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对古代文学变迁产生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当它摄取足够的能量以后,就要进行内在机制的转换,发生种种变革。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民族融合是为它不断提供动力的能源,是促进它发展变化的催化剂。

秦汉以后,中国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共有三次:十六国北朝;唐末五代、金、元阶段;满清王朝。在这个漫长历史时期中,中国古代文学的样式也在历史长河中发生了明显的更替,除了含义、形态、出处等因素外，最大的变化就是变文、小说、词曲、戏剧取代了传统诗文的主导地位。

变文、小说、词曲、戏剧在开始阶段都是通俗文学,在样式上与传统的典雅诗文有很大差异。对于这些差异，学术界向来有很多研究，因此学术界也流传着很多不同争论的声音，但当中也有一致的声音。

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戏剧直接滥觞千十六国后赵的参军戏,北齐的代面、拨头和踏摇娘戏;变文,曲子词兴盛于唐末五代;散曲是金、元之际的产物;戏剧、白话小说则在元代成熟。

中国古代多种样式的通俗文学,它们的起源和繁荣不是在汉、唐盛世,也不是在宋、明王朝,而是在民族大融合时期,其发展经历是与民族融合的进程吻合的。

不难发现，把民族融合时期与汉族王朝各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加以对照比较，雅俗之别极其鲜明。北朝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民歌，南朝却是骈文、文人的五言诗;唐末五代兴盛的文体是变文、曲子词,而不是称雄唐代文坛的各种诗体;金、元文学的典型样式是散曲、杂剧,宋朝却是以文人词为一代瑰宝，这些文学瑰宝流传至今，也为中国文学史平添了一抹色彩。

民族融合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的通俗化趋势还体现在作品风格上,俚俗质野、浅显易懂是它的基本特点。民族融合时期大量通俗文人的存在,使得那些时代的作品和汉族王朝明显不同,把北朝文学与南朝诗文相对照,把《元文类》与《宋文鉴》相比较,总体风格上的雅俗之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通俗,后者典雅。

徐渭称北曲“浅俗可嗤”,这个结论固然包含偏见,但他却揭示了北曲的基本特征,民族融合时期的文学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浅显易懂的，不过虽然浅显易懂但也不乏深刻含义，这边是文字的魅力所在。

民族融合初期,各族作家所形成的精神生产力,具有使各类文体通俗化的功能。变文是由佛教的唱导文演变而来,它在南朝和北朝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南朝的唱导文受齐梁文风影响，日益轻艳浮华;但在北朝却是通俗的、口语化的,正如道宣指出的那样，南朝的唱导文“雕饰文绮,糅以声华”;北朝却是“言出非文,雅称呈拙”。

南北唱导文的雅俗之别，实际县民族融合地区与汉族王朝文风的差异。明代徐渭以南人的眼光看待北曲,称它“浅俗可嗤”,虽然持论不够公允,但他指出金元散曲的“浅俗”,却是符合作品实际的。

少数民族入主中土初期,他们汉化程度不高,运用汉语不熟练,还存在语言障碍,形诸文字只能是白话俗语。民族融合时期往往战乱频仍,由此造成了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普遍下降,统治阶层出现不少文盲和半文盲,不少文人也才疏学浅,缺少太平盛世时期文人的修养。

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促进文学创作通俗化的动力,创作主体本身的状况决定了通俗化趋势必然出现。

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在探讨中国古代通俗文学时,一般都从民间市井方面探讨根源,而对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有所忽视。

实际上,民间创作和民族融合是推动中国古代文学通俗化的两只巨轮，对于它们的作用都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在许多时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需要从两个角度加以认识。北魏成霄是位通俗作家,常被一些庙堂文人嘲笑,但在民间却很有市场。对于他的作品,“巷闾浅识,颂讽成群,乃至大行于丗。”

在成霄身上,体现了民族融合与民间创作两种力量的交汇。元代是我国古代文学通俗化的重要时期,那时许多作家不是跻身于庙堂,而是活动在勾栏瓦舍,是杰出的民间艺人。元代的曲可谓出圈，在此期间由曲诞生的词更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传承。

生活于清初的蒲松龄《聊斋志异》是吸收民间传说的产物,他还创作了十一种俚曲,合刊为《聊斋俚曲》,这表明他对通俗文学的重视。稍早于蒲松龄的李渔,在戏剧理论上也提出了通俗化的主张,他认为,戏文贵浅不贵深,“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

李渔、蒲松龄都是清初人,同处于中国古代最后一次民族大融合的开始阶段,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分别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推进了文学的通俗化,这是受民间文学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清初民族融合的产物。对于生活在民族融合大潮中的通俗作家,只有从民间创作和民族融合两个方面加以考察,才能真正揭示造成文学通俗化的基本动力和广阔背景。

少数民族进入中土,加快了他们文明化的步伐,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入,中国古代文学又向着典雅的方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汉化与文学的典雅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入主中土的各少数民族在推动文明化进程时,全都尊崇儒学、重用儒生。儒家的审美理想以典雅为宗,追求的是中和之美、威仪之美、文质彬彬之美。各少数民族所依靠的儒生,许多人又是文人,他们崇尚典雅的创作倾向,不可避免地影响文坛风气。

民族融合中出现的典雅派文人以汉族为主体,但也不乏少数民族成员。进入中土的少数民族受儒家思想熏陶,许多人形成了崇尚典雅的审美理想,并且能够用汉语从事文学创作,加入了典雅派文人的行列。

北魏临淮王元彧是鲜卑贵族,他博通典籍,风仪详审，经常和宾客饮酒赋诗,欣赏典雅工丽之作。他自己也从事文学创作,“奏郊庙歌辞,时称其美。”显然,他所撰的郊庙歌辞也是典雅之作。鲜卑拓拔氏在民族融合中成长起了一批文人，其中的元宏、元勰、元澄、元芫等人,在创作上都以典雅著称。

在历次民族融合的大潮中,许多少数民族的后裔不但是硕学宿儒,而且还成为著名的典雅派文人,他们是民族融合中涌现出的佼佼者,和汉族的典雅派文人一样,在文化素质上居于当时社会的最高层次。

入主中土的少数民族在向文明化迈进时,都经历了制礼作乐的过程,这也导致文学创作的典雅化。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土初期流传许多通俗歌曲,这些歌曲的词句便是通俗诗。在制礼作乐的过程中,俗谣俚曲、番歌夷声被大量淘汰,至多只是保留原来的曲调,歌词却多数失传了。用来代替它们的是雅乐,曲调庄重,歌词也是典雅的诗句。

综观民族融合时期的庙堂歌诗,仍是以整齐的四言句居多,与汉族王朝没有大的区别。音乐上追求雅正,从而导致诗歌的典雅化,这是历次民族融合中反复出现的连锁反应,没有任何一次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通俗化与典雅化的胶着状态,主要有以下两种存在方式:首先,通俗派作家和典雅派文人共存,创作队伍明显地划分为两大营垒;雅俗两派处于对立状态。民族融合时期文学上的雅俗之别,不仅是创作队伍分成两大营垒,而且鉴赏人员也划分为不同的派别。

文学上的雅俗之争代代有之。但在汉族王朝,主要是庙堂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对立,只是到明代以后,统治阶级中的文人才成批地转向通俗化。而在民族融合时期。

文学上典雅和通俗两大流派却一直普遍存在,并且在上层文人中也分化得很明显。其次,民族融合时期古代文学雅俗共存的胶着状态,还往往在同一作家身上体现出来,他们的作品亦俗亦雅,具有多种风格。

胡叟是北魏早期作家，“既善为典雅之词,又工为鄙俗之名。”同一作家兼有雅俗两种创作倾向,这在民族融合时期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在其他历史时期却比较罕见。这是因为,民族融合使统治阶级对文学的需要层次变得多样化,一个作家只有雅俗俱工,二者兼顾,才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审美鉴赏需求。

民族融合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的通俗化趋势和典雅化倾向,还是一个运动过程,是由俗入雅的发展链条。民族融合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学,尽管通俗典雅作为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呈胶着状态,不能截然分开,但从历史进化的角度考察,仍可勾勒出由俗入雅的轨迹。

一般说来,历次民族融合初期的文学都以通俗为基调，到后来便愈向典雅的方面发展。民族融合时期,中国古代文学通俗化的动力主要来自进入中土的少数民族,是他们原始遗风发挥作用的结果;典雅化的能源则是来自儒学传统,是迈向文明的产物。

从民族融合角度来看,在文学通俗化趋势中,主要是汉族文人被入主中土的少数民族同化;而在典雅化过程中,则是少数民族作家汉化。中国古代文学在民族融合时期的雅俗更革,实际是汉族与其他各少数民族双向作用的结晶,是认同心理在发挥作用。

入主中土的少数民族在开始阶段保留原始遗风,加之战争频繁,社会的文化素质普遍下降。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角度而论,这是一种低层次状态,带有保守的性质。然而,这种社会状况却导致文学样式的变革,使多种体裁的通俗文学得以产生和繁荣。

入主中土的少数民族崇尚儒学;制礼作乐,这是他们推进文明的实际步骤,是历史和社会的进步,从而使文学由通俗走向典雅。然而,古代文学的典雅化,大多以先秦两汉为法,是与复古结合在一起的。

这种矛盾的现象说明,原因与结果并不总是统一的,有时倒是以相反的形式出现,守旧与创新,复古与变革,在社会、历史和文学方面不是完全相同的,有时互相矛盾。因此,不能用一把尺子去度量它们,不能把复杂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

总而言之，民族融合在中国文学方面影响是深远持久的，不过也正是在此过程中诞生了千百中不同的文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