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女性得到的社会支持比男性多，主观幸福感也相对较多

通过描述性结果可以看到，学生群体的总体反刍思维、心理资本和学业拖延水平均处于中等程度，说明总体心理状态良好，思维模式不固化不偏执，且能在外界帮助下可以有效地改善学业拖延行为。

个体在成长发育过程中，心理健康会受到众多外界因素的影响。杨梓漪提出，心理健康呈中等水平的个体，在遇到负性事件时，更容易产生消极反刍思维，这会抑制心理资本的积极因素发展。

陆映霞等人在研究中发现，反刍思维与心理资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谢凤清提出，反刍思维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心理资本，且能通过心理资本进一步影响抑郁水平。据研究显示，大学生的心理资本能显著负向影响学业拖延行为。肖进等人发现心理资本起到负向预测学业拖延的作用，其中大三学生所受影响最大。

徐涛和毛志雄提出，对于大学生而言，提高心理资本中的希望、韧性、自我效能水平可以有效减少学业拖延行为。周斌发现，体育专业学生的拖延行为同样受到心理资本的影响。

学业拖延也被定义为自我调节失败的行为表现，有研究提出反刍思维正向影响学业拖延，徐旭指出高反刍思维个体极易产生拖延行为。

张庆华等人研究发现，反刍思维能够同时预测汉族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拖延行为。对于研究生来说，个体的反刍思维越高，其拖延行为越严重；注意调节能力也更差。

魏佳明和冯廷勇发现，由预期想象引发的情绪体验能够有效预测拖延行为，其中正性想象会减少拖延行为，负性想象会加剧拖延行为。之后研究发现，反刍思维可以显著影响学业拖延。虽然反刍思维被很多学者所，但有关积极反刍的研究却很少大学生交往心理差异性，绝大多数研究还是偏重于消极反刍思维的作用机制。

从性别变量的差异性来看，研究中的学生群体在心理资本和期望改善拖延上有显著差异。相对于男生来说，女生的乐观水平和期望改善程度普遍要高。

严标宾等人的研究得出，在当今社会，女性得到的社会支持比男性多，因此形成的主观幸福感也相对较多。

积极心理学因素还包括主观幸福感、感恩等变量，与心理资本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另外，家长、老师对于男生的要求普遍较为严苛，给予的情感理解也较少，而女生大多数性格温柔乖巧，得到的情感支持与理解较多，因此对于情绪的积极体验也较为深刻。

这也导致了女生在乐观这一积极情绪水平上普遍比男生要高。这与王蓓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对于期望改善拖延的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大学校园的学习生活和高中时期截然不同。

高中需要面临巨大的学习压力，而大学里的压力除了学业课程外，更多的是来自于社交压力。这就需要大学生去有计划性地平衡学业与社交活动。对于男生来说，课余时间可能多数是用来打游戏、打篮球等娱乐活动上。如果出现学业拖延，他们可以通过减少自己的娱乐时间来完成作业；而女生则可能大多数将课余时间用在组建社团活动或外出实践上，这就需要她们有计划性地平衡学业与社交活动。一旦出现学业拖延行为，这将会带给女生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与压力。

因此女生会比男生更期望改善学业拖延行为，这与贾立茹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大学生在学业拖延程度上无性别差异，这与李红霞等人研究一致。反刍思维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这与杨娟等人所得结论相同。

但也有研究发现，相对于男生，女生更容易出现反刍思维，推测造成差异的原因是所选测量群体具有差异性，以及测量工具及方式的差异。研究一大学生反刍思维、心理资本和学业拖延的现状研究从专业变量的差异性来看，该学生群体在反刍思维、心理资本和学业拖延上均无显著性差异。

推测可能原因是理工科学生偏重于空间推理，总体上多细节；而文科生偏重于逻辑顺序，多整体框架。不同专业的学生在遇到困难或重大挫折后，在反刍思维、心理资本和学业拖延这三个变量上的重点不同，因此也就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陈红丽、郭素然等人的结论一致。但也有研究发现相对于理科类学生，文科学生的韧性与自我效能水平普遍偏高，推测造成差异的原因是所选测量群体具有差异性，以及测量工具及方式的差异。

从独生子女类型的差异性来看，该学生群体在学业拖延程度上无显著性差异，但在期望改善拖延上差异显著。相对于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对于改善拖延的愿望较强烈。推测可能原因是，学业拖延程度与独生子女类型并无实质性关联。

但相对于独生子女来说，非独生子女获得的情感理解和亲情都比较少，因此自主和自立能力相对较高，这也就导致非独生子女更倾向于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在同样存在学业拖延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可能会被父母亲自监督去改善拖延行为，而非独生子女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自我监督来改善学业拖延行为，这与孙贺的研究结果一致。在心理资本上无显著性差异，推测可能是因为独生与非独生子女所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相同，因此心理资本这一积极变量水平也近似相等，与孙玮玮得出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反刍思维上无显著性差异，这与苗恒增研究结果一致，验证了独生子女类型不是反映反刍思维水平的依据。从年级变量的差异性来看，该学生群体在反刍思维、心理资本和学业拖延上均差异不显著。

在反刍思维上，本研究中各年级学生无显著差异，与王媛的研究结果一致。在心理资本上，与肖雯和李林英的研究结果不同，肖雯发现大一新生的心理资本高于大四学生，且呈逐年下降趋势。

在本研究中，大一与大四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相近，而大二与大三的心理资本水平相近，且高于大一与大四年级。这可能是因为大一新生在刚刚进入大学生活，可能会出现恋家、社交能力差等不适应情况，导致了他们的心理资本水平较低。而大四学生则面临着毕业、找工作等问题，面对的压力也十分巨大，因此心理状态也较差。

相对比之下，大二与大三学生处于熟悉学校环境、无毕业压力的情况，因此心理状态相对较好。在学业拖延程度和期望改善拖延上无显著差异，与徐明津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推测可能是因为大一学业压力并不是很大，再加上有许多社团招新活动，很容易导致大一新生出现学业上的拖延行为，因此倾向于改善拖延；或者是因为测量群体的差异性。

从家庭所在地类型的差异性来看，该学生群体在心理资本和学业拖延上存在显著差异。就心理资本来说，家庭所在地为城镇的学生群体在心理资本总分及希望、自我效能维度上得分较高。推测可能是因为所处社会和家庭文化背景不同，从而带给个体的幸福感和乐观情绪也不同，导致心理资本水平也不同。

这与孙玮玮的研究结果一致。就学业拖延来说，家庭所在地为农村的学生，其学业拖延程度普遍高于城镇学生；但在期望改善拖延方面，两者差别不大。这与张莹所得结论不同。推测可能是因为城镇学生所处的生活环境相对多样化，竞争压力也较大，很容易被各种补习班灌输“争分夺秒”的想法，一旦出现学业拖延行为就很容易落在别人后面。

再加上城镇父母可能更注重和子女交流学业情况，因此他们出现学业拖延行为较少，而期望改善拖延与家庭居住地可能并无很大的关联度。就反刍思维来说，并无显著性差异，这与苗恒增的研究结论一致，验证了家庭所在地不是反映反刍思维水平的依据。

从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性来看大学生交往心理差异性，该学生群体在反刍思维、心理资本和学业拖延上均无显著性差异。就反刍思维来说，与王媛的结论一致。就心理资本来说，与彭贤和陈礼灶的研究结果既一致，又不同。彭贤等人发现父亲受教育程度在心理资本上无明显差异，而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

推测不同的原因是母亲受教育程度对于子女的心理素质等方面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就学业拖延来说，推测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子女学业拖延并无直接联系。无论是哪个学历层次的父母，都希望为子女创造出最好的学习环境。因此父母受教育程度影响更多的可能是子女的教育投入与收资情况，而不是学业拖延行为和期望改善拖延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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