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时讽刺毛主席不会打仗的凯丰，他最终的人生结局怎么？

2016年10月22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票，邮票上出现的一个人物，引起热议。

这套邮票共6枚，其中第2枚的主题为“遵义会议”，邮票上除了毛泽东、刘少奇、王稼祥、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朱德等领导同志，还有一个对大众来说相对“陌生”的面孔.

这已不是他第一次上邮票，1985年和2015年的纪念遵义会议的邮票，也曾出现过此人。

此人名叫凯丰，在遵义会议上，他不但投票反对毛主席担任军事领导，还曾出言讥讽毛主席不会打仗。

凯丰

凯丰乃何许人也？既然他反对毛主席，纪念邮票上为什么会出现他的身影？他的最终结局怎么？

凯丰的本名为何克全，1906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他家境不错，因此能够接受较高级别的教育，上了武昌高等师范。

历史吊诡的是，那时代的穷苦人对天下不公感受最深，知道整个社会现状已是不可救药，但却不知救国良方在哪。反而是那些家境相对优越的人，知识面广，受教育程度高，能够尽早接触到共产主义理论，汲取革命思想，凯丰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接触到先进的马列思想后，认定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拯救中国的劳苦大众。

他19岁时，就在鲁迅主编的《莽原》上发表文章，探讨救国之道。此后凯丰很快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当中国革命处于低谷的时候，他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赴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闻名遐迩，从那里走出了不少中共风云人物，如王明、博古、张闻天、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等。

凯丰能作为其中一员，至少说明他极有才干，并非平庸之辈。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凯丰在莫斯科上学的时候，王明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凯丰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王明思想的熏陶，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受王明左右。而后他的政治生涯，也自然而然地跟王明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

王明

王明到中央没两年，凯丰也随之从地方调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书记。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凯丰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登上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中央。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凯丰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

此时，王明已经不在领导岗位上，而担任领导的博古(秦邦宪），也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生，执行的还是王明的路线，对凯丰依旧非常重用。

这时候的凯丰，刚刚28岁，堪称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

李德

由于博古和李德一直执行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给新生的红色政权和中央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博古的路线和领导能力受到质疑，凯丰的前途，看起来也将随之一片暗淡。

革命事业已经到了紧张的转折关头，原来那一套理论，被残酷的事实证明不适应革命新形势了，必须及时改弦更张，中国革命才有出路。思想深邃、坚持革命的先贤们都陷入了苦苦思索。

而博古和凯丰等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旧自我感觉良好。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凯丰也随军一起行动，当时他有两个身份，一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委，二是中央驻红九军团的代表。

凯丰资历尚浅，没有指挥过一场哪怕小规模的战斗，军事才能根本无法跟红军将领们相比。朱德、陈毅和贺龙、彭德怀就不必说了，比他小一岁的林彪，已经身经百战，即便是比他小十岁的肖华，也已历经战火考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能率领千军万马，上阵迎敌。红九军团的罗炳辉，同样也是久经沙场，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东征战争和北伐战争。

凯丰虽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军事，但都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学的东西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灵活运用才行。

因此在军事上，凯丰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是有一点，凯丰是王明的学生，是博古的师弟，政治立场一致，私人关系也比较好，又担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

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负责制定红色政权的内外政策，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法律等等。而且凯丰还头顶着一个耀眼的光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要知道五中全会上，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这些中共党史上的风云人物，也不过是中共中央的候补委员。

如此重量级的人物，在那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自然要表达自己的立场。

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是党史上一次具有重要转折性质的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生死攸关的会议。

会议召开的背景已经交代过，那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转战过程中的严重受挫，如1934年12月初的湘江战役，红军减员百分之六十。

会议的主题在参与者的心目中大都已经定下，那就是要纠正博古、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让红军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如果此时还不来个急刹车，急转弯，中国革命的多年成果，就会被彻底葬送。

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的代表一共是20人，他们都是党史上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

毛泽东、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简称三人组）”成员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陈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三人组”成员博古、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红八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李卓然、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央”三人组”成员李德、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翻译伍修权，还有本文主人公凯丰。

由于在此之前一度遭受排挤， 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会议增补的。

在此之前，红军的决策权名义上是三个人决定，即三人组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为了革命大局，周恩来在会上首先作了报告，对红军遭遇的失败主动承担责任，而李德面对惨痛教训，却选择了默不作声。

博古

在周恩来作报告之前，博古已经做了报告，他理直气壮，言道反“围剿”失败不是指挥上的失误，而是国民党军队太强大了，试图推卸责任，仍然想牢牢抓住军队指挥权不放，让红军继续向湘西挺进。

周恩来的报告和博古的报告立场截然不同，结论也完全相反，这让会议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如果这是一场比赛，两派的见解相对于是打成了一比一，平局。

这次会议上的朱德、林彪、聂荣臻、彭德怀等军事将领，都曾经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百炼成钢，对他的军事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博古继续担任领导人，赞成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军事工作。

但是他们在中央的地位较低，对于大局所起的作用都没有“三人组”大，因为他们是中央最高领导，军事决策权在他们三人手里。

究竟能不能让毛泽东复出，主要是看他们三人的态度。

既然最高三人组中的博古和周恩来一个反对，一个赞成，另外一个自发形成的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成员们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时候张闻天站了出来。

张闻天没有和稀泥，一上来就尖锐地批评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说博古的总结没有实事求是。他的发言一下子震动了会场，大胆超出所有人，尤其是博古的预料。

王稼祥则在毛泽东发言之后，带病起立鼓掌，让到会人员产生共鸣。

张闻天和王稼祥这两位在中央举足轻重的领导人，这一次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闻天、王稼祥和博古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是在苏联留过学，他们的立场相当重要，说明博古所做的一切大错特错，失去人心。

他们二人拥护毛泽东的态度，对会议的成功举行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谈到遵义会议时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即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

张闻天

能让这两个人在关键时刻转变态度，绝不是偶然的结果，毛泽东在事先做了大量工作。

长征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深受疟疾困扰，身体虚弱；王稼祥身体内遗留有子弹，高烧不退；因此博古和李德最初安排，不想让毛泽东和王稼祥参加长征，然而二人极力争取。

长征途中，毛泽东和王稼祥都坐在担架上，结伴行军、共同宿营。而张闻天身体也不太好，与二人相距不远，三人经常一路聊天。宿营的时候，更是拉开话匣子就关不住。

随着接触的深入，张闻天逐渐意识到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

毛泽东及时跟二人拉家常，向他们讲解自己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诠释自己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如此一来，二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认为毛泽东是正确的，只有他才能带领红军度过难关。

遵义会议的时候，王稼祥果断投出了关键一票，赞成恢复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王稼祥

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后常说：“他（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是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一票。”

其实遵义会议时是以鼓掌“投票”的方式通过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的，并没有投票唱票这个程序，毛主席后来所说的“投票”，是一种比喻，是一种人心所向。之所以没有实际投票，正是因为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表现出来的态度十分一致，赞成毛主席来掌舵。

在毛泽东复出是众望所归，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有一个人却站了出来，与大家大唱反调，不赞成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此人正是本文主人公凯丰。

凯丰说毛主席根本不懂军事，没有上过军校，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些武断的评语遭到了与会同志的强烈反对。当时毛泽东心平气和，问起凯丰：凯丰同志，你看过《孙子兵法》，请问里面有多少章节？

凯丰当然也没有看过，所以无言以对。

多年以后，毛主席还记得这件事。老人家笑言，有的同志讲我只靠两本书来指挥打仗，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这是没有道理的。打仗如何可以照本宣科？看了两本书能指挥战争？再说了，当时我还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呢，逼得我后来找到翻了翻。

其实毛泽东是就事论事，并非翻旧账。

不错，凯丰反对毛泽东，无非是想要报答王明和博古对自己的“知遇之恩”，板凳决定屁股，并非为了维护真理。因为他自己也确实不懂军事， 是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

但是，我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度，开会的时候谁都可以畅所欲言，无论表达什么立场，只要是在会议上公开表达的，都无可厚非，理不辩不明。

所以，关于遵义会议的细节，史料中最初是没有披露的，也根本没有必要披露，如果披露的话，反而显得小家子气了。

史料可以不讲，但回忆录是可以写的。

直到毛主席去世后，陈云于1977年9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回忆“遵义会议”的文章，在里面提到了凯丰，也讲了他讽刺毛主席的细节。后来，聂荣臻的回忆文章也点出了凯丰的名字。

由于当时的中央领导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都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态度无足轻重。

认真讲来，凯丰的初衷，也是为了中国革命，并非包藏祸心。所以在80年代之后，发行的三枚纪念“遵义会议”的邮票，凯丰同志也在上面，说明此人也对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说明我们是讲究实事求是的。

后来凯丰怎样了？

随着长征的顺利进行，红军一步步走出困境，毛主席挽救了革命，引领人民军队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事实胜于雄辩，凯丰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开始真心实意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从讥讽、挖苦到处处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而党中央对于凯丰，依旧信任和重用。既然在军事上，凯丰是外行，所以在长征之后，他主要是在宣传部门工作。

1938年2月，凯丰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并参加党报《新华日报》编委会。

作为党的喉舌，该报很好地宣传了党的各项政策，为抗战的胜利也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1939年1月。凯丰到重庆工作，作为周恩来副主席的助手，在那里做了大量统战工作。

1940年底，凯丰回到延安，任中宣部代理部长。这期间，凯丰积极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组织、督促、检查工作，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

1945年，凯丰又到东北走马上任，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参加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中共沈阳市委书记。

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的地位相当重要，作为沈阳的一把手，凯丰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将几百万人口的沈阳的生产、市政、社会秩序搞得井井有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2年11月，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院长，为党的宣传理论工作呕心沥血。

凯丰虽然反对过毛主席，那是一时的糊涂，并没有冥顽不化。他对革命工作的态度还是认真负责的，经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也因此积劳成疾，凯丰同志于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年仅49岁，属于英年早逝，是我党的一大损失。

1955年3月24日为凯丰举行的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亲自主持，这足以说明，毛主席、党中央对他革命的一生，是持肯定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