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由居住时期，德川家康积极推进善邻通商外交政策

自由居住时期

早在永禄年间，便有记载唐船去往日本。永禄期间，偶有大明商人驾驶小船，载丝、端物、药种等来贸易。西川如见的《长崎夜话草》中提及：唐船初次来长崎港在永禄五壬戌年，停靠在一个叫内户町的海湾。

此时唐土为明朝，东渡日本之事仍在禁。沿海居住的商人偷偷出海，到往五岛、平户、萨摩等港口。货物以瓷器、布木棉、砂糖为主，均是俭朴之人，未见带织物、绫罗等货物。但由于明朝严禁海外贸易，所以商人们均是私下偷偷出海。进入江户时代后，德川家康力求恢复与明朝的贸易关系，积极推进善邻通商外交政策。庆长五年，岛津氏奉德川家康命令将俘虏的明将茅国科送回福建以示友好。

庆长八年，萨摩颁发唐船可以自由贸易的规定。庆长十一年九月，家久又作《呈大明天使书》，提出“拜献金屏二双、小篋三重二个”。庆长十三年（1608），泉州唐商许丽寰返回大明之时，义久又赠与“与大明客商”书，提出“今年舣舟于我久志浦，回于大明。明年再渡之时，不幸而舟虽至他州里，使我一小吏，至于其地，子亦待吏之至，以定器皿货物之价，其自利利子者，全无毫厘之差，是令自之志，而我之所忘，亦在兹而已。其盟之坚者，金石胶漆、物莫能间，子其念之”。

此外，岛津还通过琉球国尚宁王表达了求通商的迫切之情。可谓软硬兼施。幕府的积极通商政策带来了一定的成效。《异国日记》提到庆长十四年（1609）九月，十艘船抵达萨摩，并由船头提供商品目录。《异国日记》收录了其中三艘船的目录。

庆长十五年（1610）十二月，德川家康通过长崎奉行向来日的广东商舶颁发朱印状：广东府之商船到着于日本，则虽何之国国岛岛津津，任商主之心，可得市易买卖之利。若姦谋之辈，枉覃不义者，随商主诉，急可处斩罪。日本之诸人等宜承知，敢勿违失矣。

庆长十五年十二月，德川家康向明应天府人周性如颁发的朱印状：应天府之周性如商船来于日本时。这两份文书均加盖有德川家康的印信，主要目的是告知日本各地，中国商船所到之处，都要加以保护，并强调若有侵害商船的行为，将处以刑法。此时幕府对中国商船的管理相对宽松，政策亦属优待。

德川家康在骏府接见了周性如，并命手下本多上野介给福建总督写了一封求通商贸易的信，在信中提到：今兹应天府周性如者，适来于五岛，乃旨上国，因及此事，不亦幸乎。明岁福建商舶来吾邦，期以长崎港为湊泊之处，随彼商主之意。

朱印状及信件中都明确表达了对来日唐商的欢迎及保护，也可看出德川家康已有将唐商集中于长崎的打算。《骏府记》中记载，在庆长十六年（1611）十一月二十八日，德川家康召见明人，并宣布“大明商船，虽至何浦，悉于长崎可遂商卖”。此外，元和二年（1616）六月萨摩领主面向明商颁布谕文中也同样可以看到，德川家康时期已开始着手管理唐商:须知我萨摩州与大明虽隔之脩程，年年泊商船者，自古皆然。大明商客之所得而知也。

今日本有一将军，发号于东西，施令于南北，日本风行草偃，是故置一官于长崎，使之招异邦之商舶，以为其所止之处矣。实因兹南商北买指此地以为要津矣，是今商客之所得而能闻也。自今以往，虽曰大明商船之随风而来于我萨州之地，顷刻不许系船于我地矣。一将军之素心，不衍不忘，率由旧章，由是视之，今虽令长崎为客商之所止，复必泊商船于我萨州，以为贸易之所需之处，亦未可知也，商客姑待之。今也一官之号令，谁敢可滥之乎，商客其念之。

据《骏府记》记载，庆长十六年，“大明南蛮异域之商船八十余艘来朝。”据岩生成一的考证，当年来船中有12艘为葡萄牙和荷兰的商船，唐船有70余艘。到了庆长十七年（1612），《骏府记》提到“今日，大明商船、及吕宋归朝商船共有26艘到长崎，载来白丝20万斤”。据明朱国祯记载：“有刘凤岐者，言自三十六年至长崎岛，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诸岛计之，约有二三万人。”1612年，有30艘唐船来日，竞争异常激烈，导致生丝及绢织物价格低迷。这应该归功于德川家康的招商政策。

正如萨摩州在其元和二年六月发布的谕文中提到的，“今虽令长崎为客商之所止，复必泊商船于我萨州，”元和二年四月德川家康去世，德川秀忠成为了将军。元和二年八月，幕府规定荷兰、英国两国的贸易限定于平户和长崎。但对于唐船，则是“唐船可随意择港而靠，其贸易不受限制”。

在《异国日记》的记录中，日本元和七年（天启元，1621年），有浙江省名单凤翔者等人前来日本，传递由其地方官员致日本将军的书信的记事。书信的落款日期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初二日，单凤翔等人被安排停留在京都等候幕府的消息。信中说，明朝近年“海禁从宽，来往商船得以通行。”俾人赃得实，即行惩治。”之后又说：“庶上申三尺王章，而商利允沾，下杜两邦之盗患，而边境永靖。”即是说，明朝地方官希望幕府可以详细查办海盗问题，这样双方才可以平稳得享贸易上的利益。

针对明朝的使者及来信要求，元和七年三月，长崎奉行长谷川权六，参与幕府对外事务的林永喜，即林罗山之弟以及以心崇传于江户合议此事。结果认为，书信封面上写“日本将军”，极为无礼，后面缀以“様”字，不合书式规矩。

特别是，给将军的书信与给长崎奉行的书信内容一样，所以更为无礼，故不足以信。三人又总结了此封书信的无礼之处共七条，准备向幕府汇报。经过幕府的讨论，同年五月，单凤翔带来的书信被判定为伪造之物，幕府拒绝接见明朝使者，决定将其由京都遣回，六月，长谷川权六及林罗山在京都向明朝使者口头传达了上述内容，使者希望得到书面的回复，但是亦被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