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漕运功能和国家发展兴替的关系考究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长期主宰国家政权的是封建的中央集权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专制皇帝通过庞大的职业官僚和军队,对全国进行着绝对的统治，维持着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然而，在全国各地征收的赋税物要最终被中央王朝直接吸收和利用，还必须通过漕运这一调运手段，否则，统一的赋税就将流干形式。

从这一意义上说,漕运是维系封建中央集权体制存在的经济动脉。

漕运服务的对象首先是宫廷及皇族。由于封建皇帝所处的特殊地位，其家庭及家族的人数都极为庞大。皇帝有三宫六院及子女，宗室家人更是蕃衍无穷。

皇帝及其大部分家族成员都麇集在京城之中，他们活着时要享尽人间的一切荣华富贵，死去时也要极尽排场于冥间，他们在吃、穿、用、住及娱乐等等方面所享用的一切，都是取自天下百物之精品，而这些物品中的大部分便是依赖漕运提供的。

从吃的方面看，历代帝王及皇族一日三餐都可以称得上是金玉之食。他们食用的粮食，都是当时全国最名贵的品种，有相当一部分是漕运四方而来的。

如北宋真宗时，因为当时的温成皇后喜食橘子，于是，漕运机关特意把江西结满果实的桔树连同根部的泥土，一起用漕船运到开封，以满足皇后的食欲。

从穿戴上看，皇帝、后妃以及宗室成员穿戴的精美绝伦的衣料，除京城专门机构织造外，绝大部分是取自各著名纺织品产地。

从日用、珍玩品方面看，宫廷所用无不求其精美、华贵，其中很多是取自于各著名产地。如大批量易碎而沉重的瓷器，都是由江西漕船北运京师的。另如安徽的宣纸、苏杭的书籍、工艺品等等，有很多也是漕运京师的。

从住的方面看，历代宫廷建筑材料多取自各地，通过漕船运往都城。如宋代开封宫廷建材，主要采自陕西秦陇地区，通过渭河、黄河东运开封。明清两朝营建北京皇宫，所需梁、柱大木多由两湖、四川以及云贵等地提供。另外，帝王陵墓、皇家园林的修建，也常利用漕运提供所需之物。

正是由于漕运的存在，海内域外所出之物得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宫廷，才使专制皇帝及其家族能过着富贵无比，甚至极端腐朽的生活。

漕运服务的第二个对象是京师中庞大的官僚群。秦汉时期，已出现了以三公九卿为核心的庞大的中央官僚队伍。

以后，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不断发展,中央机构中的官吏人数不断膨胀。特别是在宋代以后,京师中更突出地存在着冗官冗员的现象,其人数常达万人以至数万人之多。向这些官吏提供实物俸禄，就成为漕运的又一项重任。

漕运服务的第三个对象是京畿驻军以及出征之师。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了拱卫中央、震慑四方，总是在京畿地区驻扎一支强大的禁刀之师，其人数达几万，甚至十一万人以上，维持这支军队的日常所需，也成为漕运的一项重任。另外，漕运还经常承担向出征之师及边防驻军供应粮饷的任务。漕运的军事意义大为提高，成为保障京师军队供给的生命线。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建立了十几万人的中央禁军，长期与各地叛乱的藩镇作战，保卫着唐中央和国都的安全。这支常备军的给养几乎全部依赖东南漕运供应。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漕运对维持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存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漕运也成为统一封建帝国的经济大动脉。纵观中国历史，在漕运供应畅通无阻的情况下，封建中央王朝便拥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足以消弭和对抗“内乱外患”，创造出赫赫功业。

如秦始皇之所以能建立“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秩序，取得北击匈奴南灭百越的。对外胜利，与秦王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大肆漕运关东粮物的措施是分不开的;汉武帝时出现的“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的鼎盛局面，与当时漕运突飞猛进的发展关系匪浅;有唐盛世，与漕运的支持自不必说，即使在皇室式微、藩镇逞强的形势下，唐中央依赖东南漕运的支持，仍维持了一百几十年的统治,并在形式上保持了全国的一统局面。

北宋一代，中央统治高度稳定，形成了史称“虽有外患，而无内乱”的局面，与宋政府竭力发展漕运、剥夺地方收入有很大关系;明清时期，封建中央集权体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了严重的“内重外轻”局面，同样与漕运的支持有很大关系。

在封建集权统治的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漕运曾出现过多次的萎缩或中断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秩序则会受到干扰,中央王朝或陷于实力削弱的地步,或走向灭亡之路。

东汉末年，各地豪强称雄，漕运断绝，于是汉室中央“委输不至”。在此情况下，东汉王朝不仅无力号令天下，而且连献帝君臣的生活也难以保障。

据史料记载，往日养尊处优的天子、公卿，此时也只能食糠咽菜，四处奔波，寄人篱下，最终不免受人宰割。

西晋末，都城被围，供应京师的漕运中断，晋帝只能以粗糙的饼屑充饥，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漕运时常遭到叛将的拦阻、抄掠，唐王朝的供输系统变得极为脆弱，从而严重地削弱了唐中央的统治地位。

建中二年，淄青、魏博两镇叛乱，徐州等地失守，漕运受阻，“人心震恐”。次年，叛乱扩大，位于运河咽喉之地的汴州又失陷，一时漕运断绝，于是，长安城陷于异常窘困的境地。据记载，当时天气已经转热，但禁军却没有春装可换，而德宗皇帝也只能继续身穿裘衣。

在粮食供应日益减少的情况下，唐德宗被迫把御膳减少一半，并下令宫中禁止酿酒。即使如此，太仓存米也仅够维持十天，唐德宗君臣不免陷于极度的恐慌之中。

漕运中断,不仅严重地影响了皇帝以下臣僚的生活，造成了饿殍相望的景象，而且瓦解了军心，几致激起兵变。

正是在这样紧张的形势下，三万石漕米运到陕州，消息传来，德宗皇帝顾不得体面，急奔东宫告诉太子这一喜讯，并说出了“吾父子得生矣”的话，正因为如此，中唐以后，“京官禄寡薄”，官吏以外任为美差，有尚书左丞贬为州刺史者，其家人尚恨降职太晚。由此可见，漕运萎缩、中断后，唐中央王朝受到的打击程度。

到唐懿宗咸通九年，庞勋率领的桂林起义戍卒渡江北上，占领了徐州，切断了汴河漕运线，再次使唐中央的供输渠道陷干瘫痪,给虎弱不堪的唐王朝以致命的打击。其后，唐王朝迅速灭亡，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宋代史家宋祁在篡修《唐书》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北宋仁宗时，由于东南漕运管理不善，使京师出现了“乏军储”的后果，引起了统治者的极大忧虑。宋政府不得不紧急组织力量，扩大漕运量，才缓解了这一危机。在宋徽宗时，由于统治者沉湎于享乐，花石纲横行，不仅占用了大量漕船，而日破坏了运河管理制度，使漕运量急剧减少。结果到北宋末，京畿储备极端缺乏，严重地削弱了北宋的实力。

靖康之变中，因物资匮乏，而“四方贡赋不至”,以至众多宋军士卒无衣服可穿。主持守城的李纲在一份奏章中指出:京师粮储有限，漕运又不通，而需要支出的数目又非常大，如此下去，很快就会出现仓空库竭,“人心惊疑”，难以持久的后果。这就明显地反映了北宋亡国迅速，与当时漕运出现危机有相当大的关系。

元代末年，随着农民起义的不断发展强大，元王朝海运物资的供应地–江浙地区，被方国珍、张士诚等反元武装占据，使元海运陷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元统治者不得不以高官显爵拉笼方、张二人，勉强维持了几年海运。到张氏再度反元以后，海运中断，于是，大都出现了严重的粮荒，无数士民饿死街头，人心大乱。

清代咸丰时，太平天国起义席卷江南大地，切断了南漕北运的道路，使清王朝的供输大动脉陷于瘫痪，沉重地打击了清中央的经济命脉。

据记载，在漕运中断后，“京师震动”，北京粮物供应立即趋于紧张，米价高达八十文一斤，而“油盐柴炭，贵不可言”。

清统治集团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另有某官僚回忆了咸丰八年京城的情景:“京中百物翔贵，米薪蔬菜以及日用必须之物，较之当日，皆增价十倍”。

一时钱法也大坏，当百、当千大钱迭出，但很快又遭贬弃，“老米每百斤，价值三十余吊，煤百斤七吊，街市无数文物件”，甚至一棵葱，也要价一枚当十大钱。在物价飞涨、粮荒加剧的情况下，“盗贼横行，肆无忌惮”，公然抢劫食物,“皆莫能禁”，甚至还出现了。数百人公然“抢劫齐化门米仓”的现象。一时人心慌慌，民居官宅无不“加意防备”。

此后，虽然出现了海运，但运量较以往大为减少,清中央不得不减少对京师官吏和军队的粮食供应，而更多地发放钱币。普通官吏和士兵的生活便受到很大的影响。同治时，仓场侍郎延胞在奏疏中说:因漕运艰难，俸饷减成发放已近二十年，现兵火虽息，但官员俸米仍只发给五成，而士兵的饷米仅以二成发放,“焉能足食”。

又有臣僚向皇帝反映;自军兴以来，八旗兵丁的粮饷“迭经裁扣”，所发当十大钱不值三文制钱，致使他们“啼饥号寒”，穷困潦倒，甚至有被迫流为匪盗者。王公贵族以及官僚的生活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显赫气派的程度也不及于往昔。

可见，漕运的萎缩不仅严重地影响了清政府的供应系统，降低了京师官吏和军兵的生活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瓦解了清中央的物质基础，致使汉族地方军阀势力壮大。清室最终被迫退位，与此也有着深远而潜在的关系。

由此可见，古代漕运掌握了一个国家的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