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囚被充军千里，衙役偏爱押送女囚的原因

自有史书记载以来，押送囚犯就一直是一件苦差事。

因为押送犯人往往意味着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即便是交通发达的21世纪，上班族们也大多不喜欢“出差”，更别提是纯靠脚力和马力的古代社会。

不过这还只是小事，万一押送了什么不得了的犯人，碰上个什么意外，可能最后小命都难保。因此许多当差的衙役都不喜欢接这个活儿。

然而，唯独有一份差事例外，那就是负责押送被流放到蛮荒偏远之地的女囚犯。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明押送被判处“流刑”的犯人需要更加经过漫长艰辛的跋涉，比押送一般的犯人要辛苦得多，但就因为犯人的身份是女囚，这份差事就成了衙役们竞相争抢的香饽饽。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衙役们对待押送女囚的态度如此不同呢？

什么是流刑

“宁古塔”一词，在我们今人眼中，不过是个时常出现在电视与小说中的偏远地名而已。

殊不知，仅仅在几百年前，那时候的人对这个地方根本就是闻之色变，唯恐避之不及。

宁古塔位于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在科技与医疗不发达的古代，这里完全是一片天寒地冻、不适宜生存的荒凉地带。

以那时的交通状况来说，生活在中原以及江南富庶地区的满汉老百姓，如何着也不该和这个地方有什么牵扯。

可是偏偏，宁古塔在清朝老百姓之间极为出名，究其原因，和“流刑”这个历史悠久的刑罚关系颇深。

在各种野史与正史记载中，可以得知我国古代有许多著名的刑罚。

比如秦国商鞅死于车裂，明朝开国大将蓝玉被剥皮，然而，这类残忍的刑罚并不是我国古代刑罚体系中主流的内容。

自隋唐起，刑罚就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体系，以“笞、杖、徒、流、死”五大刑为主。

而其中的流刑，其实早在尧舜禹时期，就已经有所记载。

《尚书·尧典》上就曾有将共工流放至幽州的描述。

随着朝代的更迭，流刑逐渐成为一种法典认可的官方刑罚，除了流放地点有所差异，在作用上可谓是大同小异。

例如到了清朝，宁古塔才从一块不毛之地，成为世人皆知的流刑之地。

说起宁古塔与流刑，那必须要提到清朝著名边塞诗人吴兆骞，这个因为意外卷入一场科举舞弊案而惨遭流放宁古塔23年的老倒霉蛋。

顺治十四年，吴兆骞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却还没等高兴多久，十一月就因被人诬陷牵扯进了当时的科举舞弊案中。

第二年他奉旨入京参加复试，因为舞弊一案在前，考试现场戒备森严，刀枪林立，将文弱书生吴兆骞吓得连笔都握不住，更别提写字答题。

于是最后考得一塌糊涂，直接坐实了他的舞弊嫌疑，吴兆骞全家因此被判处流放宁古塔，永不复还。

直到23年后，在好友顾贞观的帮助下，通过纳兰性德在宫中担任要职的父亲多番运作，才得以回京。

可惜回京仅仅三年后便去世。

从吴兆骞不幸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得知，流刑是一种迫使戴罪之人背井离乡，长途跋涉至一个遥远荒凉苦寒之地生活，非赦免不能返乡的刑罚。

根据罪行的轻重不同，有时还会有路程远近上的区别，分为一千里、两千里或者三千里不等。

被流放的犯人需要全程带着沉重的枷锁，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徒步走完这上千里路途。

而对于有着厚重的故土情结的中国古人而言，“此生有可能再无法回到故乡”的事实，也会给犯人的精神上带来极大的痛苦。

因此，如果有些犯人在牢狱中受过刑讯，或者在路途中患病，极有可能在多重折磨之下，根本无法到达流放之地，便凄凉地死在流放途中。

而即便熬过一路艰险抵达流放之地，怎么在语言不通、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生存下来，也是极大的挑战。

简简单单的流放二字，能在五大刑中仅次于死刑存在，就足以说明这一刑罚的酷烈。

衙役——流刑的执行者

既然流放是一种刑罚，那就必然有决策者、执行人和监管者。

流放的判决，多数情况下，是由皇帝本人亲自决定的。

这也恰好反映出，流放之刑并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获得的刑罚，而是经常会落到一些犯了罪的官员、士人头上。

对于一些犯了事的官员，偏又罪不至死，最后常常就会被皇帝下令流放到偏远之地。

例如有一口铁齿铜牙的纪晓岚，又或者因虎门销烟而名垂青史的名臣林则徐，都曾因罪而被判处流放。

除此之外，判处这些官员流刑，也是给双方都留下了一定的转圜余地。

对于那些被判处流放固定年限的官员，一旦达到期限，就可以动身返乡，甚至能够官复原职。

纪晓岚便是在仅仅被流放两年多后，就被乾隆召回，不但官复原职，最后还官至尚书，总管编撰《四库全书》。

同时，对于一些身份显赫、财力充足的犯人而言，流刑也没有那么可怕。

光绪二十六（1900年），光绪的堂兄弟载澜因鼓动慈溪太后利用义和团攻打洋人，而被八国联军事后清算，慈禧太后只能下令将他流放至乌鲁木齐。

载澜虽说是被流放，但由于身份显赫，财力雄厚，上下打点之后，在流放之地同样过起了逍遥自在的日子，甚至在当地娶了一位年仅17岁的妻子。

如果说做出判处流刑的决策是碰碰嘴皮的容易事，那么需要亲自押送犯人一路翻山越岭就是十足的苦差了。

这件事最终都需要由官府中的衙役们来负责。

说起在古代当衙役这份差事，听起来像是吃官家粮的稳定行当，许多人大概会以为这工作等同于我们现在的“铁饭碗”。

可事实上，衙役并非一份稳定有保障的工作，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雇佣合同工。

尽管也能被人称一声官爷，但没有编制，没有五险一金，在各个政府机构中都属于工资低、地位也低的职务，做的工作也总是最辛苦。

每当有需要押解流刑犯人前往服刑之地时，就需要衙役们出马。

不过，押送犯人算得上是出公差，衙役们可以拿到有比平时俸禄高许多的工资补贴。

另外，对于成日生活在上司压迫的底层的衙役们，押解犯人正是他们掌握权力、翻身做主的难得时机。

人一旦得势就很容易变得猖狂，鲁迅先生曾鞭辟入里地形容道：奴才如果一跃成为主人，就会变得比主人更加耀武扬威。

衙役们正是这样，放肆地行使手中的一点权力，以满足自己的自尊心。

可是这点身份地位的转变带来的心理安慰，也并不能让大多数衙役忽略流放路途中的漫长与辛苦。

千里跋涉，远离妻儿，即便忽略途中可能遭遇的危险，哪怕只要有一个犯人半路脱逃，那留给衙役的就将是残酷的杖刑，或者同样的流放之刑。

在这种形势对比之下，衙役们顿时纷纷争抢起押送女囚犯的工作。

那么，押送女囚犯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衙役偏爱押送女囚的原因

前文说到，会被判处流放之刑的多半是些官员，或者如吴兆骞这样牵涉到大案要案的士人。

而会被判处流刑的女囚犯，一般都是男人做官出了事，连累了全家甚至全族流放。

这时就会有家中无辜的女子被牵连，横遭不幸。

吴兆骞一人倒霉，就拖累全家被一同流放，他还曾为此作诗悲叹：

“敢望余生还故国，独怜多难累衰亲。”

这样的飞来横祸对于古代那些深闺中长大的柔弱女子而言几乎是没顶之灾。

衙役们却十分乐得押送女囚，原因之一，就是女子反抗能力更弱，逃跑的概率会大大减小。

虽然出差在外，衙役们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可以随意驱使甚至打骂囚犯，但无论怎么，他们不能够使囚犯半路逃走。

乾隆二十七年，镶蓝旗马甲苏崇阿负责押解一伙盗窃犯，途中一不留神，竟让窃贼逃脱，苏崇阿因此被流放至伊犁。

而当押送对象换成了女囚犯后，这些身体孱弱，一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根本没有能够在他们手中逃脱生天的能力。

再加上自宋朝兴起的“三寸金莲”风潮，这些贵族女子大多从小裹足，不良于行，仅仅是行路都很困难，更遑论逃跑。

原因之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押送女囚能够使押送的衙役得到更加丰厚的钱财。

作为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妻女，即便获罪抄家，也并非失去了可以仰仗的靠山。

许多女子出嫁前便是大户出身，遭难后如若夫家失势，娘家人往往也会不忍，为其付出高昂的贿赂金额。

有时这些囚犯除了流刑之外还会被判处额外的仗刑或者笞刑，《水浒》中豹子头林冲就被判处流放并加杖刑二十，所幸被鲁智深救下，不然恐怕结局难料。

而这样的折磨壮汉尚且难以承受，女囚更是生死两说，因此也会花钱去避免灾祸。

有些财力强横的家族，甚至会为女囚犯准备马车，以及婢女，贴身照顾女囚的起居。

衙役在丰厚的报酬促使下，还会为女囚解开身上枷锁，并搭乘女囚的马车。

表面上仍然是押送犯人，实际上更像是拿着高薪、公费旅游外出观光一般。

通过押送流刑女囚犯，许多衙役都赚得盆满钵满。

遇到这种好事，衙役们为此抢破头倒也不足为奇了。

原因之三，地位低微的衙役其实十分难得有机会见到这些美丽的贵族女子，押送女囚的过程便也比押送其他犯人更吸引他们。

不过尽管衙役们会在押解途中滥用权力，但对于许多身份尊贵的女子也并不太敢动歪心思。

流刑并不是死刑，并且随时可能会因皇帝大赦天下而脱罪，所以对于一些有靠山的女子，惜命的衙役们大多是赚钱为主，欣赏美色为辅，同时乐于拥有回家后向朋友吹嘘的谈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