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曾国藩幕僚陈士杰“死要面子”

清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处处受到掣肘，于是想办法来到衡州，独自创建湘军。要创办这么大一个事业，必然要有一个相应的工作团队，陈士杰就是在衡州接受曾国藩邀请，进入他的幕府担任高级参谋的。

受邀进入曾国藩幕府

清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曾国藩自衡州起程东征之前，于初七日给陈士杰写信并派专人送往湖南桂阳，约他前来相助。信中说：“自别以后，日盼足下来音，而久不见达。足下深明武事，于御众之道，盖得古人之遗意。仆此次东行，博求吾乡血性男子有忠义而兼娴韬略者，与之俱出。足下于仆，有文字之缘，有知己之雅，岂可不联镳以偕？兹专人前往，乞足下禀告侍闱，即日来衡阳共筹诸务。”

曾国藩说他与陈士杰“有文字之缘，有知己之雅”，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陈士杰以拔贡赴京参加朝考时，曾国藩为读卷大臣，结果陈士杰以一等第一名用为七品小京官分发户部任职，陈士杰也由此成为曾国藩的弟子并受其赏识。但正如曾国藩信中说的“日盼足下来音，而久不见达”那样，陈士杰确实是一个比较矜持的人，比如在京工作期间，他轻易不登曾家之门，每逢曾国藩宴请门生，其受邀后才与李鸿章等人一道，来曾家参加师生聚会。用现在的话说，陈士杰应该属于智商高情商低且十分要面子一类人，这种人虽然受人尊重，却难以让人亲近。

曾国藩

然而，陈士杰的孤僻清高不仅没有破坏曾国藩对他的良好印象，相反却受到曾国藩的加倍尊重。咸丰元年（1851年）陈士杰父亲去世，亟需携家带眷回家奔丧却手头拮据“贫不能归”，对陈家经济状况了如指掌的曾国藩，不仅亲自为他办装，而且“绵衣车帘，悉取为赠”。可能有人对曾国藩的做法表示不理解，否则曾国藩不会这样对人解释说：“隽丞（陈士杰字俊臣，也写作俊丞、隽丞）外朴内朗，干济才也。”意思是陈士杰的外表虽然质朴憨厚，像一个不通人情的书呆子，其实他的内心比谁都明白，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原则，不会随波逐流，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啊。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深具知人之明的曾国藩，原来是十分看重陈士杰的才能，才着意加以笼络的。有言道“知人则哲（能识别人的贤愚善恶就聪明）”，能识才爱才的人，本身就是有眼光、有胸怀、有抱负的人，曾国藩与陈士杰，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吧！

陈士杰家乡桂阳在湖南东南边，与两广相邻。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后，桂阳是湖南最早受到波及的地区之一。一些不安分的桂阳人，不仅纷纷聚众响应，而且有个叫李明先的读书人，还在当地建立割据政权，别称洪顺元年。为保一方安宁，在家守制的陈京官（桂阳人对陈士杰的昵称）因受当地绅民拥戴，从咸丰二年（1852年）开始就在桂阳州北乡积极办团练，剿灭当地土匪和防堵太平军入湘，展现了其突出的军事和组织才能。曾国藩信中说陈士杰“深明武事，于御众之道，盖得古人之遗意”，就是由于这个缘故。陈士杰的亲家王闿运，后来为其撰写行状，文中也特别写道：“其时省城虚弱，仅自守。永、桂州县界两广，数有寇警。牧令或守或走，院司皆不问。乡团聚散胜败，牧令又不暇问。唯桂阳州北乡团有所禀承，人人得以自固。”

曾国藩奉命帮办湖南团练后，对文能草檄、武能杀敌又有办理团练经验的陈士杰，自然倾怀延接。陈士杰也没有让他失望，接信后很快赶到衡州，加入曾国藩幕府并“任以谋议”。

为曾国藩把好用人关

陈士杰一入幕府，就为曾国藩谋划远大事业。他认为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唯以用舍人才为大计。”意思是一个团队的兴旺发达，关键是用对人、用好人，领导人身边如果不能聚拢一大批有才能且能干事的人并用其所长，其它一切免谈。曾国藩十分赞赏陈士杰的意见，就把考察鉴别人才的工作全部交给他做：“始隽臣佐曾文正公军幕，嵩焘与焉。文正公名能知人，独谓隽臣有识鉴，所部文武吏士始至，必先令诣隽臣，阴使相其能否，因授以事。”

很显然，陈士杰进入曾国藩幕府后，身份是高参，主要职责是鉴别、考察和使用人才，相当于军事参谋和组织人事秘书这样的角色。所以当时来曾营投效的人，都要先见陈士杰，经他考察鉴定有什么特长，能胜任什么工作，拿出使用意见后，再由曾国藩安排具体工作。对于暂时不能用的人，也给出明确说法，让人心悦诚服离去。工作中陈士杰也尽心尽力，坚决为曾国藩把好用人关：“反复进论，他人或未知也。”

由于陈士杰有鉴别人才的特长，所以他只见过鲍超一面，就认定是一位英雄，从而刀下夺人，救了其一命。原来陈士杰进入曾国藩幕府不久，恰逢鲍超因“诬告营官”论斩。鲍超当时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别校，否则哪能说杀就杀了？说来鲍超命该不绝，当刀斧手将他绑缚帐前，即将推出斩首之际，却被陈士杰偶然发现，于是当即找到曾国藩，请求免其一死。陈士杰是从鲍超“颜色不挠”的神色中，看出他不是普通角色。

除了鲍超这位未来名将，陈士杰还救过老湘营众多将帅的命。咸丰四年初，曾国藩率军援湖北。此前，湖南巡抚已派王錱为统领带兵出岳州。这两支部队的目标虽然一致，都是出征湖北，但各自为战，互不统属，原因是王錱与曾国藩早已闹翻，改投到了骆秉章、左宗棠门下。在湖北蒲圻，王錱的部队与太平军遭遇，败退岳州城内。曾国藩的部队当时扎营岳州城外，又是一支新集的军队，哪能抵抗得住乘胜追奔而来的太平军？于是一泄而退。王錱却“耻与俱退”，打算死守“薪米俱绝”的岳州空城。曾国藩虽知王錱守不住岳州，会白白送命，但愤懑之际哪有心思管他死活？陈士杰则不然，他不急不躁，反复论说，最终说动曾国藩派水师回军相救。湘军水师炮船在岳州城外连放数炮，王錱等九百余人乘机缒城逃出，保留了老湘营一批骨干。后来老湘营的所有名将，几乎全在这九百余人之中。

若无陈士杰，世人哪能知道鲍超之名？至于老湘营众多名将，更是早被王錱葬送在岳州城内了。后来，左宗棠正是靠着老湘营的能征善战，才平定浙江和收复新疆，所以这是陈士杰对湘军也是对国家最重要的贡献。

脱离曾国藩

太平军攻克岳州后乘胜南进，决定由石祥祯扼守长沙北面的靖港，林绍璋率主力绕道宁乡赶往长沙西南的湘潭，形成南北合围长沙之势。曾国藩计无所出。这时陈士杰联合李元度主动献计打湘潭：“湘潭为省城咽喉，宜先击之，湘潭败，靖港贼自走。”意思是湘潭是省城长沙的咽喉，应首先攻打湘潭，湘潭拿下来了，靖港的太平军就会不战而败。曾国藩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派塔齐布统领湘军陆师，褚汝航、彭玉麟等人率领湘军水师驰往湘潭，水陆夹击太平军。湘潭大捷后论功行赏，有建策之功的陈士杰“诏以主事用，仍留本部”效力。

可是，就在湘潭大捷前夕，曾国藩误信谎报，不听陈士杰等人谏阻，临时改变计划，执意率领少数留守部队攻打靖港，结果被太平军打得满地找牙，自己也跳入湘江自杀，幸亏被人救起才没有死成。

不久，陈士杰随曾国藩进兵武汉，连续击败太平军，取得了一系列骄人战绩。不久又进入江西，于当年年底兵抵九江。

陈士杰画像

湘军的所向披靡，既让曾国藩万分得意，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骄气。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报给朝廷的《请饬诸路带兵大臣各省督抚堵贼片》中，得意忘形的曾国藩竟然狂妄宣称：“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东南大局，似有转机。臣等一军，以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为主。”曾国藩于是兵分多路，试图一举攻占湖口和九江，然后直捣金陵。

骄兵必败，这是稍有理智和军事常识的人都懂得的道理。可是头脑发热、贪功冒进的曾国藩听不进任何意见，陈士杰在幕府于是“不复谋议”，也就是被剥夺了参谋权。不久，陈士杰又被打发到湘军粮台帮助工作去了，当了后勤兵。这对自尊心极强的陈士杰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此事虽然埋下了陈士杰日后脱离曾国藩的祸根，但他没有破罐子破摔，照样一心扑在工作上，无时无刻不把湘军的安危放在心上。他于是主动找到曾国藩，“进策请屯重兵小池口，以固水师。”可是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所有湘军将领，没有一个听得进他的正确意见，都认为“九江功在指顾”，很快就能打下来，没必要为自己留后路，后来太平军果然“踞小池，出轻舟，烧大营”。曾国藩逃入陆军大营后，越想越沮丧，想策马赴敌而死，又不想活了。众人极力劝阻，他的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曾国藩两次寻死，都是听不进陈士杰的正确意见造成的，真是自作自受。

九江之败使得湘军出省作战以来取得的大好形势付诸东流，却扭转了太平军湘潭战败后节节后退的被动局面。后来，曾国藩总结一生所遭遇的四大挫折，靖港之败和九江之败即为其中两个：“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对湘军在省外的军事行动一直高度关注的左宗棠得此消息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除了怨怪曾国藩“师胜气骄”，还批评他的幕僚们“惟知一味将顺，毫无匡救之意；又其智虑皆出涤公之下，怎么有成？”这就有些错怪了陈士杰。要说陈士杰有错，只能说是没有犯颜直谏而已。这也是陈士杰的性格和为人所决定。他就是一个脸皮薄的人，确实强求不得。同样是曾国藩的门生弟子和幕僚，在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方面，李鸿章就要勇敢得多，相比之下，陈士杰确实特别顾面子。

此时，传来桂阳地方武装“煽动乌合数万，攻泗洲砦，焚陈氏村庄”的消息，陈士杰忧心如焚又念母心切，趁机坚决要求离开湘军大营，从武汉乘一叶小舟独自赶回家乡。自此以后，陈士杰“不敢复远游”，一心一意在家乡办团练，以保卫桑梓为己任。

后来，陈士杰不仅把桂阳乡团训练成为很有战斗力的勇营武装，称为“广武军”，而且以少胜多，打退了石达开对湖南的进攻，歼灭了从湖北金口叛逃入湘的数千霆军，“广武军”的表现无不让人惊呆万分。这是后话，此不赘述。

将机遇拱手相送

曾国藩当然知道陈士杰是带着很大情绪离开自己的，也明知他眷恋家乡，无意出山，但咸丰八年（1858年）夏天曾国藩复出带兵后，还是多次亲自或委托别人写信诚邀陈士杰前来相助。如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给陈士杰写信说：“阁下桑梓之事少纾，能否命驾东来见访，作终月之谈？不胜企祷。”

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上旬，左宗棠从安徽宿松回到长沙不久，即收到曾国藩来信，除了通知他募兵五千，还要他致信陈士杰，请陈迅速选募兵员，“刻日成军，东下赞助涤帅，成此伟绩，则东南大局之庆，不独桑梓光也。”

为了敦促陈士杰出山，惯来不讲私情的左宗棠，在信中竟然打出了感情牌：“阁下频年驰驱戎马，名迹烂然，于涤帅素有针芥之契，睹时局之艰，念涤帅经画之苦，知必投袂而起，共赋同袍。”

陈士杰却没有回应。

左宗棠后来听桂阳人说，应两广总督劳崇光之约，陈士杰可能去了广东，他马上给曾国藩去信，告知这一情况。当年八月十九日，曾国藩于是亲自给陈士杰写了一信：“江西一省，鄙意欲力求保全，以冀外图吴越，内固桑梓。敬求阁下仍招桂勇三千，专防南赣一路，每年可归省一次，以慰门闾之望。郴、桂有警，亦可率师回援，实属公私两便。”

陈士杰还是没有回应。

数度没有得到陈士杰积极回应的情况下，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初七日，曾国藩再给陈士杰写信，要他在家乡招集旧部挑选精兵强将火速带到安庆来，然后出征江苏（上海）：“苏省士民望救情急，使者数辈，更番迭至。国藩职领兼圻，谊不容诿，许以明春发兵驰援。而现计敝处兵力尚不敷用，即各营统领，亦亟需干城心腹之人。是以备具公牍，敦请大旆出山，相助为理，并令陈游击飞熊、马教谕先槐代达鄙愫。如获许允，即望招集旧部，挑募三千人，已另饬马（先槐）、陈（飞熊）各另募一营，随同东下，合成四千之数。旧人共事，调度易灵，务望及早着鞭，于明年二月底到皖。其留苏请简一层，以苏省办事乏人，而此军专为东征之用，故如此位置。若不惬尊意，则请到营面商，再行出奏。若阁下不愿赴苏，或带三千人，随鄙人同驻安庆，亦无不可。”

似乎只要陈士杰肯来，不管他有什么条件和想法，曾国藩都能满足和答应。

为促令陈士杰赴沪，曾国藩甚至预先奏荐他为江苏按察使，并获旨准。

这一切，都是因为陈士杰既“深明武事”又“沉机有谋”，曾国藩认定他是一个能够担当大任的人。

曾国藩虽然热切期望陈士杰“来营一见，慰我饥渴”，但他最终还是拒不应命。拒绝的理由是“前出时家居为盗焚掠，惊忧太夫人，今边界日有游盗钞掠，而石达开党部往来郴、永，以桂阳为衢道，不敢一日离”。意思是他前次离家后，家里房子被土匪烧了，母亲受到严重惊吓，如今湖南边界盗贼如毛，石达开部又在郴、永一带往来穿梭，以桂阳为交通大道，所以他不敢一天离开桂阳，要留在家乡办团练，严防石达开再入湖南，既可保一方平安，又能尽人子之孝。为此陈士杰请湖南巡抚出面向朝廷“代奏请养”，又亲自修书向曾国藩说明原因并表示真诚感谢，从而将崛起政坛的机遇拱手送给了李鸿章。

曾国藩知道自己无法争取到陈士杰的协助和支持，深感失望甚至怨怪之下，不得已改用李鸿章。如果不是这样，曾国藩未来的接班人，极有可能是陈士杰而不是李鸿章。这一事实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意外，甚至完全不敢相信，但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不是哪个人随意编造的。

曾国藩对陈士杰的失望和怨怪，写在清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十三日给朋友黄冕和赵焕联的信中。这封信主要是恳请他俩敦促郭嵩焘出山就任苏松粮道道员。为此，曾国藩怨气很重地写道：“云仙（郭嵩焘）亲家于初一日简授苏松粮道，望劝其迅速东来，一慰远近喁喁之望，不可效俊臣（陈士杰）所为，轻率将事。”

与曾国藩最后一次相聚

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石达开已在四川失败，桂阳当地农民武装悉数平定，湖南已经没有大的战事，陈士杰这才前往安庆，当面向曾国藩表示歉意和感谢。见面交谈后，曾国藩想奏荐陈士杰代理江宁布政使，陈士杰却说：“奉母命省公，非求官也（我是奉母命来拜见您的，不是来求官做）。”曾国藩也就不再多说。

陈士杰是当年二月到达安庆的。这个月的二十八日，刚从无为、芜湖、金陵前线考察回来的曾国藩，一听说陈士杰到了安庆，立即安排他搬入公馆居住，第二天又为他设宴接风洗尘。此后半个月时间里，他俩不仅有过多次畅谈或久谈，而且曾国藩为陈士杰的《半解文稿》做了点评。为了让陈士杰广交有本事的朋友，三月初九日，曾国藩还特意修书一封，介绍陈士杰与赵烈文相识。十四日上午陈士杰离去时，曾国藩又出城到河下送行。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曾国藩不仅给了陈士杰很高礼数，而且从内心十分敬重他，哪里看得出他俩有过很深的过节？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曾国藩的表现确实如此。

这也是曾国藩和陈士杰的最后一次相聚。

陈士杰这次安庆之行，虽然再次拒绝了曾国藩的好意，但也贡献了一条极为重要的建议。当时，湘军上下对长期盘踞江北滁、泗地区，经常与湘军搞摩擦的太平军降将李昭寿（即李世忠）极其痛恨，都怂恿曾国藩上书朝廷揭露他的反状。陈士杰却对曾国藩打包票说：“李昭寿绝对不会造反。”接着进一步解释说：“李昭寿一旦受到弹劾，必然激起他的强烈反抗，如今湘军悬兵金陵，李昭寿的数万之众如果生变滁、泗，将成肘腋之患，防不胜防。李昭寿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武夫，他的部队纪律虽差，本人也狂妄昏庸，但形势稳定下来之后，要取他的头颅非常容易，派个人带一纸命令就能让他束手就擒。如今这个人还有用处，为什么要新生一个敌人？”曾国藩开头听不进陈士杰的意见，反复开导后才默默接受。后来攻打金陵过程中，李昭寿果然出力不小。多年后，形势完全稳定下来，找了李昭寿一个不是，就轻而易举将其绳之以法，一切都在陈士杰的预料之中。

同治十年（1871年）陈士杰母亲去世，三年后服除，他才出来当官。先做山东按察使，后任福建布政使、浙江巡抚和山东巡抚，所在均有政声。

在曾国藩众多幕僚中，后来官至督抚堂官者二十余人，陈士杰虽然忝列其中，但如果不是“拼命要面子”，而是像李鸿章一样“拼命做官”，他在晚清政坛的地位极有可能不止如此。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已主动从巡抚职位上病退数年的陈士杰在家乡桂阳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来源：各界杂志2021年第4期

作者：眭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