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人顾四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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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顾觊之，是吴郡吴人。最开始做吴郡主簿，谢晦任荆州刺史时，让顾觊之当他的南蛮功曹，同时兼任他的卫军参军。谢晦欣赏他的朴素而高雅的风度，对他倍加重视。后来顾觊之当山阴县令。

山阴县有百姓三万家，是海内大县，前后到任的长官，即使日夜不停地奔波，事情仍然处理不好。顾觊之用简单的办法对付繁杂的问题，县里因此没什么麻烦，他白天把县衙门门帘放下来，门外寂寞无声。

在宋建国以来的所有山阴政务中，这时的事务最少而政绩最突出，没有第二个人能赶上。接着顾觊之回京城当尚书吏部郎，在宋文帝主持的座谈酒会上评论江南人物，谈到顾荣时，袁淑对顾觊之说：“你们南方人胆小怕事，怎么能对付谋 反的事。”

顾觊之严肃回答：“您怎么能因您的忠诚道义而讽刺别人。”袁淑顿时面带惭愧之色。元凶刘邵杀文帝自立为皇帝。朝廷人物无不迁官，只有顾觊之没有变动。孝武帝当了皇帝，顾觊之升为御史中丞。

孝建元年，外出当义阳王刘昶东中郎长史、宁朔将军，且代管会稽郡事务。不久又调为右卫将军，兼领本郡中正。第二年，出外当湘州刺史，他善于管理老百姓，政绩斐然。

宋文帝为什么要杀谢晦

理由很简单，谢晦功高震主，拥兵自重，严重威胁到宋文帝的帝王之位。

众所周知，谢晦是拥立宋文帝登基称帝的其中一个重臣，佣兵过十万，对宋文帝一直都是颐指气使，处处威胁宋文帝的帝位。所以，他被杀，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何承天传译文

译文：

何承天，东海郯城人。何承天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徐氏，生性聪慧学识广博，所以何承天小时候便受到训诂教育的熏陶，经史百家，没有不详尽通习的。

晋隆安四年，南蛮校尉桓伟任命何承天为参军，当时殷仲堪、桓玄等人相继举兵反抗朝廷，何承天惧怕祸乱不息，就弃职回到益阳。起义之初，长沙公陶延寿任命何承天为他的辅国府参军，派人通报以尊奉宋高祖，于是任命何承天为浏阳县令，不久他便离职回到京都。

抚军将军刘毅镇守姑孰城，授予何承天为行参军的官职。刘毅曾经外出行走，鄢陵县吏陈满用弓箭射鸟，箭误中了值勤的将领，虽然没有伤到人，但是被处以弃市的刑罚。何承天提议说：“官司应重视实情断决，有疑问则从轻处理。先前使汉文帝刘恒所乘之马受惊的人，张释之以犯跸之罪名弹劾，而处罚也只到罚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明白他无意惊动帝王之马，所以不以惊驾的重罚施加于他，而是施加以不同的条例。现在陈满的本意在于射鸟，不是有意射人。按照法律，过失伤害人命的，判三年刑，何况还没有伤人呢？轻微处罚一下就行了。”谢晦镇守江陵，拜请何承天为南蛮长史。

谢晦晋升为卫将军，何承天就转任为咨议参军，兼做记室。益州前任刺史萧摹之，巴西郡前任太守刘道产离官还于江陵，谢晦想杀掉他们，何承天竭力营救，所有的人得以幸免。谢晦被攻克，何承天留在城府中不随行，等到到彦之到马头时，何承天亲自去见他并向他请罪，到彦之因为他有诚意，宽恕了他，命他兼作南蛮府事。

元嘉七年，到彦之出师北伐，拜请任命何承天为右军录事。等到到彦之战败溃退，何承天因才能不适于军旅，得以免除刑罚，而任命为尚书殿中郎，并兼左丞。何承天本性倔强固执，不能委屈心意逢迎朝中的大官，常用自己所长轻慢同僚。元嘉十六年，被任命为著作佐郎，编撰国史。

元嘉二十四年，何承天迁职为廷尉，还没有正式授予官职，皇上又准备任他为吏部尚书，已下达了密令，何承天泄密，因此被免官，死在家中，享年七十八岁。

原来的《礼论》有八百卷，何承天删减合并，按门类相合并，共有三百卷。此外还有《前传》、《杂语》、《纂文》、《论》等流传于世。另外，还修订了《元嘉历》，这在《律历志》中有记载。

谢灵运谢眺谢安什么关系

谢安与谢灵运都是陈郡谢家的人，他们是一个大家族，亲戚关系比较多，家中的人又多出有才之辈，常常被后世的人们敬仰，其中谢安是东晋著名的一个政治家，还与王导一起被人合称为东晋政坛的双子星，谢安的家人也都比较有名，他有一个侄女谢道韫也是东晋著名的女诗人。

而谢玄是谢安的侄子，谢灵运则是谢玄的孙子，因此谢灵运应该算是谢安的子孙后代，谢家算得上是人才济济，其中谢灵运应该算是谢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虽然在政治上的成就可能比不上祖先谢安，毕竟谢安可是当时的一个名相，但是在文采方面谢灵运绝对是谢家数一数二的一个，谢灵运是山水诗派派的鼻祖，也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古今中外治国大事

秦朝末年，爆发农民大起义，秦王朝由此覆灭。又经多年楚汉之争，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汉。由于秦末的连年混战，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困苦不堪。西汉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统治者总结秦亡的教训，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繁苛徭赋，二是严刑酷法。以此为镜鉴，几任统治者都实行“无为而治”，贯彻轻徭薄赋、明法宽刑政策，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其中汉文帝刘恒做得尤为突出，因而成为西汉“文景之治”的开拓者。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第四子，生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恒被封为代王，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大封吕氏兄弟及其子侄为王，形成取代刘氏天下之势。公元前180年吕后逝世，诸吕阴谋发动叛乱，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大将军灌婴联合诛灭诸吕，拥戴刘恒登基称帝，这就是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执行轻徭薄赋、明法宽刑的政策，安定人心，发展生产，使社会经济逐步繁荣。刘恒死后，其儿子刘启即位，这就是汉景帝。刘恒、刘启两朝近40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历史，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周朝建立而后长久废弃的“籍田”制度，鼓励农民勤于耕耘，不违农时，后来这项制度坚持下来，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恒继续执行轻徭薄赋政策。公元前178年，他下诏免除天下田赋之半，即三十税一；公元前177年，又下诏免除晋阳(今山西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百姓田赋三年；公元前168年，规定只收当年天下田赋的一半；公元前167年，再次下诏，“除民田之租税”，又将口赋(人头税)由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仅为原来的二分之一。在徭役方面，他将成年男子一年服役一个月，减为“三年而一事”，削减三分之二。农民能从中得到某些现实利益，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

在废除苛法严刑方面，汉初诸帝也作出了很大努力。刘邦时做出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去秦法”以争取民心的归附。惠帝、吕后时期，颁行赎罪令，废除三族罪、妖言令，判处重要罪犯，不再株连父族、母族、妻族，说错话也不再治罪。

文帝时明令废除族诛法、连坐法、诽谤妖言之罪，还废除了最为残酷的刑罚“肉刑”。他认为古代圣君明主治理天下，专设“进善之旌，诽谤之木”，疏通治政的渠道，招致进谏的臣民。如果设立诽谤妖言之罪，臣民不敢畅所欲言，君主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朝廷不能招贤任能，所以这种法令应予废除。强调“以德化民”，在统治实践中采取一些明法宽刑措施。

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其父文帝制定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汉朝的物质基础亦大大增强，是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

元嘉之治

元嘉之治”是指东晋南北朝宋武帝至宋文帝时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元嘉” 是南朝宋文帝刘父路的年号，因其政治较为清明，又努力推行繁荣经济文化的各项政策，从而出现了短期内经济终于有所物复、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的政治局面。

刘宋武帝刘裕吸取东晋灭亡的教训，十分注意集权于中央。他重用寒门，压抑豪门士族，限制士族地主兼并土地。

宋武帝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两年后，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借其嬉戏失德将其杀死，立刘裕三子宜都王刘义隆，史称宋文帝。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 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文帝统治时期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宋文帝第二次北伐的失败导致“元嘉之治”衰败。其实，作为一种政治局面， “元嘉之治”衰败于宋孝武帝时期。孝武帝对元嘉时期的制度多有改革。但他的改革除少数有积极作用外，大多祸国殃民，从而导致了“元嘉之治”局面的衰败，加速了刘宋王朝的灭亡。

“元嘉之治”是宋武帝刘裕和宋文帝刘义隆共间意就的。特别是宋文帝继位后， 提倡节俭、 轻徭薄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使元嘉时期成为南朝的鼎盛时期。

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 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他被史学家司马光誉为“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人称道的治世，或者可以说这是最接近古代理想社会的时期。

关于“贞观之治”，太宗所说的“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大约是最简约的概括了，《通鉴》涉及贞观之治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些主题展开的。

唐太宗能够倡导文教，以诚信治理天下，他充分发挥大臣的作用，重农桑，轻徭薄赋，纳忠谏。太宗的知人善任、虚已以听和归美群臣都为后世所称赞，因此这一时期的君臣关系也成为古代社会君臣关系的典范。

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监狱）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是封建时代太平盛世的典范。唐太宗以其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治道资源。包括他居安思危的优患意识、以史为鉴的反思精神、静抚天下的治国方针、民为邦本的民本情结、选贤任能的人才战略、从善如流的为政风格以及先正其身的安天下之道等，都值得后世认真研究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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