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部分城市市场体系与商品经济结构的研究

一、以济南为例看明清时期的城市市场体系

位于山东西南部的济宁城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但直到明清时期，济宁才成为经济发达的都市，其政治、文化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尽管它多数时期是作为兖州府下的州或直隶州的治所。

明清地方文献的大量信息显现出：济宁作为一个活跃的区域市场体系中心和全国性运河口岸的形象。自从明初用砖重建城墙到20世纪50年代初，济宁城内的基本轮廓没有变更过。

济宁城市的实质成长在于明中期以来它向城外的拓展，其中使用土坯建立起外城城墙以延伸城市的防卫系统，并容纳增长着的商业活动。

这种内城和外城功能的区分在明清时代十分普遍。不似内城的整齐、对称的格局特点，外城空间的不规则分配更多地服务于商业的需求。

因为地方商业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是运河运输及相关贸易，大多数专业市场、贸易活动和手工制作业作坊都集中在城南和城西南的运河和越河两岸及其与南门之间地带。而城墙外的变化也影响到内城。城内的南北大道和东西大道成了主要的商业街，城内商业繁荣区还有吉市口大街、税务街、小南门街、姜店街、安阜街等。

从1927年《济宁县志》的城区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窥测其当年盛况。清初的文献显示，在明末内城四周的外城（郭）面积已远远大于内城：南外城尤其是商业聚集区，占地尤为开阔。

康熙十二年（1673）的州志列出了处于各自地理位置上的专门店铺和作坊。不少街巷因工、商经营活动的门类而得名，如”南关”的鸡市口街、纸坊街、小纸店街、枣店街、税课街、棺材巷、打绳巷、打铜巷、竹竿巷、油篓巷、果子巷等。主要按行业划分的”市集”集中在城墙内外的这些专业街巷里。19个大类别的市集大都在外城，其中在”南关”和”南乡”的有7个。

与此同时，外城工商空间不断扩张。乾隆五十年（1785）的州志中可以看到因工商活动成长而增加的专业街巷，如”南关外”的糖房巷、驴市街、炭沟街等。咸丰九年（1859）的州志又新加了几个市集。

这些以商品类别命名的专业街道也反映了包括在运河上流动的产品的地方生产和贸易活动；商业街道数目和密度的增加标志着市场行为频率的加快，预示着城市化的增长。

靠运河贸易谋利、谋生的浮动人口积极从事粮食和其他商品交换。1957年，景姓和罗仑到济宁采访清末运丁在1910年停止漕运前后的经历，了解到他们在运河贸易中所扮演的富有活力的角色：农历十月，漕船从苏州、杭州兑米起运，因为运粮免税，船工等船上人员购置南方土货，在北上途中出售。四月底到济宁，就地销售货物一半以上，北至临清时售罄。

从通州回空南下途中收购北货，八月到济宁，收购周围地区的土产，然后运到南方售卖。虽然他们在回空航程中是被当作民船而缴税，但依然能从跨区域转卖中取得利润。这种说法与明清文献中的散落记载相吻合、呼应，可以反映出明清时期漕船人员商业活动的一般情况。

这些季节规律性的商业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济宁城市市场和区域性商品经济的节奏。

如同明清时代北方的其他运河口岸一样，粮食是济宁最主要的交易产品。不似作为官仓重地的临清，在济宁人们主要是从事私粮交易。

稻米基本来自南方，小麦和玉米则来自附近区域。粮商把济宁作为山东西南部的集散中心。当地最大的粮食市场是城南运河西岸的坝口，也是当地最大的运河市场之一。

著名的人和粮行成立于崇祯十五年（1642），其兴盛时在繁忙的季节雇用近200名员工，一直经营到1949年，而济宁的城镇商业根据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服务于行商的中介机构。

2：服务于四周地区和跨地区贸易的批发商点。

3：服务于城区和城郊的零售点。一些大的商铺设有仓库储藏货物并提供临时食宿。另外，不少商铺还兼营加工制造业。

总体上看，城区和城郊的市场具有批发、零售和分派功能。

明清时期济宁的手工业则几乎都是家庭作坊和师徒为核心的小作坊，仅在皮毛和烟草加工业等少数领域出现了一些较大作坊。大多数专业店铺集中在城南和城西南，多兼具产、销功能。

大量原料和半成品通过运河从外地运来，大宗产品也销往外地。从市场上的类别和每一品类在流通中占的大致比例来看，我们不仅可以追踪商品的动向，而且可以形成关于当地城区、城郊及附近地区商品生产的粗略形象。

济宁的市场可以作为窥测大济宁地区产业商品化的窗口，包括种植业、手工业、饲养业、渔业、园艺业等。

明清时期农业经济商品化的一个主要内容为经济作物的增长。济宁由运河激发出来的制造业和商业对周围地区的种植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有力地改变了农村经济模式。越来越多的农民减少种植传统糊口和纳税的粮食，代之以种植为制造业提供原料和直接用于售卖的经济作物。

除了直接受到运河贸易影响的干鲜果品的生产外，商业性棉花、烟草的种植及加工业的发展，对区域商品经济而言最为重要。

明初洪武政令使得棉花种植在山东各地渐次推广，而黄河冲积平原地区的西部逐步成为主要产区。

永乐时期运河重新贯通后，跨区域的南北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区域性专业分工，而山东运河流域植棉业正是沿着商品性发展的指向扩大的；特别是一条鞭法实行以来的田赋折银，刺激了以盈利为目的的棉花市场化经营。

然而，从清初以来，山东西部的以家庭单位为主的棉纺业不断进步，以致棉花从长江中游和河南地区通过运河输入。其中济宁地区在清代的多数时期生产的棉织品不仅可以满足地方需要，而且有剩余产品输往其他地区。

在清代济宁的市场上，有两种棉布：从南方或者说从长江三角洲输入的细布和四乡生产的土布。鉴于济宁城乡消费水平的提高，当地存在对细布的需求。

烟草比棉花更有竞争力，并后来居上。尽管明末有在山东西部运河关于烟草的零星记录，但直到清康熙年间兖州府辖地大规模的烟草种植才广为记载。

乾隆年间，烟草种植在山东中部和西部迅速扩展，济宁成为最重要的烟草种植和加工中心之一。但是，道德说教无法抑制种植烟草回报率的诱惑，抑商的正统观念不敌市场价值的冲击力。

济宁为农民提供各种产品服务和制作，且产品或出售给当地城乡居民，或通过水、陆商路输往外地。

这种功能强化了济宁作为城市自身和区域中心的“生产性”能力，从而与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具有相似性。济宁发展起以下富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在当地经济生活以及跨区域流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皮毛加工业是济宁的一个主要产业。从元代开始，该行业几乎全为回族人经营，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高度发展，至近代开埠后的19世纪下半叶，近一万名回族人聚居在济宁南郊，多数在皮毛加工作坊和工场里工作。

原料部分取自山东中部山区和西部平原，更多的来自东北和河北。皮毛产品沿运河长距离广为售卖。咸丰年间，大约在1850年前后，马东彪和马西彪兄弟开设的著名家族皮毛工厂雇用了100多名工人。在19 世纪晚期，大约有20家大的工场，平均每家拥有20万两白银和100多名工人。有的还在苏州和其他城市拥有代理商。

此外，济南还很重视竹器业，在晚清，“元太竹货铺”雇用了十几个制器师傅，他们下面还有学徒和帮工，还附设了一个店铺。从清中叶一直到民国初年，济宁的酱菜业闻名遐迩。康熙五十三年（1714）旅居济宁的一位戴姓苏州商人成立了名为“姑苏戴玉堂”的酱菜店铺。其制品具有南方风味：咸中带甜。

在清嘉庆十二年（1807），当地望族孙家联合商人买下该酱园，改名为姑苏玉堂酱园，产业迅速壮大。

在19世纪中叶，资本积累计有39万两白银；近400名工人在300多个车间里生产50多种产品，成为济宁最大的综合性工场和商业、金融机构，其经营跨及酒、粮、盐、食油、药品等品类，其所发行的钱票在全国享有信誉。

与商品化和产品生产的专业化扩张相应的是金融业的发展。济宁当地的一些制造业，如酿酒、榨油、皮毛、烟草等加工业需要大额资本的投入，长途贩运同样需要大额资本。在济宁及其周围地区，商品化产品从农民的副业到专业化的手工业，与经纪人和商人发生市场联系。

外地商帮与本地产业和商业机构经常合作。如其他北方运河城市一样，济宁的批发业、借贷业、钱庄、票号、当铺和牙行都十分发达。

如罗仑和景慈的研究所示，本来没有工商家庭背景的当地人建立了经纪人机构。具有“包税商”性质的牙行经营者取得政府行帖，代政府向工商业者收税。他们是如此有权势，商人恐惧自己的利益遭到侵害。

崇祯十二年（1639）地方衙门颁布了若干征税条规，并勒令立碑，如《剔蠹疏商记碑》、《除害疏商记碑》。

当然，经济领域的情况与吏治紧密相关。其实，作为商税的一部分，“牙杂税”延续到清朝。康熙时期，济宁城有18个较大的牙行，具有包买、包卖代理和钱庄的色彩。

他们还建立了批发业的行栈去垄断市场，进而左右地方经济，而外地行商不易涉足，加之本地商人资本财力雄厚，外地商人资本难以在济宁控制当地市场，这与山东乃至华北的绝大多数地方不同。

概言之，金融机构在济宁成为城乡制造业和农业生产商品化的组织者；发达的商业网络和金融体系深刻地影响到了济宁及其附近地区的经济生活，从而决定了济宁城市与区域的空间构造及其功能。

济宁地方市场严重依赖运河承担的跨区域贸易，造成了其经济的外向性。南北运河上长距离贸易扩大和深化了生产的区域性分工。济宁最重要的流通是与南方之间的流通，这导致了其市场、经济的南方趋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