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文学——真实的《金瓶梅》，无愧天下第一奇书之名（下）

上一篇我们简单了解了《金瓶梅》一书诞生的时代背景，明白这本奇书的描述的其实就是当时明代中后期社会的真实写照，朝庭无能、官商权贵互相勾结剥削百姓、社会道德沦丧、人人沉醉欲望。不少人看完《金瓶梅》都表示他是一本绝望之书，确实如此，因为全书没有一个正面人物，没有一起可以得到正义审判案子，所有人物都是在被简单的利益和欲望操控着，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怎能不让人感到绝望呢。

当然这本书能成为经典名著肯定不止于此，这一篇我们就来简单谈一下，《金瓶梅》这本书的文学内核！他的很多情节和思想即使放到今天的社会都依然不过时，里面的很多人物，甚至在现在都能在我们的身边找到他们的影子。不得不说，只要是人就逃不过欲望啊，原始的欲望，对于财富、色欲、权利的追求贯穿了人类的所有社会。

《金瓶梅》与同朝的三大名著有何不同

我们可以知道，明朝其实也是一个儒家思想主导的朝代，无论是社会政治构成还是文学思想，前中期都基本是儒家思想为核心。对于其他三本名著的内容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最早出现的名著《水浒传》诞生于明朝初年洪武年间，说的是一众好汉被朝廷逼上梁山落草为寇替天行道、后被朝廷招安的一系列故事，《水浒传》一书虽然也是很注重人情世态的刻画，但是他却算不是是一本世情小说，因为它的主要内容还是在讲述梁山好汉的“义”与“忠”，这两字贯穿了整个《水浒传》，所以它主要思想还是儒家。

之后就到了明初建文年间的《三国演义》，叙述角度其实采取的是刘备立场，和民间故事中拥刘备反曹操、复兴汉室的情感是一致的。可以说，这部作品思想观念的实质，无非就是君臣忠义而已。比如诸葛亮的忠诚，刘关张的兄弟义气，仍然是非常传统的儒家思想，追求大一统、讲究君臣父子关系。我们读小说的时候，忠臣奸臣，君子小人，也是一目了然。

到了明朝中期嘉靖年间的《西游记》，它虽然讲述的是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但是它的主要内容还是讲述唐僧一行人的历险和孙悟空的抗争，依然是一个有着儒家思想内核的神魔小说，这也传递了一种信息，佛道教的思想在明朝中期已经开始出现并且融入文学创作中。

直到《金瓶梅》一书出现，《金瓶梅》不像它以前及同时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那样以历史人物、传奇英雄或神魔为表现对象，而是以一个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从而同传统的官僚地主有别的恶霸豪绅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为主轴，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真实地暴露了明代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

《金瓶梅》无论丛思想还是内容创作上在当时都可以称得上是独一类，它批判社会、批判人伦道德，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几乎是全方位的否认，但是他在批判和否认后并没有陷入一种思想真空的怪圈里，而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佛道世界观，提倡人们远离现实中这种酒色财气欲望，明白现实中的欲望最终会化作虚无，让人超脱于欲望之外去看待世界。这就不止展现了作者对现实的批判和激愤，更包含了一种超脱和悲悯的意味。

传统程朱理学的没落与儒释道三教合一

程朱理学，是宋元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与心学相对。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主要思想是“天理”“格物致知”论，意在通过观察外部事物来获取知识，还讲究“存天理，灭人欲”，这就对当时社会的读书人作出了非常高的道德标准，要你追求真理，又要提高个人的道德标准，努力让你成为一个“完人”。

在宋元朝时期，程朱理学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元朝更是被被定为官方学说，达到了一个顶峰，传承到明朝初期程朱理学也是主流思想。但是到明朝中期，传统的程朱理学开始出现了不适性，其实不难想象，一套对人的道德要求这么高的儒学思想，是无法在那个人心浮躁、欲望膨胀的社会立足的，在作者生活的那个年代，太脱离实际了，人人都在忙着赚钱，社会道德跌倒了底点，你去和人说儒家那一套反而是会遭人嘲笑。

在明朝中后期不少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早期程朱理学那一套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社会了，反而是佛教道教这一套在社会上很有市场，比如说劝人向善呀，做些力所能及的善事，如何去修行养性，处理和控制对财色的欲望。那些让你保持高的道德标准，研学儒家的，老百姓听不懂，反而是这些通俗点的百姓简单易懂也乐于接受，于是大学者王阳明便尝试着”引佛入儒“，把佛教的一些思想融入儒教中，这样就是明朝中后期非常重要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三教一致的思想。

《金瓶梅》作者也是很明显的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正如书中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到最后一百回——普静师幻度孝哥儿，全书从玉皇庙结拜开始，到永福寺出家结束，这就是作者精心设计和安排的，由道始到佛终，佛道并重引领全书的结构。

所以我们由此可以知道，《金瓶梅》这一套佛道世界观和思想并不是作者的凭空臆想，他是根植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思潮之中的。

《金瓶梅》的重要思想遗产

《金瓶梅》作者在书中传递了两种最重要的文化思想遗产，一是佛道的价值观，二是“无善无恶”论。

首先是佛道价值观，作者在书中对这种思想是作出了肯定的，文中有不少的内容都在表述佛道中的思想，如财色欲望只是过眼烟云、多作善因多结善果、宿命轮回等。

这“财色”二字，从来只没有看得破的。若有那看得破的，便见得堆金积玉，是棺材勤带不去的瓦砾泥沙；贯朽粟红，是皮囊内装不尽的臭淤粪土。高堂广厦，玉宇琼楼，是坟山上起不得的享堂；锦衣绣袄，狐服貂裘，是骷髅上裹不了的败絮。即如那妖姬艳女，献媚工妍，看得破的，却如交锋阵上将军叱咤献威风；朱唇皓齿，掩袖回眸，懂得来时，便是阎罗殿前鬼判夜叉增恶态。罗袜一弯，金莲三寸，是砌坟时破土的锹锄；枕上绸缪，被中恩爱，是五殿下油锅中生活。——《金瓶梅》第一回

但是这并不代表作者笔下的诵经念佛、皈依佛门之人就是正面人物，反而全文完全没有一个正面人物，正如文中西门庆的大老婆吴月娘，她就是一个整天诵经念佛之人，吃斋饭，哪哪都把佛祖佛经挂在嘴边的一个人，但是书中是如何写她的呢，说：此人若能成佛道，西方依旧黑漫漫。在西门庆死后，吴月娘处理西门庆的小老婆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对自己女儿女婿也是十分恶劣，女婿陈廷敬被赶出家门，霸占其父亲留下的财物，动用官府关系试图整死他。这样的狠毒心肠哪像一个有佛心的人？但是她却对寺庙和僧侣尼姑那是一掷千金，十分慷慨。那么作者既然把佛道的价值观作为其重要的一个思想，却在小说中塑造一个这样讽刺的人物，是否是自相矛盾呢？

其实作者这一套佛道的价值观主要是教你怎么去处理欲望，而不是让你去吃在念佛，作者正是用了吴月娘这一形象来讽刺和表达了一种观点：这世上有一些人，总以为平日里吃在念佛诵年佛经就能求得”出世了“，有很多吃斋念佛的人，他们陷在尘世中比谁都深，他们的欲望比谁都强烈，他们看似皈依佛门，实际到头来还是在追求名利富贵。还有一方面是作者对当时世俗佛教的批判，说明当时明朝社会功利之毒已经深入骨髓，这种金钱至上的思想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佛教，那些僧人尼姑劝人向佛，不过也是为了挣钱罢了。

所以说《金瓶梅》所说的佛道世界观，其实是在告诉你人世无常、苦海无边，你要是过于看中财色欲望，你的生活便是充满苦楚，那些被名声地位。金钱欲望所困住的人，在尘世间是难以得到解脱的。

第二个是”无善无恶“论，在当时，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以前那一套”善恶论“的教条以及不适合那个时代了，所以开始引入佛教禅宗的“无善无恶”论，在禅宗看来，“善恶”是人执念的两个极端，作恶固然罪恶，但是执着于行善亦显得虚伪。所以《金瓶梅》作者跳出原本那一套善恶的世界观，提倡“无善无恶”论，用“真伪”来代替传统认知的“善恶”，在中国之前的传统小说价值观就是讲究善恶，凡人事物都有正邪善恶，而《金瓶梅》不和你讲这一套，它和你讨论“真”，在价值观上，真伪和善恶有同等的重量，这样系统的谈论真伪的价值观在中国传统小说上也是第一次。

这里的“无善无恶”论主要指的是王阳明儒家心学上的，与佛教的“无善无恶”有一定的区别。佛教的”无善无恶“是说你只要修行悟道，开悟成佛就行，并不要你去关怀天下；而儒家心学中的“无善无恶”，指的是不要”有意为善“与”有意为恶“，为人要“言行一致”，成为一个”真人“。

比如说《金瓶梅》中所描述的人情社会中，官员交接，朋友阿谀，生意往来，妻妾相处，都披着一层周到、体贴、讲礼数的外衣。你乍一看，这是一个人人都很温柔的社会，都过着挺有道德的生活。而只有到了事败人散的最后关头，你才会发现，所谓的离心背叛或者落井下石，才会陡然出现。人心恶毒，等到露出它的真实面目的时候，对当事人来说，往往为时已晚。这就是人与人深层次的无善，是一种“伪善”。而真实的社会中往往就是如此，无论是善恶都包含着真伪，世界没有那么多绝对的黑与白，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真伪的重要性便体现出来了。《金瓶梅》中的大小人事，都在说”世情之假往往从真而来“，无论是真善还是伪善，只要遇到利益就会立马消失，露出其丑陋的真面目，这其实就是作者观察到的、所描写的基本人情世态。

《金瓶梅》中就有这样一个人物，作者不惜笔墨，从善恶和真伪两个层面去塑造，她就是潘金莲。她不仅沉迷欲望，勾搭武松，勾引女婿，临死还拿王婆的儿子来发泄欲望，而且狠毒程度与西门庆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杀武大郎，间接害死西门庆甚至其的儿子，从传统善恶论的观点来说，潘金莲算得上是《金瓶梅》第一大恶人。

但清代文人张竹坡曾经评价作者写潘金莲这一人物不用一处顿笔。所有的言行举止和心理状态，作者都在用一种灵动的笔法来刻画她的风韵和趣味。潘金莲虽极淫，但骨子里却也要强，尽力的在维护自己作为旧时代女性的那一点脆弱的尊严；她虽对人狠毒，但对身边的丫环庞春梅可谓仁义，她们既是主仆，又情如姐妹，又有一种互帮互助相依为命的感觉。无论是谁与庞春梅发生冲突，潘金莲总是不顾安危的维护她，而最后潘金莲被武松所杀，没人想再和潘金莲扯上一点关系的时候，也是庞春梅为潘金莲收拾了尸体，葬在了永福寺中，并且每年清明都去为其祭拜焚香。

在《金瓶梅》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无论是男女之情还是朋友交往，处处都充满了伪善和虚假，但是潘金莲和庞春梅的感情仁义却超脱了功利关系，不离不弃，足以说明了作者对两者关系以及潘金莲真性情的偏爱。从传统善恶来说，潘金莲的毒辣凶狠无疑是一个恶人形象，但是作者在受到佛教禅宗和无善无恶的影响下创立的“真伪”维度中去看，对潘金莲所表达的活泼率真的一部分无疑是持有肯定态度的。

如果你能理解这一个思想，跳出传统的善恶观念再去看《金瓶梅》，你就会发现它和你所了解的传统小说完全不一样。《金瓶梅》作者在价值和道德层面上，真正关注的并非简单的善恶，而是真伪问题。作者对于伪善和真恶都是表现出厌恶，但是他更讽刺伪善，真小人和伪君子，作者更讨厌伪君子。因为“真恶”之人他的“真”的一面尚还值的肯定，在那个伪君子盛行的时代，写一些真小人、真恶人，这就是《金瓶梅》作者的一种态度，作者更看重的，是真实与虚假。

兰陵笑笑生与《金瓶梅》的艺术贡献

艺术就是要展示真善美，这个相信是没有人否认的一点，但是回顾世界小说史，我们都不难发现，有时候描绘美的事物的艺术未必都是美的，描绘丑的事物的艺术却可能会是美的。

兰陵笑笑生的美学贡献，首先是他把现实的丑引进了小说世界。或者说，小说艺术的空间，因“丑”的发现而被大大拓宽了。如果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巨著的艺术倾向已经不是一元的、单向度的、唯美的，而是美丑并举、善恶相对、哀乐共生的，那么，《金瓶梅》的作者，则在小说世界中又有了一次巨大发现，即“丑”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它清楚地表明：自己并非是美的一种陪衬，因而同样可以独立地吸引艺术的注意力。在《金瓶梅》的艺术世界里，没有理想的闪光，没有美的存在，更没有一切美文学中的和谐和诗意。它让人看到的是一个丑的世界，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一个令人绝望的世界。它集中写黑暗，这在古今中外的小说史上也是独具风姿的。

化丑为美是有条件的，作者内心有自己的崇高的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之光。凭借这审美理想的光照，才使《金瓶梅》所描绘的丑具有社会意义，具有对生活中的丑的实际批判的能力，具有反衬美的效果。如果对丑持欣赏、展览的态度，那么丑不但不能升华为艺术美，反而成为艺术中最恶劣的东西。

高尔基说：“人说杂色的，没有纯粹黑色的，也没有纯粹白色的。在人的身上掺和着好的和坏的东西。”《金瓶梅》在人物塑造上的重大突破就在于它不是肤浅地从“好人”、“坏人”的概念中去衍化人物的感情和性格行为，而是善于将深藏在人物的声容笑貌里，甚至是隐藏在本质特征里相互矛盾的性格特征揭示出来，从而将反面人物塑造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表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复杂性，这对当时中国传统小说甚至世界小说史都是一次大胆而有益的探索，它不仅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创作模式，更是回答了当时时代所提出的现实问题。

就此成就而言，《金瓶梅》就无愧为天下第一奇书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