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故宫院长易培基被控告卖文物，他却说自己冤枉，真相是什么

“惟是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陷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仰恳特赐明察昭雪，则九幽衔感。垂危之言，伏乞明鉴！”

这是易培基在弥留之际，让吴稚晖代交给国民政府的一封陈情书。至死，他还是希望国民政府能为自己蒙受的冤屈昭雪，还自己一个清白。

说起来，易培基也是民国时期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后回国参加武昌起义，是国民党元老人物。他还担任过湖南省立师范学校校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农矿部长，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

谁能想到，就在易培基走上政治巅峰之际，一封举报信，却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并让他蒙冤受屈而死，这究竟是如何回事呢？

一、一封匿名举报信。

事情还要从1932年一封寄到北平政委会的匿名举报信说起。

该信举报易培基在任职期间，擅自处理故宫物品，盗卖故宫古物。

确实，自从易培基走马上任后，他发现故宫里虽然古物很多，里面的“破烂”也不少，所谓的“破烂”，倒并不算毫无价值的东西，而是一些没有历史艺术价值的生活用品，比如布料、茶叶、皮货、药材、金砂等，这些生活用品有的来自地方官员的献贡，有的是内务府采买所来。但由于皇帝和妃子根本享用不了，所以日积月累，一直堆积在宫里，有的物品甚至被堆了好几百年。

茶叶、绸缎、药材等不仅陈货多，而且数量也大。比如茶叶，据说就堆了7间大殿，但由于年岁久，都成了陈茶，堆在那里除了占地方，也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在清点整理完故宫后，易培基决定采取“断舍离”的办法，把这些生活用品全部打包零售，再拿所得的收入，来维护故宫的修缮及人员工资等。

本来，易培基的工作也是不好开展，由于北洋军阀与地方军阀激战正酣，国民政府根本没有空来管理故宫，财政上也没有余钱拨给故宫。所以，故宫博物院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卖门票。这点钱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承担起故宫博物院的开支。甚至有时候还连职工工资也只能拖欠，搞得职工怨声载道。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易培基，就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售卖故宫里的生活用品。不过他是个谨慎人，为了避嫌，他制订了非常详细的《处分牲口保管项规则》，又聘请了北京军区的宪兵司令、京师警卫司令及政府各部官员，成立了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就是起监督审查的作用，比如监督金砂、银锭的称重，还比如判断哪些物品可以出售等。

为了尽快让故宫里的物品变现，易培基聘专人给物品估价，购买人则可以在这个价格上投标。甚至为了加大促销力度，当时还设定了打折优惠等手段。

原本，易培基觉得这样做，已经万无一失。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在第三次处理物品不久，还是被人举报了。

当时张学良正主政北京，也听说了举报信的事。他在了解了事情经过后，认为举报信所言子虚乌有。所以他公开表示，溥仪还在宫里的时候，外面就流传了好些盖有乾隆玉玺的字画，他还买了不少，难道那些都是故宫盗卖出去的？如何能随便就诬人偷盗呢？

既然张学良开了腔，举报信的风波也就不了了之。

二、一只金八仙碗。

让人没想到的是，事件过去2个月后，南京监察院派了监察委员周利生来调查“盗卖古物”一事。尽管周利生在故宫好一阵忙活，却没能查出什么证据来。但他们还是以“非法处理金器，并从中舞弊牟利”的罪名，向国民政府弹劾了易培基。

周利生弹劾易培基不久，北平地方检察院检察署又收到了《快报》记者谢振翮等人的实名举报信。他们在信里举报，易培基在售卖故宫金器时，一是售价太低，二是售卖的金八仙碗具有历史价值，三是部分金器没有备案。

谢振翮等人还在报纸上披露了故宫博物院售卖金八仙碗的事情，并把矛盾指向易培基。这个消息如同炸雷一般，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面对汹涌而来的各种谴责和非议，易培基感到既愤怒又无奈。

记者们提到的金八仙碗，是一只缺口的残品，同时做工不够精细，因此没有留存的价值。再加上故宫里的金八仙碗还有很多，甚至有些金八仙碗在这之前就流落到宫外，所以一些金店里都寻常可见。

易培基向国民政府递交了申辩书。他在书中详细地作了解释，并把监察委员会的认定和售卖金器的账目做了备份，一并呈给了国民政府。

不料，易培基没有等来国民政府的答复，却等来了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声的来访。

三、一桩违规买卖。

朱树声到了故宫博物院后，先是查看了博物院里的文件卷宗，又把处理物品的相关工作人员挨个进行了问话。

本来，朱树声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什么名堂。可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负责处理布料绸缎的书记员尹起文告诉他，别的事情倒没有，就是秘书长李宗侗购买了3000块钱的绸缎皮货。但他买的时候，不是在物品出售日购买。这话一出，让原本不死心的朱树声立刻眼前一亮。

原来，故宫博物院规定，每周日开放故宫，专设的发售室才对外开放，也就是说只有那天，才能进行公开交易。而李宗侗没有按照规定在那天购买，这本来已经违规了。另外，在售卖物品上有一次性消费满2000打75折，满3000打7折的优惠，而李宗侗原本只买了几百块钱的皮货，但尹起文劝他多买些可以打折，他觉得有道理，所以又分几次凑足了3000块钱的皮货和绸缎，享受了7折优惠。

原本这不算大事，顶多算是买卖程序上违规。可是李宗侗既是院长易培基的女婿，又是副院长李煜瀛的侄子，这就显得他的身份有些敏感了。李宗侗正因为想到这一层，就有些心虚，所以当朱树声找他问起这件事时，他竟吞吞吐吐地说他不记得有这件事了。

▲张继

朱树声走后，故宫博物院里的工作人员们议论纷纷，都说易培基一定是得罪了谁，现在别人在搞他，但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大家猜来猜去，觉得最有可能就是文献馆馆长张继。

这个猜测没过多久就得到了印证。

这天，电报局的人把一封电报交给了吴瀛。不过电报不是发给吴瀛的，是发给朱树声的。此时朱树声已经离开了故宫博物院，电报局的人并不知晓情况，以为朱树声还在故宫博物院，就把电报交给吴瀛，让他转交给朱树声。

只见电报上写着：“即查古物有停顿否？俾转政院，勿藉案停顿。张嘱尹即来，费先筹给。程已保外否？并电覆。烈，蒸。”大家根据电报内容得知，拍电报的人，应该是南京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张”就是张继，“尹”就是尹起文。郑烈是张继的得意门生，他能担任最高法院检察长，也是张继一手提拔的，而尹起文是张烈的夫人崔振华介绍进来的，这样一解释，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曾参与过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吴稚晖看着电报，非常气愤，他直接找到张继夫妇评理。可是让吴稚晖万万没想到的是，张继夫妇在他的质问下，非常嚣张，他们不仅承认两次的检举信都是他们所为，还气急败坏地表示他们一定要让易培基身败名裂，不得好死。

事情既然说开了，张继夫妇更加肆无忌惮，倒是吴稚晖等人气得说不出话来。

五、夺权之恨。

那么，易培基究竟是如何得罪张继夫妇的呢？

这又是一桩和权力有关的事情。

在故宫收归国有时，易培基就和李煜瀛就一直经手故宫博物院事务，所以资历最老。成立故宫博物院后，易培基受国民政府委托，担任了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务，而李煜瀛则担任理事会理事长职务。

张继和易培基一样，早年也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闹过革命，国民政府成立后，作为革命元老的他也在国民政府里担任了多个官职，和权贵们有着很深的交情。

本来，张继并没有参与到成立故宫博物院的事务中来。不过，1928年，国务委员经亨颐以“逆产”的名义提出“拍卖故宫”。时任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张继给国民政府写过一篇驳斥经亨颐的呈文，正是他这一做法，促使国民政府没有批准经亨颐的建议。而他也因为保护故宫有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所以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他就被推为常务理事，并在年底的理事会上，被选为副院长。

当时易培基还兼着农矿部长的职务，所以不能时时在故宫博物院办公。他认为必须找一个对古物有研究且人品优良的人来做副院长。张继的人品不好，对古物也没有什么研究，因此他力排众议，把李煜瀛推举为副院长。至于负责故宫日常事务的秘书长职务，他则交给了女婿李宗侗。

这样的安排，让一心想要捞权的张继好生气恼。也就是从那时起，张继决定一定要报复易培基。

六、一张门票。

有一次，正赶上周日故宫售卖物品，张继的太太崔振华也想去买点皇家物品。结果她走到门口，就被保安拦了下来，要求她购买门票才能进去。

崔振华觉得自己是馆长太太，当然不需要门票，所以她就和保安争吵了起来，结果引得众人围观，指指点点。

故宫博物院的职员认识崔振华，便赶紧上前解围，崔振华这才被保安放了进来。崔振华觉得丢了面子，不肯善罢甘休的她，又找到当天值班的李宗侗，对着李宗侗又是一顿指责。李宗侗年轻气盛，当然不肯白白被崔振华骂，所以他也坚持说，你又没有提前说你要来买东西，保安也不认识你，这事如何能怪到我头上来。结果两人谁也不退让，又吵得不可开交。

易培基得知了事情经过后，由于他本身就知道崔振华是个泼妇，所以他也没有批评李宗侗。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崔振华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窝囊气，回家和丈夫一合计，两人就炮制出了一条毒计。

易培基知道诬陷他的人是张继夫妇后，本来想锣对锣鼓，对鼓当，面对峙，不过当时由于日本人已经打进了山海关，眼看北平保不住了，所以在易培基的主张下，故宫博物院里的人，都忙着“国宝南迁”的事宜，因此他一时也没时间对张继夫妇进行反击。

直到“国宝南迁”的事情落实到位后，易培基才拿着郑烈发的电报及相关证明材料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起反诉。为了自证清白，他还把反诉书投到《大公报》《申报》等有影响力的报社，结果郑烈以“案件未结，不宜作没有根据的报道”为由，对《大公报》《申报》等施压，因此报刊迟迟不刊发易培基的反诉材料。反而根据郑烈的指示，发表了诸多不利于易培基的消息。这样一来，易培基更是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了。

七、不白之冤。

易培基的女婿李宗侗本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这时已经辞掉职务躲到了上海租界。张继见易培基不能奈何他，更加有恃无恐，就找到李宗侗说，只要易培基辞去院长职务，此前的案子就一笔勾销。一心想要息事宁人的李宗侗信以为真，当真费了很多口舌劝说易培基辞掉了职务。

然而案子没结，易培基就辞掉了职务。张继又乘机大做文章，非说易培基是做贼心虚。南京地方法院这时也对易培基、李宗侗等人提起了公诉。以前指控他们“盗卖文物”，这次又指控他们在“国宝南迁”中，以假珍珠假宝石调换真珍珠9606颗，真宝石3251粒，同时连偷带拿又顺走1351颗珍珠和526粒宝石。

多年后，负责护送珠宝的那志良，在他撰写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中写道，他在护送珠宝到上海时，受到了地方法院的盘查。当时接任易培基院长职务的马衡，指使那志良接待了法院的工作人员，随后那些珠宝被清点了一番，然而由于时间紧迫，装错装漏的情况比较多，比如有的包装上写着5颗珍珠，结果里面只有4颗，或者有的写着4颗珍珠，里面却有5颗。对于这种情况，工作人员便登记那些少了的颗数，至于多的，他们则表示，这肯定没有错。

不光如此，地方法院还请了一个并不专业的鉴宝人来确定真伪，然而那个人却连碧玺宝石都分不清，那志良深知其中利害，所以他多次指正，才避免了许多错认的情况。

但由于古物中本来就有很多赝品，因此那些赝品也好，或者数目不够、成色不好的，全都被法院工作人员记在册子上，算到了易培基头上。

鉴定完珠宝，已经给易培基记了一大堆账。可是张继还没有完，他又找了个叫黄宾虹的画家来鉴定字画。由于故宫博物院里的字画数量很多，黄宾虹每天要看50幅左右，工作量很大，看走眼的情况也多，再加上有些字画本来也是仿品，所以又清理出了数千幅赝品。

南京法院认为，皇帝家里如何可能有赝品，只可能是易培基从中做了手脚，把真迹给调换了。所以不管是古物也好，还是字画也好，凡是赝品或仿品，也都成了易培基监守自盗的证据。

1934年11月，南京法院向易培基以“偷盗古物、渎职、以次充好”等罪名，对易培基提起公诉，并没收了他在北平、南京和天津等地的房产和资财。

八、沉冤而死。

本来，易培基起初还提起反诉，可是由于张继等人沆瀣一气，又和权贵阶层勾结，因此他的反诉材料几次被法院驳回，甚至法院还准备对他实施拘捕。

此时的易培基，一方面饱受冤屈无处申诉的痛苦，另一方面又受到舆论的攻击。最关键的是，他所有的资产已被没收，他虽还在租界赁屋而居，可是由于失去了经济来源，再加上他的肺病已经到了三期，因此他过得非常落魄，竟落得只能靠朋友周济，才勉强过活的凄惨境地。

1937年，自知时日无多的易培基，又给国民政府呈交了复议申请。可是这封字里行间充满了血和泪的复议申请书在递上去的时候，正赶上“七七事变”，所以国民政府对他的复议申请书根本无暇关注。

同年秋天，病入膏肓的易培基在绝望中即将离开人世。吴稚晖听闻消息后，赶去看了老友最后一眼，也就是在易培基弥留之际，他手指颤抖地把写好的陈情书交给了吴稚晖，直到此时，他仍然渴望国民政府能还他清誉。

吴稚晖在为易培基装棺入殓时，悲痛之余，为他写下了“最毒悍妇心，沉冤纵雪公为死；误交卖友客，闲官相攘谋竟深”的挽联。

1945年，张继暴病身亡。南京法院认为继张和易培基都已去世，该案也就不予再审，故此结案。这也就是说，易培基的冤屈，再无可能得以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