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后,林徽因询问碑文谁写,彭真:周总理字不赖

1955年6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营建过程中,美术家徐悲鸿提议由毛主席为纪念碑题碑文。

毛主席接到书写碑题的请求后很是高兴,他让秘书找来纸墨笔砚,亲自书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正面的碑题已准备好了,那么背面碑文该由谁写呢?

梁思成认为,既然碑题已由毛主席写好,而碑文理应再由主席去书写,纪念碑本就有超然的历史厚重感,由开国领袖书写再合适不过了。

只不过,林徽因也提出自己的观点,毛主席写的字大气磅礴,让人油然敬佩。

但碑文最好用楷体书写,毕竟碑文多,面积小,楷书显得更紧凑庄重一些。

就在大家思考谁来题写碑文最为合适的时候,兴建委主任彭真想到了一个绝佳的人选,开口说道:“周总理字不赖!”

那么,周总理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是何反应,而人民英雄纪念碑营造前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后,林徽因询问碑文谁写,彭真:周总理字不赖

人民英雄纪念碑

一 纪念碑奠基典礼

1949年9月,政协第一届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央领导和各界民主人士普遍认为应该建造一座纪念碑,以缅怀为中华民族解放战争而牺牲的英雄。

早在革命年间,毛主席就想建造纪念碑,缅怀那些从井冈山时期因革命牺牲的战友们,正是他们为革命的献身,才有了共产党今天的成绩。

至于纪念碑应该建在哪里,代表们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可建在东单广场上,这里是商业中心,交通便利,可让更多前来北京的人瞻仰英烈们。

也有人认为应建在八宝山,这里是人民英雄忠骨埋葬的地方,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这里,也方便人们缅怀、悼念。

不过更多人主张应建造在天安门广场,这里数百年来一直是政治中心所在地,且这里也是首都最大的广场,可同时容纳更多人前来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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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

正当代表们七嘴八舌地讨论时,周总理认为天安门广场是承载了五四运动这样的进步学潮事件,将纪念碑建造在这里更有历史意义,可缅怀那些为追求真理而流血牺牲的进步人士。

周总理话音刚落,毛主席就当即表示赞同,大家也不再有任何异议。

其实,天安门广场长期以来都是封闭性的广场,直到辛亥革命后,出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铃不顾满清遗老们抗议,下令对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进行改造。

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造,横隔外界的红墙被拆除,彻底消除了封建皇权的影响,打通了北京城的东西交通和交流,平民可随意穿越天安门广场,也为“五四运动”学潮的到来提供了方便。

不过自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再加上日本人侵占北平后,天安门广场逐步荒废,长时间以来无人管理,昔日威严肃穆的广场已是杂草丛生,成为荒野之地,遍地都是垃圾,堆得比行人还高。

北平解放后,叶剑英下达了对天安门广场的整顿,并要求在9月份彻底完工,上万人参与了对天安门的改造,这才有了后来的天安门广场。

当天下午6点,毛主席和一众政协代表亲临天安门广场,参加纪念碑奠基典礼。

参加奠基仪式前需要提前赶制奠基石,而奠基石篆刻者为陈志敬同志,他同月23日才接到这一任务,要求在同月30日完成。

按理说,为了保证质量,根据正常流程,工期需要一个月左右。因时间太紧,陈志敬只能将一块旧的碑石磨平,再和兄长同心协力,加班加点赶工期,夜以继日地轮番上阵,最终准时完成镌刻任务,保证奠基仪式的使用需要。

下车后,毛主席汹涌澎湃地看向天安门广场,并在石碑前来回踱步,他见代表们已排好队伍,当即以严肃的口吻喊出步兵操典的口令:“立——正”、“向右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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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每个代表神情严肃、步调一致,他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听从主席号令。

在军乐团奏乐声中,周恩来上台宣布奠基典礼就此开始。在哀转低沉的旋律声中,大家脱下军帽,低垂头颅。

毛主席迈着沉重的脚步,缓慢走到扩音器前,宣读全文154字的碑文,其碑文深邃精辟,气质磅礴,凸显对先烈们的无比敬仰之情。

宣读完毕后,毛主席默默走向石碑旁,眼角热泪流出,挥起铁锨挖起第一捧土,填到奠基石基座上,以表达对先烈们的无比敬意。

而后,政协代表们纷纷拿起铁锨铲土,就此纪念碑奠基典礼结束。

参加典礼的政协代表杨拯民晚年说:“当天决定建碑地址,当天举行奠基仪式,如此速度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新中国前一天举行奠基仪式,其目的正是说明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继承英烈们遗志,完成为人民造福、为民族复兴殚精竭虑的伟大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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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二 纪念碑设计方案

为了建好纪念碑,中央指示成立“兴建委”,并由北京市市长彭真担任主任,而梁思成、郑振铎出任副主任。不过纪念碑的设计、建造等全部工序,都是由周恩来亲自关心并审定下指挥进行的,因而他是实际的总指挥。

考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意义重大,因而周恩来提出了3个要求,纪念碑要能凸显“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使命,也要凸显时代精神和肃穆主题,还要能彰显宽容宏大的思想。

“兴建委”就这3个要求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纪念碑可用“亭”表现,也有人提议用“雕像”,还有人认为可用“塔”。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思考再三后,认为应该以传统“碑形”为主体,其本身威严高耸,可将英烈们为民族解放而献出生命的崇高志向和远大理想。

对于纪念碑的设计,有人认为可打造空心碑身,内部可装台阶或电梯,游客们登上后可俯瞰整个北京城,成为北京的最高地标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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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纪念碑

此提议并不是空穴来风,美国华盛顿纪念碑就是这一形式,内部有50层铁梯,也可乘坐高速电梯,游客可眺望整个华盛顿。

不过梁思成思考后,认为中国的纪念碑必然要不同于西方国家,必然要庄重肃穆,要将中国五千年的建筑雕刻文化展现出来,且能够供后人瞻仰,而不只是建造成单一的观光景点。

这一提议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不过周恩来还指出,拟定纪念碑设计方案不能“关门造车”,需要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和想法。

在周总理指示下,“兴建委”向全国各大建筑设计单位、高等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集令,鼓励大家都能设计出新颖独特的兴建方案。

经过一年的征选,截止1951年底,兴建委收集了240多份设计方案,其中有不少是从海外寄来,华侨陈嘉庚先生更是寄送了水泥柱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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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陈嘉庚先生

这些设计方案形式丰富、内容多样,主要分为平铺式、雕像式、碑形三种设计类型。

经过层层筛选,兴建委从其中选出8种精品设计方案,再由设计人员广泛思考,从专业角度去评析。

但一千个人中有一千个哈利波特,对这8种设计方案,每个人都有不同看法,彼此各执一词,争吵十分激烈。

周总理得知后,对8种方案进行认真审阅,又花取时间将其他有创意的方案读了一遍,加以自己的思考,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设计方案:

纪念碑伫立在天安门广场中间,建筑面积为三千平方米,纪念碑高为37.94米,比天安门高4.24米,分为须弥座、碑身、台座,须弥座白玉束腰且高为2米。台座四周设台阶,分上下2层,四周设白玉栏杆。

周总理的这一方案得到设计学者、中央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赞同。尽管他并非科班出身,可正是他参加革命数十年里,见证了太多英烈的牺牲,经历艰难万险的岁月,对纪念碑有自己的深刻见解,再结合其他设计方案,集思广益,因而才设计这个让大家一致认可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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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

三 碑心石三次瘦身运回北京

纪念碑最核心的部位是碑心石,也正是雕刻“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碑身,其高为15米,宽为3米,厚度为0.6米。

当初兴建委讨论时,提议可用四块巨石拼接起来,毕竟当时我国工业还没机械化,人工很难采摘巨大的石块。

梁思成认为,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碑面应该使用完整石块,不能拼接,才能承载如此有重大意义的建筑物。

那么,到底该去哪里开采这样的大石块呢?一时间,每个工作人员犯了难。

周总理听闻后,指示一定要开采我国本有的石块,且保证这类石头难以风化,还要打磨漂亮。就这样,兴建委发起了在全国范围的征集,并深入全国各地考察。

收集上来的石块再拿到实验室检测,经过各方面对比,青岛崂山浮山的花岗石率先冲出重围,该山体石料均匀,云母少,石英多,质地较硬、颜色均匀,可很好的耐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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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石料

不过开采的石块不能有任何裂纹,这就给石块开采增加了难题。兴建委施工组负责人刘士元经过多次巡访,这才找到一块巨石。

石头开采又出了问题,尽管工匠们用上炸药进行轰炸,可始终无法让巨石和整个岩壁分离出来。没办法,大家只能以最古老的方式开采,数十名工匠拿着锤子敲打楔子,大家一同喊着口号,就这样一点点才如愿将石胚敲开。

就这样,用了4个月之久,工匠们获得了一块长15.5米、宽3.55米、厚2.1米、重300余吨的碑心石料。

而这样的庞然大物又该如何运回山下呢?老工匠们提议可用“滚杠”方式将石头滚下山去,沿着山坡一路铺设路基,再垫上钢轨、枕木,从而使得石料缓慢运下山。

为了运输方便,工匠们对石胚进行了第一次瘦身,将其重量减轻为28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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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山脚下到铁路装车点仍有15公里的距离,道路崎岖不平,运输困难,工匠们又对石料第二次瘦身,其石料重量减少到103吨。

经过一番折腾后,石料于1953年9月27日抵达青岛车站,才15公里的路程整整运输一个月之久。

不过当时的火车载重才不过30吨,根本无法托运这一庞然大物。济南局向铁道部请求调用一辆载重120吨以上的列车,但当时我国并没有生产大型列车,只能向苏联方面寻求帮助,这才调来一辆载重90吨的列车。

依照超载10%的合理范围计算,工匠们又对石胚进行了第三次加工,将石料重量减少为94吨,连同垫木总计1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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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装载石料的火车缓慢向北京出发,时速10-20公里每小时,直到同年10月13日才将石料运回北京西车站。

这天,朱老总亲自率人迎接,工作人员刚下列车,就见到敲锣打鼓、沸沸扬扬、鞭炮齐鸣的场面。而从车站到施工地点不足一公里路程,但工人们仍是花费3天时间才将石碑运到目的地。

根据加工需要,工匠们对石胚再次瘦身,使其重量减少到60吨,这才有了纪念碑碑身的雏形。

四 彭真:周总理字真不赖

在纪念碑的建设过程中,兴建委对碑文也进行了讨论,并确定碑文为设计主要部分,因而它应该放在中轴线上最显眼的地方。

中国传统石碑上的题字最讲究书法艺术,正所谓“以文勒石,以文铭功”,至于由谁来写碑文,唯有书法功底好的人才有资格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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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家徐悲鸿提议由毛主席题碑文,毕竟毛主席的书法大气磅礴、气势非凡。而主席本身正是共和国领袖,且早在纪念碑建造前,他就亲自起草了154字的碑文,由他书写理所应当。

不过考虑到毛主席日理万机,碑文太长,兴建委认为可由毛主席写正面的碑题,另一面的碑文另找其他人写。

毛主席接到书写碑题的任务后很是高兴,他让秘书找来纸墨笔砚,亲自书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为了精益求精,毛主席一口气写了两遍,写完后先是仔细观摩一番,满意地点点头,并让秘书转达:“这两幅字可让懂书法和雕刻的学者们审定审定,让他们提提意见,看看哪幅能用,如果不够好,可以再让我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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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墨宝

当毛主席的书法呈递到兴建委设计组时,大家对其仔细审阅,发现这两幅字形式布局均相同,且都是从右向左排列,区别在于“雄”字采取不同书写方式,落款时间中的“一”、“六”两字有否连笔区别。

至于该选择哪一幅题字篆刻制作,书法家魏长青认为不能“取字拼合”,不然气脉断了,影响不好。根据这一主张,设计组决定从两幅字中取出个别字重新编排,尽管并非出自完整一幅题字,可仍不失神韵,没有丝毫拼凑感,整体给人一气呵成气魄。

兴建委重新编排后,又送给毛主席审阅,主席看了后很是满意的,当即应允下来。

正面的碑题已准备好了,那么背面碑文该由谁写呢?

梁思成认为,既然碑题已由毛主席写好,而碑文理应再由主席去书写,纪念碑本就有超然的历史厚重感,由开国领袖书写再合适不过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后,林徽因询问碑文谁写,彭真:周总理字不赖

林徽因

只不过,林徽因也提出自己的观点:“毛主席写的字大气磅礴,让人油然敬佩,但碑文最好用楷体书写,毕竟碑文多,面积小,楷书显得更紧凑庄重一些。”

兴建委主任彭真听闻两人的对话后,他突然想到一个绝佳的人选:“周总理为很多革命烈士题字,他写的字真不赖,能写一手漂亮的‘颜体字’,看起来工整大方,不妨请周总理试试?”

不过请示周总理前,彭真又十分谨慎的将这一建议汇报给毛主席,想听听主席的看法。

毛主席听了后风趣地点点头,说:“恩来的字确实很不错,这个意见我赞同。”

彭真马上又找到周总理,说出自己的想法,周总理虽然比较吃惊,但还是答应下来。

周恩来曾评价自己是个“举轻若重”之人,对于书写碑文他也毫不马虎大意,尽管他公务繁忙、日理万机,常常忙得夜以继日,可仍在百忙之中每天抽出时间练习书写。

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后,林徽因询问碑文谁写,彭真:周总理字不赖

周总理墨宝

他每天晨起时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晚上再挤出一点时间书写。他先是练习碑文中的每个字,再反复对比、临摹、修正,进而再连贯书写。

据周恩来卫士乔金旺说,周总理有段时间因生病住在北戴河疗养,休养期间他让警卫员研墨并铺陈宣纸,趁着这一难得的休闲时间练习,每天都要写上几遍,一共写了40多遍才一气呵成写出让他满意的作品。

周总理从这些作品中挑选出一幅他最为认可的作品,整体美观大方,不失刚劲,字体结构也非常优雅、工整。

他还亲自将作品拿到纪念碑建造工地上,并交给雕刻家刘开渠,征求他的意见。

周总理十分谦逊地说道:“我躲在北戴河练了一周,你看怎么样?行不行?不行我再重写。”

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后,林徽因询问碑文谁写,彭真:周总理字不赖

周总理

刘开渠拿着这幅字仔细斟酌品鉴,忍不住连连点头,他赞叹道:“过去只看到你的题词,没见你写这么多字,没想你的书法如此工整严禁,根本没必要重写!”

待到毛主席、周总理写好碑文后,工匠们就开始给碑心刻字。周总理还特意指示以鎏金方式,将字刻在纪念碑上,并特批一笔经费购买黄金,用于鎏金使用。

不过两个伟人是在宣纸上书写,想要将其刻在碑身上,那可十分不易,需要先将字体放大再镀金。

工作人员提议用投影机放大字体,再对着光影临摹,可这种方式失去了字体本身的神韵。

对此,书法家魏长青亲自动手临摹,他们分析主席和总理字体特点,再细细临摹,每一幅字都要临摹数个小时,光是一个字就有两米多高,还要保证和原字体一模一样。

写完字体后还要鎏金,为了让字体更有神韵和气势,魏长青先是对正面题字鎏金五次,再对背面碑文鎏金三次,共计使用132两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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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纪念碑

镌刻结束后,魏长青还用放大镜查看是否有“砂眼”,并用玛瑙细致研磨,保证没有瑕疵,如此就可使得金字300年不变色,任凭风吹雨打都不会被腐蚀。

魏长青完成篆刻任务后,组织上提出要给他丰厚的报酬,但他坚决不收,表示为纪念碑镌刻是其荣幸,理应尽心尽责。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书法艺术,显得刚健遒劲,龙腾虎跃,在阳光下更显光芒,使得本就气势磅礴的纪念碑更赋予神采,烘托了设计主题。

不过新的问题又来了,依照传统,碑石应该坐北朝南,正面朝南,毛主席书写的八个大字朝着南面。

可天安门广场的政治集会较多,而游人通常是从长安大街进入广场,第一眼看到的纪念碑是碑身背面。因此,有兴建委成员认为应该将主席题字的那面朝北,也就是坐南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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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纪念碑

可这一观点引来了不少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不合中国传统,也容易让观者弄混淆,分不清正面和背面。

争议不下,大家只能请示周总理,周恩来经过思索后提议坐南朝北,并解释称既然纪念碑是“纪念死者,鼓舞生者”,那就要让行人第一眼看到它的正面,看到主席的题字,这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总理的这番话,很快就说服了那些固执的老前辈们,纪念碑坐南朝北的方向就此确立。

五 浮雕主题创作

因纪念碑碑身巨大,普通的须弥座台基承托就显得单薄平淡,因而梁思成提议用双重台基,且在底部台基镌刻浮雕,得到了周总理的认同。

浮雕最能体现纪念碑的艺术性,需要能够体现近代中国儿女觉醒的波澜壮阔历史画面,因而需要选出一个能担得起重任的杰出雕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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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在众多名单中选出刘开渠主持设计工作,并以中央政府名义连发3封急电,将刘开渠从浙江调回北京,担任雕塑组组长。

周恩来指示,浮雕设计一定要将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历程表现出来,且还要有超高的艺术价值,并指示在全国征集雕塑艺术人才参与创作。

根据总理指示,兴建委很快就从全国范围内召集300多名雕塑人才,而刘开渠又经过层层审核,只留下一百余人,但最主要的创作者只有八个人。

经过一番商议后,浮雕上的历史大事件最终确定为八个,包括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胜利渡江。

有人认为,应该将“南昌起义”改为秋收起义,但主席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南昌起义的意义更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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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浮雕

对于浮雕画面是否出现领袖形象,主席认为不妥,历史是由全体人民创造,而不是哪个人,雕塑更应该表现人民英雄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形象,因而设计画面改为表现人民群众。

关于浮雕的创作方面,周恩来指示先别急着创作,全面了解近代中国的革命史,结合传统雕刻艺术的同时,参考国外的创作经验,再运用写实主义手法创作。

刘开渠遵照这一意见,先后多次组织雕塑人员讨论学习,外出考察观摩,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创造出让人满意的作品。

而浮雕上的花纹则是由一代才女林徽因设计,为了配合碑文和浮雕主体内容,表达先烈们的革命精神,林徽因则选用牡丹花、荷花、菊花进行设计,以歌颂人民英雄的纯洁、坚定、高贵品质。

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后,林徽因询问碑文谁写,彭真:周总理字不赖

人民英雄纪念碑

不过可惜的是,林徽因还没等到纪念碑揭幕那天,就于1955年4月离开这个世界,走完了51年的一生。

一切准备就绪后,雕刻工匠们就开始雕刻工艺,虽然有画纸,可8块浮雕设计稿主要是由画家完成,雕塑家参与的比较少。真正开始雕刻时,雕刻家又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动。

而为了人物形象更逼真,最大化还原历史,专家们还找来战士,让其做出各种形态,以更好的创作。

纪念碑建造分两个阶段,一是筹备阶段,从1949年9月到1952年5月结束,历时近3年之久;二是建造施工阶段,从1952年5月到1958年4月,历时近6年之久。

经过两万名工人的不懈努力,纪念碑于1958年5月1日揭幕,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落成仪式。

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后,林徽因询问碑文谁写,彭真:周总理字不赖

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众人的见证下,这个耗费无数人心血的纪念碑完全展现在阳光之下,毛主席、周总理题写的鎏金大字闪闪发光,鼓舞着无数人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的决心。

周恩来兴奋说道:“我们不请外国雕塑家也完成重任,这说明中国雕塑艺术了不得……”

吴良镛先生也高度评价:“单就设计成就和所达到的境地而言,它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当之无愧,也是亿万中华儿女的骄傲。”

如今已过去六十余年,人民英雄纪念碑依旧伫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它诉说并见证了中华儿女为救国存亡、富国民强而自强不息的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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