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复杂的社会中，各流各派是如何评价李鸿章的？

清末李鸿章的形象，由清廷主导的知识分子广泛参与，共同塑造。

评论李鸿章的人，大多与现实的政治相勾连，受到其政治观念的影响。

因参与评价的个人或群体影响力和控制的资源不同，他们在塑造李鸿章形象的过程中，影响也有差异不免有主次之分。

朝廷眼中的“忠臣”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李鸿章病逝于床榻。清廷在他曾经立功的地方建祠祭祀，并在京师特建专祠，享汉臣未享之荣耀，对他一生给予了极大肯定。

李鸿章曾入翰林，是协理大学士一品大臣，且有大功于社翟。根据清代大臣谥号的规定，光绪皇帝授予李鸿章“文忠”的谥号，并且亲自执笔，先后作了悼念李鸿章的御制碑文、祭文多篇。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的是李鸿章“危身奉上”、“鞠躬尽瘁”的高大“忠臣”形象。

清廷称赞他是个“器识渊深才酞宏远”的“草臣”，赞李鸿章一生“力疾从公未克休息忠靖之忱老而弥笃。”任职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期间，“匡济艰难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

对李鸿章的外交功绩，清廷更是赞誉有加。据《国史本传》记载光绪皇帝曾多次下诏称赞李鸿章的外交功绩。

光绪皇帝反复强调的是，李鸿章作为臣子对君主的忠诚。

这一点无可厚非，站在皇帝的角度，李鸿章对清朝廷尽心尽力，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忠臣”。

碑文、祭文中朝廷多次称道李鸿章在外交中所表现的“忠诚”。尤其称誉庚子事变中李鸿章通过外交斡旋力保清廷不灭的功绩。

基于李鸿章的功绩和他一生的种种表现，清廷给予了李鸿章“忠”的盖棺定论。

清流眼中的“奸臣”

清末，中国政治变化剧烈，各种思想激荡着国家内忧外患。

一些翰林、御史、言官号称“清流”，他们崇尚理学以维护名教为己任好气节薄功利重人品轻才能。

面对中国落伍于世界，遭遇外族入侵，国内矛盾重重民变此起彼伏，他们提不出改善社会、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办法，依然执着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礼教，对李鸿章兴办洋务带给中国社会的进步视而不见。

面对晚清政府对外战争的失败，他们民族情绪高涨，对负责北洋事务、主持清末外交的李鸿章过分鞭挞，却很少从理智上分析外交失败的原因，只是井喷似的发泄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将李鸿章放在朝廷和民族的对立面，骂他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奸臣。

甲午战争后，清流派猛烈地抨击李鸿章。一批以翁同和、李鸿藻等为首的清流，固然对李鸿章所倡导的洋务不以为然，更对李鸿章所主导的外交提出了批评。

特别在甲午海战以后，九卿科道纷纷上书参勃李鸿章，尤其那些清流名士对李鸿章抨击更甚，他们纷纷上书，认为李鸿章应该为国家利益的丧失负责。

其中有人更将李鸿章比作宋之秦桧、蔡京和明之严篙、仇莺甚至是比他们更加坏的“奸臣”。

文化名流胡思敬也说李鸿章是个“献媚宫闲”、“固宠求荣”、“多藉言利”善迎合的奸臣。在他眼里李鸿章成为一个媚主固宠的势利小人。

洋务派眼中的“功臣”

在李鸿章大力提倡洋务时，身边有一群与他主张一致的人和助手，他们给予李鸿章很高的评价。

直隶总督袁世凯认为，李鸿章所办洋务能让国家富强。还有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也肯定李鸿章办理洋务的功绩。

他们对李鸿章办理洋务的肯定，显然不同于当时官方主流，对李鸿章的功绩叙述，不论是先前御制的多篇祭文、碑文《国史本传》还是后来民国赵尔哭等人所编《清史稿》，都只称李鸿章剿发平捻和办理外交的功绩。

可见，洋务派与朝廷和清流派在评定李鸿章为“忠臣”面前，并无不同意见，所不同者在褒扬的重点不同。

朝廷和清流派多肯定李鸿章剿发平捻和办理外交的功绩，而洋务派则大力赞扬李鸿章办洋务的贡献。

实际上，洋务派借肯定李鸿章而肯定洋务运动，实际上是肯定他们自身。

维新派眼中的“同志”和“英雄”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曾上书李鸿章，对其评价甚高，赞其“深明逆顺明辨是非”，是维新的同志，并感谢他对维新事业的帮助。

康有为对李鸿章的称赞，虽然很大程度是为了策反李鸿章，希望从政治上得到李鸿章的援助，但也不乏对李鸿章价值的认同。至少康有为认可李鸿章与自己一样，希望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救亡图存。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要全面深刻的多。因其“不学无术”，梁启超认为李鸿章“为时事所造之英雄，非造时事之英雄”。具体来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梁启超“惜李之才”，认为李鸿章是忠臣、儒臣、兵家、政治家、外交家。其才华与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曾国藩等相比，不逞多让，比肩当时各国名臣如梅特涅、稗斯麦、格兰斯顿、伊藤博文等也无不可。

但李鸿章终因其“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昧于大局，无法成为拯救国家造就时事的英雄。

革命派眼中的“汉奸”

二十世纪初，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大力宣传革命思想，他们主张“驱除勒虏恢复中华”，强调满汉之别。在这段时间，他们视为清廷服务的汉人为大汉民族的“汉奸”，李鸿章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革命派刊物《檀香山新中国报》说李鸿章“实中国之民贼”，并且和梁启超一样，否定平发剿捻为李鸿章的功绩，称这只是“珍灭同类、剥丧民权，谓为勒粗之功臣，则有之谓为中国之功臣则未也。”

这显然比之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批评更加的激烈，但二者都明显的将效忠民族和国家，与忠于一家一姓的王朝观念分开了，这就影响了李鸿章在他们眼中的形象。

《香港中国日报》“自古无才不足以济奸前人论之详矣。如西汉之王莽东汉之曹操唐之李林甫卢祀南宋之秦桧此皆有过人之才以窃取高位而清之李鸿章则更驾而上焉。……李鸿章仅能为满清朝廷保其私产而不能为国家扩其利益也。”

显然在作者眼中，国家利益与满清朝廷利益不同，不仅不同，甚至还相冲突。这与清末清廷给李鸿章的盖棺定论，以及李鸿章身后传统文人将他比作诸葛亮、郭子仪等完美忠臣形象，做了彻底的颠覆。

显然在革命者眼中，李鸿章等人是为满人服务残杀同种的“汉奸。

清末，中国社会开始走向近代，但传统文化在人的思想中依然根深蒂固，对人物的评价更是影响深远。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是身处清末那样一个矛盾复杂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李鸿章不可避免的因为其政治主张，遭受来自各个不同政治群体的非议。他们各自秉持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对李鸿章口诛笔伐。

史家和普通知识分子对李鸿章的评价意见也相左，但大多保持了传统人物评价的视角，曰道德如何、才干如何、品格怎样等，始终无法摆脱彰善痒恶的鉴戒史学模式。

不过也有部分知识分子从传统中走出来了，开始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来评价李鸿章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出史学的近代化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评价李鸿章的人，大多是当时事件的亲历者，他们虽然能够真实的反映当时人们对李鸿章的印象，但也难免会受自己的主观感受所左右。

其典型表现就是，评价者偏执于李鸿章某事或某领域的言行和影响，形成局部印象，然后将这种印象推而广之，作为李鸿章的整体评价保存了下来。

这种情况，颇有盲人摸象往往以偏概全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