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外国使团眼里,当时的中国人原来是这种形象,无法想象

中国人形象的崩塌发生在19世纪初期,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两个访华使团的到来为英国人观察中国及中国人提供了契机。英国使节马嘎尔尼在18世纪末的中国之行被视为中国形象崩塌的关键事件之一。马嘎尔尼作为英使率庞大的使团来到中国,马嘎尔尼在此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力图完成英王的重要嘱托。乾隆皇帝也想借此机会将英国纳入朝贡体制,下令认真接待。

然而双方因礼仪不同发生冲突,导致此次外交任务的失败。1816年,阿美士德再次带着打开中国门户的目的来到中国。中国的繁文缛节再一次成为中英双方交往的障碍。英方虽然耗费大量金钱与精力,但连皇帝面都没有见上就被驱逐出境,此次事件让英国甚至整个欧洲哗然。在使团眼里,中国人到底是什么形象呢?

一、勤于政事却喜怒无常的中国皇帝

使节们来到中国最想见到的人应该就是皇帝。首先是对乾隆皇帝仪态的称赞,“很少患老年疾病,容颜和行动像60岁的健壮人……他的脸色甚至在这样的老年依旧是红润的……看上去腰背完全挺直”。皇帝行动自如,身体康健,给使团成员留下的第一印象极佳。

其次,是对乾隆皇帝精神面貌的描写“自始至终皇帝看来非常愉快自如,绝不像外间描写的那样阴郁沉闷。他的态度很开朗,眼睛光亮有神”。看到乾隆皇帝仪态端庄,精神矍铄,使团成员对此次访华之行充满信心。最后是对皇帝内在品质的赞美,“他的仪容则表露出他的品格上的仁慈与和善,和他的崇高地位上的稳重庄严。这是内心修养的结果而不是外表上的雄伟”。

使节们对乾隆皇帝的政治才能也颇为赞赏,但对清王朝的政治制度却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强弩之末。中国幅员辽阔,如果要想有效治理,必然需要极高的政治才能,马嘎尔尼称赞从顺治到乾隆四位皇帝都具有“卓越的智力、不寻常的精力和果断的毅力”。

巴罗也认为乾隆宽严并济,赏罚分明,具有很高的人格魅力“他善于动脑筋不亚于他身体之灵活,敏于出谋划策,一如执行之果断,犹如亲自在指挥胜利。他宽厚仁慈,在各种情况下善待他的子民,他减免赋税灾害季节给予救济,有时对敌人则绝不留情宽恕”。

虽然使节们对乾隆皇帝的观感并不差,但对整个清王朝却持有怀疑态度,实际上清王朝在乾隆皇帝统治后期已经走上下坡路,马嘎尔尼毫不客气地指出“庞大的上层建筑根基空虚,……中国人现在正从他们遭受的沉重打击下恢复……尽管当今皇帝以它的精力和智慧可以长期维持国家机器的平稳运行,但如果在我本人去世之前它已崩溃瓦解,那么我将不感到意外”。

乾隆帝好大喜功,征伐不断,生性风流,此时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巨大的烂摊子,褪色的盛世露出了千疮百孔,国库已干枯,印加持续上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以即使乾隆帝身体健康、励精图治,为国家呕心沥血,也很难保证其永久的辉煌统治。皇帝傲慢、喜怒无常的行事风格,也让使节们感到无可奈何。

马嘎尔尼使团以及阿美士德使团在来华之日起,就一直受礼节问题困扰,他们不得不就礼节问题进行一次又一次没有结果地谈话“我们就是一直在努力地与偏见和妄自尊大做斗争”。在他们看来跪拜这样的礼节是屈辱的、虚伪的,是为了展示皇帝的唯我独尊,这种态度甚至由此扩大到中国人的交往方式“至于中国人本身,社交主要是由一定地形式和规矩,平静而相当冷漠地态度,刻意、虚伪地客气和夸张的表白”。

马嘎尔尼等人在圆明园见到乾隆时,单腿下跪,将书信递交给皇上,然而“皇帝亲手接过,并不启阅,随手放在旁边”这种无视、忽略的行为让使节们感到非常不愉快,当马嘎尔尼们试图谈起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皇帝也是兴致缺缺。巴罗在圆明园中游玩看到精心制作特意赠送的哈彻特(Hatchet)马车被随意的丢在一旁,认为中国人是故意这样的做,目的是“向欧洲人表示中国并不重视欧洲人自夸的产品,因为他们能够用简单和少花费的方法制造同样的车辆”。

19世纪,外国使团眼里,当时的中国人原来是这种形象,无法想象

如果说这样的傲慢无礼的行为方式使节们尚可可以接受,那善变的皇帝就让使节们大为不解。马嘎尔尼使团在匆匆拜见乾隆皇帝一次后,还未正式谈起通商贸易的事情就被遣回这在他们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为什么在允许参见后突然毫无理由地不允许再次洽谈,而且自己的行为似乎没鲁莽和失检之处“这完全不合乎政治上的礼仪和礼节的普通规则,同样地不符合公道和人道原则……总之,我们进入北京时好像是穷极无依的人,居留在北京的时候好像是囚犯,离开时好像是流浪者”。

阿美士德来华时的嘉庆皇帝则更加顽固不化,喜怒无常,拜见之路更是曲折,几经变化,最终连皇帝地面都没有见到就被逐出。亨利·埃利斯(HenryEllis)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的提到“担心皇帝陛下生气”“反映皇帝喜怒无常的性格缺陷”,可以看出阿美士德使团对于中国皇帝的感观并不好,而且就礼节问题与官员发生冲突,这让阿美士德等人的耐心消耗殆尽,愈加认为中国皇帝及中国官员冥顽不灵、不可理喻。

二、既热情好客又傲慢卑鄙的中国官员

实际上使团与皇帝直接交往的时间并不长,对皇帝的印象和看法大多靠自己的揣测,与使节直接交往的是中国大小官员。他们认为中国官员“表面殷勤和内心猜疑的奇妙结合,讲究礼节实则粗鲁,假谦逊真顽固,朝廷内部莫不如此”。他们将官员们的热情招待归结为炫耀天朝上国的“强大实力”,将讲究礼节的行为视为故意为难。

马嘎尔尼使团认为中国官员的接待还是非常热情地“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来……使节所受的款待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是少见的”。即使有不符合英国人习惯的地方,使节们也认为是个误会“可能是为了对特使表示特别周到,但未解释出来,也可能是他们不了解英国人的风俗习惯,因此采取这种特殊的款待方式”。

马嘎尔尼使团对中国官员的评价也比较中肯“他对使团各种事情表示的关照,在天津接见和款待我们的自然态度,给下层和仆役下命令时表现得宽厚恳切,让人感到他非常和蔼可亲”。“陪同乔大人来的这位武官生就一副直率、大胆、勇敢的样子。

正符合一个军人应具备的一切品质……他是中等身材,脊背笔直,四肢筋肉突起,不脱武人本色……他不但没有骄傲粗野的样子,相反地表现出他的温厚性情和乐于为人服务的精神。他谈话开诚布公,随意欢笑不拘细节,对新交如故旧,处处表现出豪爽的性情。”

对中国官员的描述用了许多积极的词汇“平易近人、朴实、客气、性情好”“随和、殷勤”。当然他们对中国繁文缛节,尤其是下跪这一动作还是非常抗拒“他们毫无诚意讲究礼,仅注重礼仪形式而缺乏良好教育的高雅风度。下级假惺惺地在他的上司面前跪拜,上司假惺惺地示意叫他起来”。

当中国官员泰然自若地接受跪拜时其傲慢呼之欲出。官员们对他们带来的礼品漠然视之,也是傲慢自大的重要表现“他们保持了半罐子水通常有的自大、自负和自傲,而且尽管他们和使团交际期间感觉我们在许多方面比他们强,他们仍显得惊奇而不自愧,有时假装对所见无动于衷。在跟外国人交谈中他们毫无羞惭和自卑,反而显得满不在乎,好像他们自己是优胜者,言行中找不到缺点和失误”。

和珅阴奉阳违“宰相和中堂用另两个和低劣而且普通的钟补足礼单,把两个大钟据为己有,或许他想在某一天以他的名义呈献给皇上”。太监们贪婪无度“一旦被太监看中,那就别无选择,……深知共享财务是维系友谊的唯一方法”。都给英国使节留下非常糟糕的印象。巴罗总结到“在任何场合他们都表现出所谓民族优越的虚荣心,自视甚高的狂傲。他们不是没有感觉到他人的优点,但假装看不见”。

因为有马嘎尔尼使团的前车之鉴,所以阿美士德使团一入中国境内,随之而来的就是两国官员对于礼节问题的讨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不下,嘉庆帝也多次下旨要求使团成员遵行中国礼仪,进行交涉的官员们如和世泰便想欺上瞒下,想在使团成员疲惫不堪时趁其不备强行行礼,被英国使团识破,双方不欢而散。

埃利斯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在协商过程中“这些官员像往常一样先向我们问候,我位于前面,便向他们致意,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做出回应,而且用手势粗鲁地打断了我。这些官员傲慢地一路来到会谈的房间,并且利用我们的谦让占据了上座”。

当英国公使识破中国官员的诡计后,非常气愤地说到这种行为是“厚颜无耻……太不讲道理同时也太侮辱人”。因此中国官员在使节们眼中是“一个最索然无趣的民族。他们在相互之间的交往中被描绘成彬彬有礼,但他们对待外国人却十分粗鲁无礼”。英国使团眼中的中国官员是假热情,真傲慢。

三、既蓬头垢面又愚蠢麻木的中国百姓

使团成员的任务虽然是努力与中国朝廷官员进行沟通,力求扩大贸易,正常交往,但在中国的长途旅行,他们不得不接触中国各个阶层的不同成员。行驶航线虽然受到一定的监管,但在下船补给或者参观时,就获得接触或者观察中国社会及中国人的机会。

19世纪,外国使团眼里,当时的中国人原来是这种形象,无法想象

因此他们透过奇特的视角,观察中国百姓们独特的性格特征,也亲身体验不同的风俗,用客观或者偏见的笔触详细的记录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对中国百姓最直接的感受。“脏”可能是使团成员们对中国百姓最直接的感触了,从衣着外貌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和风俗,大量细微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被他们记录下来。

“他们很少穿亚麻或白布衣,他们穿的极其粗糙,洗的不干净,从不用肥皂。他们难得使用手帕,而是任意在室内吐痰,用手指捏鼻涕,拿衣袖或身边任何东西擦手”。除了外表,在使节们看来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也是不洁净的“他们不使用毛巾、餐巾、桌布、扁盘、玻璃器皿、刀和叉,但用手指帮忙,或用筷子,筷子用木或象牙制成,约6英寸,圆而光滑,不很干净……

他们都喜食大蒜和辣味食品,而且共同用一个杯子饮酒,杯子虽有时清洗,却从来没有洗擦干净”。他们甚至认为中国人是天性不讲卫生,巴罗对此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写,上到帝王下到中国农夫浑然不知“勤换内衣带来的舒适……因此污秽滋生大量寄生虫,朝廷大臣毫不迟疑地当众叫他的仆役捉脖子上的讨厌虫子,捉到后极从容地用牙齿咬它”。

阿美士德使团的随团医生也提到“在为我们撑船的船夫中,一种非常普遍的娱乐就是在衣服中寻找这些害虫,然后放在他们的两牙之间咬的噼啪作响”。这种细节的描述将中国人邋遢毫无文明可言的可悲形象塑造得更加真实。19世纪初,英国人坚信在科学技术这一层面,中国远远落后欧洲,那是因为中国人仅具备非常有限的数学和天文知识。

19世纪,外国使团眼里,当时的中国人原来是这种形象,无法想象

在他们看来虽然中国人擅长某些技艺,如丝绸棉类的制作,但在天文医学航海等方面一窍不通。中国人不仅愚笨,而且蔑视外国优秀文明,这种自高自大自满的行为让中国人显得更加愚蠢不堪。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印刷术,在斯当东看来是中国统治者统一思想、稳定统治的工具“它在社会各阶层中灌输一定的行为准则,制止人的感情冲动,同时约束当权的人任意妄为”。

巴罗还将中国人类比成南非原住民(Hottentot),并通过图像证明,两者的外貌具有太多共同点,由此说明中国人智力水平低下,那中国人不了解使团呈献的礼品背后的科学价值变得情有可原。巴罗认为在选择礼品时高估了中国人的知识水平,本不应该可以携带精巧的科学仪器,只需要携带“金银钢的制品和小孩玩具之类的……他们完全不能欣赏技艺和科学方面的伟大和优美”。

19世纪,外国使团眼里,当时的中国人原来是这种形象,无法想象

也就是说,在巴罗看来,中国人只喜好小玩物,带再多的科学仪器也不过是对牛弹琴。随团医生对中国人的医学水平也进行了质疑。马嘎尔尼使团的基郎(DoctorGillan)医生认为中国的医学水平非常低甚至不能将其看作是一门科学,病理知识也极端缺乏“他们完全不知道人体解刨学和生理学……药物十分简单,没有什么制药技术”。诊脉、针灸等医疗方式是在装模做样“显得十分可笑”,贴膏药止痛则是因为“信仰和迷信”。

19世纪的西方人总是将中国人的残暴和麻木联系在一起,极端的贫穷与统治者的残暴已经让中国人习惯受苦受难,所以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别人的遭遇,无论是对精神上的压迫还是肉体上的疼痛都麻木不仁。明恩溥认为中国人是因为神经麻木,所以才能忍受肉体上的疼痛、生活中的苦难,这显然是对中国人的误解与偏见,但也可以看出中国人麻木不仁的形象深入人心。更有甚者将中国人的坚忍不拔、隐忍与麻木混为一谈。

19世纪,外国使团眼里,当时的中国人原来是这种形象,无法想象

“中国人一般都能长期劳动,当中没有暂息”,勤恳的中国人英国使节眼中像是永不知疲倦的机器,茫然运转。中国庞杂的思想体系成为一把无形的枷锁,对中国人的本性进行压抑和扭曲“中国人对社会上不被接受的冲动和欲望都进行了压抑”“他们天性安静、顺从、胆小、但社会状况和实施的法律,把他们变得冷漠、无情甚至残忍”,以至于斯当东等人在天津时目睹了一场悲剧——有人落水时,旁边的人都是在看热闹,没有一个人主动与营救,好不容易有人跳进水里,竟然是为了捡落水者的的帽子。

这种行为是完全没有同情心、没有人道主义的,使节们完全不理解注重家属关系的中国人为何会如此冷漠、麻木。如果说以上中国人在精神上的压抑与麻木,那中国人在忍受身体疼痛等方面可谓是佼佼者。巴罗认为在中国施暴好像是家常便饭,鞭打也已经不只是简单的纠错或者惩罚而是一种羞辱“好些半光着身子的人,看上去缺乏营养,疲劳脆弱不堪。他们必须趟过泥泞地,有时要游过港湾,接着就赤身暴露在烈日下。

一名士兵或小监督手拿粗重的鞭子一直驱赶、毫不留情地鞭打他们,好像他们是一群马……因寒冷、疲惫和监督者地虐待,死在他们地重担下”,使节们不停地用“粗鲁地、强迫、狠狠鞭笞”等词语来强化中国人道德败坏、麻木不仁地、饱受苦难地形象,为后来的对华政策提供直观依据。

18、19世纪的英国是热衷于探险的国度,所派出的探险队或者使团,往往都带有科学家画家等技术人才,负责对未知的世界进行调查、研究与记录。这些广博纷杂的知识汇聚在帝国,使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博物帝国”经过使团调查、整理和记录的中国民俗风情、中国知识文明通过文本形式在英国传播,当时社会对中国人的观感可想而知。

如果说西方对华评价确乎是以18世纪90年代为转褒为贬的分水岭那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两个使团正是中国人形象崩塌的催化剂。“总之,这个民族总的特点是自大和自卑,假正经和真浅薄彬彬有礼和粗鄙下流的奇异结合”。使团的外交任务似乎是失败了,但搜集中国情报的任务却出色的完成了。

使团成员们通过来回的航行,对中国的军事部署进行准确计算测量,对中国社会文化进行详细记载。通过与民众、官员的接触交往,使团成员也了解到清王朝江河日下的真实状况,这就为英国鸦片贸易和武装入侵提供了详实的决策依据。

马嘎尔尼使团相比阿美士德使团来说,前者对中国人的评价更高,看中国人勤劳、善良、热情的一面,因此马嘎尔尼认为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实现扩大贸易;而阿美士德使团因为受到冷待,所以对中国人的评价不是很乐观,很少有积极的形象,所以阿美士德认为无法与自大高傲的中国人交流,单靠谈判或者平等交流的方式难以实现打开中国市场的目的。

四、总结

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人的形象逐渐矮化,美好的中国形象也开始逐退出历史舞台。19世纪初关于中国人的形容词不再是“睿智、善良”而是“愚钝,愚昧、野蛮”,西优东劣的二分法使中国人更加“东方化”,其本质是塑造中国人形象的话语体系发生了变化。

中国人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体现出观念和文化的某种权力结构,并开始向政治、经济和道德权力渗透。访华使团眼中中国人的傲慢,实际是自身没有被特殊优待后的愤懑不平。扩大贸易的最终目的没有达到只是因为中国人的蠢笨无知、傲慢卑鄙。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81118366@qq.com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发布者:简知小编,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jianzixun.com/11505.html

(0)
打赏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相关推荐

软文友链广告合作联系站长qq81118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