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国推销治国理念，没有得到列国响应，只能怀着绝望的心境返回鲁国，从此静下心来搞学问、教弟子。返回鲁国以后，孔子传《易经》、作《年龄》，还收了一名入室弟子——子夏的道理，表达出应对乱臣贼子酷刑峻法，所以乱臣贼子才会惧怕。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子夏曰：“《年龄》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致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今田常之为乱，有渐见矣，而君不诛。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
子夏的观点无比简单无比直接，就是对乱臣贼子斩尽杀绝，斩草除了根，以绝后患。
三，孔子对普通人也有酷刑峻法思想
不为人知的是，在对待普通人时，孔子也有酷刑峻法的一面。《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记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孔子认为应当严重处分，由于一人弃灰于街道，惹怒他人，两人就会争斗，于是会上升到家族抗衡，“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因而相比于弃灰会被重罚，人们会选择不弃灰。
这是孔子主意酷刑峻法的重要例子，固然汉代刘向将“弃灰于道者，刑”挪到商鞅头上了，成为后世说明商鞅刑法过严的一条力证。
《商君书》中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礼法以时而定。”说到底，礼即法、法即礼，只是不同时代的不同说法罢了。清朝史学家章学诚因此说，“申、韩刑名，旨归奖惩，《年龄》教也。”近代学者郭沫若更是直白地指出：“前期法家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重视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
正因如斯，子夏与荀子教出一堆法家学生也就不让人诧异了。以李悝、商鞅、韩非子等为代表的战国法家，尽管脱胎于儒家，但终究抛却了永恒的先王之道，抛却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抛却了仁义爱人…….将儒家对礼乐之秩序性和规范性的强调推到了极致程度，再结合祖先的刑名思想，将法家变为了一台严丝合缝的冰凉机器。
总的来讲，法家历史无比悠长，早在上古时就已经出现，但一直没能成系统，至儒家出现以后，在吸取儒家部份思想后开始系统化与成熟化。反过来讲，儒家原本就存在酷刑峻法与依礼（法）办事的基因，只是儒家一直表现出仁义治国思想，让后人下意识的疏忽了儒家恶毒的一面。其实，相比法家的酷刑酷法，儒家以礼制杀人也许更加可怕，上世纪鲁迅就写过一些礼教吃人的文章，让人至今读之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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