缓而不安则食之。不驱之驱,驱之至者也。志安则循路而入门。”

4、留犊：典源《三国志·魏志·常林传》裴松之注：“时苗，字德胄。……建安中，入丞相府。出为寿春令。……店官岁余，牛生一犊。及其去，留其犊，谓主薄日：‘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时苗为寿春县令，就任时，乘母牛驾的车。后牛生一犊，时苗离任时留下了牛犊。说明他为官清廉不妄取一物。

5、宽猛：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6、侵削：侵夺；削夺。《荀子·正论》：“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则虽未亡，吾谓之无天下矣。”

7、赋舆：古代以田赋出兵，故称兵车为”赋舆”，泛指军事、赋税。

8、不逾时：不超过时限，意指不能过于长久。

孟昶撰写了这篇《令箴》，颁于郡国，以期让官员们“历历在目”，“则必能隐惕于其心”，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可惜事与愿违。他亲政初期，生活也比较节俭，寝殿卧具，不用锦绣帝易达挂钟有可能做到全静音吗，盥洗用具，除了用一点银外，多为黑漆木器。在刑法方面，推行轻刑，尤其在死刑方面，更加谨慎。为了节约开支，三十年不举行南郊大典，也不放灯。所有这一切都对减轻百姓负担，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与前蜀王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是孟昶的作为是有限的，尤其是其统治后期生活逐渐奢侈，以至于所用溺器(夜壶)，皆以七宝装饰。由于身体逐渐发胖，他外出时不能骑马，而是乘坐步辇，垂以重帘，环结香囊，香闻数里，人不能识其面。由于蜀中久安，宗室贵戚，达官子弟，宴乐成风，以至于有人长到三十岁，竟不识稻麦之苗。每年春季，成都浣花溪一带，歌乐喧天，珠翠填咽，贵门公子，华轩采舫，共游于百花潭上。楼阁亭台，异果名花，流溢其中。广政四年（941年）也就是他颁《令箴》的同一年，他下令在全国挑选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美女入宫，引起全国的大骚动。不少人家害怕女儿被选中而急于托人说媒，出嫁闺女，时人称为”惊婚”。

孟昶罢免了一批功臣宿将之后，却不能任贤用能，选用了一批庸碌之辈和小人，包括王昭远、伊审征、韩保贞、赵崇韬、范禹僻、李昊。官员徇私枉法，贪赃受贿之事，层出不穷，甚至在科举考试之中，也不能免除贿赂，所谓贿重者登高科，主考官以贿赂多少，确定是否中选，而面无愧色。有的司法官员竟然指着狱门说:”这就是我家的钱炉。”对于这种种现象，孟昶皆不能纠正，故宋人批评他说:”节俭仅限于自己一人，仁厚却容忍了奸恶，这些只不过是匹夫小节而已。”

由于孟昶不能力纠弊端，整顿官场歪风，致使后蜀政治逐渐腐败。广政二十八年(965年)，北宋大将王全斌率大军攻打后蜀，很快兵临城下，孟昶率众投降。宋军从出兵到灭亡后蜀，前后不过六十六天时间，可见后蜀是如何不堪一击。但之后当地公推文州刺史全师雄为蜀王坚持抗战帝易达挂钟有可能做到全静音吗，直到第二年才被镇压下去。

孟昶投降北宋后，从成都押送到北宋京师汴梁（今河南开封）的途中，成都有数万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为他送行，人们哭送着，男女老少沿江护送，其中哭得恸绝者数百人，孟昶也掩面痛哭，老百姓一直从成都送到键为县，达数百公里，其场面十分感人。

宋灭蜀后，宋太宗赵光义（宋朝第二位皇帝，在位22年）鉴于前后蜀政治腐败、不战而败的历史教训，将《颁令箴》缩写为4句16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颁于州县，敕令勘石立于衙署大堂前。州主县令坐堂理事，即可见其16字，以警戒其秉公办事，从政为民，故称《御制戒石铭》。

宋哲宗也曾御书《戒石铭》赐郡县。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颁黄庭坚所书《戒石铭》于各府州县，令刻石立于大堂前。两宋以后，《戒石铭》遍布全国各州县流传日广，成为名言警句。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明令各府州县俱立戒石于衙署堂前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到了清代，因戒石亭居甬道正中出入不便，遂改为牌坊，架在甬道之上。牌坊无定制，大多是四柱三门的木牌坊或石牌坊，故又称为”戒石坊”。乾隆《武安县志》衙署图在大堂前则标有”触目惊心坊”、”圣谕坊”、”天语坊”等名称。尽管名称不同，其目的都是起警示作用，以进出熟规，铭记不忘，故通称”戒石铭”。

黄庭坚所书《戒石铭》取自孟昶《令箴》

武夷山，原立于崇安县衙

建水县临安府衙戒石坊

河南开封府戒石銘

江西泰和县文物管理所《戒石銘》碑长132cm，宽35cm

河北保定直隶总督署《戒石坊》

湖北京山县政府内《戒石銘》

从后蜀到明清，刻石立碑无数，然而尸位素餐、推诿怠政、中饱私囊、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草芥人命的为官者数不胜数，清代小说集《坚瓠集》就曾记载有人在戒石铭下又附上四句话曰:

“尔俸尔禄，难厌难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捉便看，上天难欺，且待临时”。这才是对当时为官者的真实写照，是古人对《戒石銘》的绝妙嘲讽。

“公生明”牌坊出自明代山东巡抚年富所撰箴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然而没有形成能够约束和监督权力的制度，要官员自发地“体朕深思”，终究是理想化的，人类本身就是不完美有缺陷的生物，人性充满了各种欲念和复杂情绪，构建制度必须要在正视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只强调道德操守，那么这些石碑牌坊就只能是府衙里的装饰品，大而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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