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私塾自身发展概况，及其制度化表现和经济来源

在宋代的塾师构成中，有其他具备一定文化素质的读书人做塾师，但还是退居赋闲的士大夫、儒家知识分子占主流。究其原因，在宋代社会，士、农、工、商阶层的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科举考试是大部分人的最佳选择。因此虽然宋代的科举制考试取士名额大大增加，但是这有限的名额仍不能满足大量科举考试生员的需要。

因此，在有限的名额不能满足众多读书人的需求的情况下，大部分参加考试的人在考试失败后只能另谋生路，而做塾师则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一、自身发展概况

1.私塾创建的方式

宋代私塾通常是以家族单独创办和私人合办。在宋代，家族聚居的情形是普遍的。靠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而采取家族聚居的形式生活在一起，整体的力量会使每个家族成员都有安全感，在处理家族内部及其他社会事务时更加得心应手。

对于实力雄厚或者实力不差的家族来说，家族成员的教育问题摆在了面前。因此，一些有条件的大家族往往自己创办私塾，如族塾、义学等形式。并且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或者塾师做老师，来教授自己的宗族子弟。一方面是希望他们都能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教育参加科举，并且取得功名，进一步壮大家族。

私人合办的私塾如南宋洪州南昌县的华林书院即由乡先生周允成和同邑的王姓人士共同创办。这种学校往往有从低程度的蒙学教育到高程度的学术教育等不同层次。华林书院的结构包括一个讲堂和四间斋室。而书院教育的核心内容就刻在四个斋室门匾上，包括道艺、文行、才德、器识这四个方面。

这四个方面内容的设计也颇有讲究，每一项内容都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艺必须以道为根本；在强调文的同时，要以行作为辅助的内容；培养才的最终目标要通往德；有器量的同时必须要有深厚的见识。

从华林书院的教学内容来看，他们的教育目标不仅仅在于培养会章句训诂、诗词声律方面知识的人，还在于培养兼具道艺、文行、才德、器识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对国家有大用的大才之人。此时华林书院的再次创办，已经是南宋末年了，国家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因此它提出这样的教育目标以挽救危局，不难想象。

因为民间私塾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不能满足每一个儿童的教育需求。因此，进入私塾学习需要儿童具备一定的条件，并非所有的达到入学年龄的学生都能够进入私塾学习。一般而言，私塾教师或私塾主人会按照一定标准，对宗族子弟进行一定选择。从史料中可以发现，通常一个宗族会以才智的高低作为选择子弟入学的标准。

2.私墊的规模

宋代私塾的规模大小差异很大。据杨亿记载，宋太宗至道年间，南康军建昌县的洪氏家族百口之人聚居在一起，并创立“雷塘书院”。这种书院的性质似乎与一般书院并不相同，相当于规模较大的义塾，为宗族子弟提供基础阶段的教育。

洪氏雷塘书院与豫章胡氏华林书院及得阳陈氏东佳学堂，鼎立于江东地区。该书院招收的学生，上名录的竟达万人之多，而其聘请的教师也多当时名流。北宋黄庭坚即讲学于此，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洪氏家族世代聚居在一起，以孝义德行称颂乡里，宋太宗对此表示赞扬，并派遣使者赐御书百轴给洪氏家族，以示嘉奖。对于一般村塾来说，规模都比较小，往往只有一名塾师，学生也只有几个人。在如此小规模的村塾教学活动中，其教学形式相对灵活，甚至可以说是散漫，没有一定的规则。

下层民间村塾的开放性与大型私塾教学的严格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明代的教育名画《村童闹学图》中可以看出，朱代村塾先生与儿童之间的亲密关系，几乎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师生关系，儿童彼此嬉戏，甚至戏弄先生，但先生并不以为意。呈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宋代私塾教育生活图景。

陈起在《江湖小集》中的一首题为《村学究》的诗也描述了相关情形：“八九顽童一草庐，土朱勤点七言书。晚听学长吹樵笛，国子先生殆不如。”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村塾中的学生只有八九个，而村塾先生所教授的内容大概是七言律诗。同时，还可以看出，村塾教学是将不同学习程度的学生放在一起教学的，类似于现在所谓的“复式教学”。

对于宋代私塾规模而言，城乡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城市私塾都要大于乡村。仅就宋代四川眉山郡的私塾而言，据家法翁所言，眉山郡从城东到城西都有私塾，规模大的私塾学生数量要达到好几百人，最小的也有几十人。如前所述，乡村的私塾规模一般较小，学生一般只有几人。因此，宋代私塾的城乡差异较为明显。

3.私塾的选址、命名

宋代私塾很多都选在山水秀丽，环境幽静的地方。在自然条件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有些人会人为的创造环境，力图使宗族或乡里子弟在环境优美的地方学习。

宋代的知识分子家庭常会为家塾命名，并以匾额的形式挂在家塾门前。家塾的名称一般会蕴含儒家关于人格修养或社会理想等方面的内容。家塾的名称揭示了该家庭对于后代教育的宗旨，而家塾教育的目标、内容等则相应的会围绕宗旨展开。

用具体的匾额悬于门前可以使人一目了然。既可以对孩子潜移默化的作用；又可以时常自警，始终遵循教育宗旨；还可以让其他人看到，起着监督的作用。一些读书人还会创建其它有助于提高儒学修养的建筑，和家塾相互配合，形成一定的格局。

二、私墊教育的制度化表现

自范仲淹创立义庄之后，义庄里的私塾教育便有了一种制度性的保障。尽管这种保障并非特别稳定，它会随着家族的兴衰而发生改变。但总的来说，义庄里教育因其在义庄规约的制度性的规定下，有制度性的保障，而区别于一般的私塾教育。一般的私塾教育因人、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化是常有的事，缺乏必要的制度性保障。

尽管北宋时期有很多人对范仲淹创办义庄的行为称口不绝，认为这种行为值得效仿。然而，就宋代的史料记载所言，真正去效仿的家族似乎并不多。相比较而言，南宋时期创办义庄的记载要多得多。

宋人自己也发现这种状况，在北宋建立之后二百年间，虽然很多人都有效仿范仲淹创立义庄、义学的志愿，但是真正能够创立成功的人极少。即使有偶尔成功的，其义庄、义学也维持不了太长时间就破败。

南宋时期，衡山县崇岳乡的赵氏义学庄则是为数不多的成功典型之一。赵氏义学的学规是仿照岳麓、石鼓书院的学规，而赵氏义庄则是仿照其他宗族的规约并加以改造而来的。赵氏义学中每年会聘请两位塾师，一名教小学，一名教大学，并且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

宗族子弟六岁就进入小学学习，而到了十二岁则进入大学学习，这似乎比一般儿童入学的年龄要早。除此之外，赵氏义学还制定了针对学生的奖惩、升退等措施，用来督促宗族子弟努力学习。

三、私墊的经济来源

宋代私塾的经济来源至少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来自学生家庭，也就是相当于学费。对于下一代的教育投入，很多家庭都是不遗余力，除了日常生活开销及婚嫁、丧葬等人生大事以外，绝大多数的经济支出来自后代的教育，这在宋代文献中有相当多的记载。经济来源出自学生家庭的，一般都是规模较小的家塾、村塾等类型的私塾。

还有相当多的私塾是由私人或官方资助维持的。宋朝政府从宋太祖时期便定下了“需恪守祖宗家法”的条例，而宋太祖从一开始就釆取“不抑兼并”的国策。因此，宋朝社会的上流人士掌握不少土地，土地的所有权属于私人的。

而所谓的上流人士大多是持儒家信仰的士大夫，因此，他们在私塾教育的投入上尤其卖力。其次，宋朝政府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民间思想，在私塾教育的投入上也花了一番功夫，尽管相对于官学投入而言，它在私塾教育的投入上微乎其微。而宋代私塾很多都是由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富民出资创立。

四、总结

宋代私塾教育因为宋代社会独特的发展历史而有自身的特点。宋代社会在和平、战争中徘徊，因而私塾教育的发展也表现出起伏不定状态。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重压力下，宋代的私塾大多数缺乏制度性的保障。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宋代私塾中规约的兴起，私塾教育的内外部都有了一定的规则约定，可以算得上是对总体制度性保障缺乏的弥补。因而，宋代私塾教育在这种张力中持续发展。

“私塾”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存在，在中国古代漫长的教育历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并在当今时代仍发挥着一定作用。因此，理解私塾的历史在教育史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