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代到清代：为什么没一个朝代能持续长治久安？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量次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等，这些光辉的盛世是所有中国人最引以为傲的回想。但是王朝不断循环的现实表明，中国历史上再伟大的盛世也只能保持于一时。那些没法持续的盛世，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特殊窘境。

窘境一：集体腐败致使的王朝政治周期性紊乱

秦代二世而亡的历史表明，统治者对百姓苛捐杂税、竭泽而渔，带来的常常是王朝的速亡。因而历史上那些明智的统治者都会以轻徭薄赋、量入为出为基本国策，防止对百姓的搜刮过度，也就是所谓的“仁政”。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常常被认为是施行“仁政”的结果。

但是，“仁政”的前提是君主与官僚必需进行自我束缚，以“明君贤臣”的标准来请求自己，所以明智的统治者一定是强调“为政以德”的。但是在现实的政治中，对于具有绝对权利的君主来讲，道德的束缚力永久是有限的。缺少权利的制约，缺少高于王权的法律，君主可以随便地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与财产。只要他愿意的话，没有任何气力能够禁止他的穷奢极欲、大兴土木。

对于官员来讲一样如斯。虽然官员被请求清正廉明，但道德的自律没法束缚官员的逐利冲动，没法避免官场腐败的蔓延，而官场集体性腐败的结果是统治本钱的不断上升和治理效力的不断降落，终究使整个社会没法正常运转。以道德的自许始，以腐败的结果终，这个剧情几近在历代王朝都不断地重复上演。

窘境二：人口增长致使的周期性土地危机及社会失序

土地占有相对于平均、百姓可以安居乐业，这是构成盛世的基础，而盛世的结果必定是士民繁庶，人丁兴旺。然而，土地老是相对于有限的，盛世所带来的人口增添，必定会带来土地的紧张。再加之天赋、机会、权利等因素的差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会不可防止地发生贫富的不断分化。

在土地是主要社会财富的时代，贫富分化的直接表现情势就是土地向特定人群不断集中。当土地集中因为人口增添而进一步加重的时候，愈来愈多的农民就会失去土地而变为流民，由此发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社会的失序。

为了应对失序的社会，王朝常常就不能不打破过去奉行的轻徭薄赋、量入为出的政策，开始施行强征，而强征又必定会引起更大的社会矛盾，于是每一个王朝都挥之不去的恶梦——周期性的农民起义传统便开始构成。动荡与损坏致使王朝循环，人口降落，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得以和缓。但是也就是在这一过程当中，旧王朝的壮盛终究成为追思，人们也就开始在新的王朝中期盼着又一轮盛世的出现。

窘境三：承素日久致使的军事气力的周期性衰落

几近所有新的王朝都是依托武力来树立的，军队是历代王朝保持统治的基础。但是一旦盛世来临，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军队战役力的维系便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出现所谓的武备渐弛。更重要的是，历代王朝出于节制军队的需要，常常会采用“以文制武”的策略，把军事气力纳入庞大的官僚体系当中，其结果是致使军事气力自身的官僚化，而这就会进一步致使军队体制的僵化与内部管理的腐败化，从而使军队一步步丧失战役力，由此历代王朝的军事气力也就很难解脱周期性衰落的宿命。

如明朝的军队在明初的时候有相当的战役力，但是到正统年间已经“手不习攻伐击刺之法，足不习坐作进退之宜，目不识旗帜之色，耳不闻金鼓之声”，到崇祯年间更是“矢折刀缺，闻炮声掩耳，马未驰辄堕”，以致于“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

八旗在清代初年号称“劲旅”，但是入关以后，随着战事的减少，军队的战役力迅速降落，其衰落在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时已经充沛暴露出来，乾隆年间更是出现了检阅时“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好笑场面。八旗衰落以后，绿营成为清政府保持统治所依赖的武装气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营也日益衰落，到了道光年间的雅片战争和咸熟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时，身为国家正规军的绿营已是不堪一用了。

军事气力的衰落致使的是统治者失去应对内忧外患的基本能力，一旦社会出现大的动荡，盛世色厉内荏的真象就会一下子被捅破，王朝也就会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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