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知县和县令都是县长，甚至有不少人认为，这二者就是同一个官职。
事实上，“知县”和“县令”，虽然仅有一字之差，但待遇却千差万别。
县令
“县令”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赵国、韩国、魏国和秦国，都将管理县的官吏，称为“县令”。
秦国最先提出“县令”这个称呼，商鞅变法后又将村落组合设立成县，并且由县令出面治理整片区域，此时的县令直接隶属于中央。
到战国末期以后，各国的领地逐渐扩大，设立的县也越来越多，中央对县的管控越来越难。在这种情况下，“郡”应运而生，郡守出面管理县令，以此来加强中央集权。
古代大多数领地，都是诸侯国通过战争手段得来的，因此他们对这片土地，通常并不会有很深的感情。
相反为了填补自己战争中的损失，他们都会在新得的土地范围内，征收大量赋税，这引起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矛盾，也会一触即发。
数次动乱后，各诸侯国的领导人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更好的统治一个县，他们通常都会找一个在当地有话语权的本地人，担任当地的县令。
这个人，通常人脉很广且很有号召力，在他的领导下当地的大多数老百姓，都会臣服于新的统治者，这也方便统治者，可以更好的管理地方。
正因如此，当时的县令，通常不会有很大的权力，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持领地的治安，按时征收钱粮。
如果给县令过大的权力，很容易就会出现地方官，拥兵自重的现象，这对维持统治十分不利。
尤其是在战国时期，诸侯国的领土面积本来就小，如果一个稍大的县令，带头谋反，这个国家或许都会因此覆灭。
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受百姓爱戴的县令，在他们离任时百姓，甚至会自发跟着马车送行。比如山西太平县县令杨良平，他为政宽厚，爱护百姓。
再比如，铅山县令笪继良，他的墓碑上刻着一颗大白菜，上面写着：
“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
这是他执政时用来勉励自己的话，身为父母官不能不食青菜，更不能让老百姓缺衣少食。
“天高皇帝远”，地方官中也不乏有鱼肉百姓的县令，他们与地方家族联手搜刮民脂民膏，让老百姓苦不堪言。
知县
“知县”一词，最早在唐朝末年提出。唐末地方势力过大，天子的权力逐渐被削弱，而各方势力获取政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争夺县。
不过即使这些地方势力再大，他们通常也不会直接让原来的县令卸职，推举自己的人担任县令。
为了在县里有自己的势力，他们会派遣一些官员和当地县令，一起治理本县，这样可以有效地削弱县令手中的权力。
直到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吸取唐朝灭亡的教训，赵匡胤逐渐开始重文轻武，并且尤其注重将地方权力收回中央。
为了更好地管理地方，宋朝的县通常分为五个级别：望、紧、上、中和下。
望县人口最多，战略地位最高，下县则人口稀少，位置偏远。
不同级别的县，管理模式也不相同，对于上中下这三种级别的县，宋朝保留了原来县令治理的传统。
对于望和紧级别的大县，通常都会是中央派遣官员治理，而且这些官员不是一成不变的，通常都会轮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知县。
知县的选拔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宰相直接任命，第二种是吏部统一安排。由宰相直接任命的知县，通常地位比较高，而普通知县，则权力稍微小一些。
许多中榜的士大夫，也会被中央派遣到地方做知县，这样可以让他们在实践中获取治国的经验，从而让他们在以后在仕途中，可以更好的为国效力。
这种政策让知县成为有志之士报国的垫脚石，为了自己能有更好的前程，他们通常都会在任职期间兢兢业业，这也让国家更加强盛。
随着知县数量的增多，后人慢慢都认为县的最高掌权人叫做知县。
事实上，虽然同为一个县的治理者，知县的权力，要比县令的大一些，毕竟大多数时候知县都起着制约县令的作用。
县令通常只能维持治安、征收钱粮；而知县却可以颁布政令，举荐、任免县令，必要的时候知县还会手握很小的兵权。
久而久之，知县逐渐把县令的活也干了。因此在明清以后，县令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知县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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