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告老还乡装了10箱“金银”，皇帝大怒，一查打开都是石头

这句话，是名垂千古的包拯所说，像包拯、海瑞这类清廉勤恳的好官，一直被百姓牢记在心中。

他们的事迹，不仅被记载在史书上，更是通过民间故事口口相传，至今依然在电影、电视剧等形式中演绎更新。

反腐倡廉一直是古代王朝仕途之路的重中之重，但如赵高、和珅之流的贪官污吏依然层出不穷数不胜数，清廉的好官为人所知的并不多。

可见，清廉二字，说来容易，做到确实不容易的。

为官只有手口如一，行动上落实清廉才是真正的光耀门楣、民心所向。

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官员在告老还乡之际，因为太穷，他装了10余箱的石头撑场面，乾隆得知后，立刻派人将他的石头换成了真金白银。

这位官员，是历任康熙、雍正、乾隆的三朝元老，也是清朝一位有名的肱骨清官。

他虽然没有像包拯、海瑞那样千古留名流传至今，但在当时的百姓心中，他依然是难得的受人爱戴的清廉好官。

敢言直谏肱骨能臣

孙嘉淦，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康熙年间出生于山西。

幼年家境贫寒，但他志向远大，为求取功名，自幼便饱读诗书。

康熙五十二年，孙嘉淦考中进士，自此踏入仕途，初任翰林院庶吉士、检讨等小官。

孙嘉淦兄弟三人皆是进士，但一门三进士的荣耀，一开始也并不能为孙嘉淦带来顺畅的仕途。

初出茅庐的孙嘉淦官职不高，康熙在位期间，他敢言直谏的性格并不讨好。

枪打出头鸟，遭受排挤的他并没有太多施展才华的机会，好在他未曾颓丧，依秉持着正直的品性。

1722年，康熙驾崩，经过激烈的争夺，雍正排除万难得以登基。

新帝上位三把火，且孙嘉淦对雍正帝也有所了解，他终于等到了实现抱负的机会，他很快上书给雍正，提出了“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三条建议。

兄友弟恭、减少纳税、停止打仗，第一条“亲骨肉”的建议直击要害，激怒了雍正。

他勃然大怒，雍正最终能在“九龙夺嫡”中胜出，其间的手段不容小觑，孙嘉淦的这句话简直是在挑战天家权威，是找死的行为。

而“停捐纳”、“罢西兵”这两条建议，也十分直接。

不仅批判雍正频繁发动战争，还直指西北用兵掏空国库、加重百姓税负。

盛怒之下，雍正立刻召集朝中大臣，下令要罢黜孙嘉淦的官职，将他处死。

群臣应和，不敢有任何异议，只有雍正的老师，朝廷重臣朱轼向他求情：“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

虽然十分恼怒，但雍正也不得不承认，孙嘉淦的这份胆量令人佩服，“朕亦服其胆”。

如果换一位混淆是非的君王，孙嘉淦大概已是小命休矣。

但雍正并非一般的君主，冷静下来后，他不仅没有责罚孙嘉淦，还赞赏了孙嘉淦的刚正不阿。

之后更是将孙嘉淦升职，提为了国子监司业。

自此，孙嘉淦凭借自己的敢言直谏，进入了帝王的视线，也获得了圣上的青睐。

不过他并不曾因此骄傲自满，依旧如从前一般兢兢业业的工作。

他还保持着清廉的为官之本，从不曾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腐败。

清正廉洁的孙嘉淦，得到了雍正的重用。

雍正四年，皇帝任命他为国子监祭酒。

雍正六年，他被任命为署理顺天府尹。

同年，孙父去世，守丧期满，被雍正调回京城，担任工部侍郎，仍兼任顺天府尹、国子监。

但在雍正十年，孙嘉淦经历了一次挫折。

彼时孙嘉淦在祭酒任上，负责对方从仁、宋镐等人的教育培养。

学习期满，孙嘉淦认为二人可以委以重任，但后期他发现方从仁名不副实，又直言上书告知圣上，令雍正非常生气，斥责他反复无常，欺蒙圣上。

因荐举方从仁等人有失，雍正将他撤职，交给刑部治罪。

刑部提出孙嘉淦犯了欺上之罪，准备将他斩首，但雍正体谅其清廉：“孙嘉淦太戆，然不爱钱”，赦免了他的死罪，令其到银库效力。

虽然降为小吏，但孙嘉淦一如既往，尽职尽责，在顺时不得意忘形，在逆时也不沮丧挫败。

“权衡轻重，与吏卒杂坐，均劳苦”。孙嘉淦查核所计，账币全符，没有丝毫赢绌。

此事为雍正所知晓，便愈发看重他。

雍正十二年，孙嘉淦被任命为河东盐政。

为民请命百姓爱戴

1735年，雍正十三年，孙嘉淦的第一任伯乐雍正帝驾崩，弘历即位。

一朝天子一朝臣，但孙嘉淦是那个幸运的例外，继位的乾隆依然重用孙嘉淦。

乾隆登基之初，孙嘉淦直言上疏《三习一弊书》，直言不讳地告诫皇帝要三习一弊，不要养成“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这3个陋习。

因为这最终会导致“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的弊端。

他还告诉皇帝要除掉这三个陋习该怎么做，“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唯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

一位明君，要杜绝陋习，关键在于他的心是怎么想的。

孙嘉淦的这份《三习一弊书》，被誉为清代“奏议第一”。

而乾隆帝见到孙嘉淦的直言奏折，对他清廉实干、敢于直谏的品性更加信任赞赏，积极采纳，“宣示于朝”，因此将他提任为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

感念帝王的赏识，孙嘉淦也愈发尽心尽力地工作。上任后，澄清并公正处理了各类事件。

此时，恰逢河南郑州发生一桩冤案，一位叫做焦韬的平民。

他本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却被污蔑为邪教，经过严刑拷打，焦韬被屈打成招，株连了数百人。

乾隆派人审理后依然没有查清，乾隆很是不满，便派遣孙嘉淦前去审理。

孙嘉淦到达目的地后，就开始不竭余力地审查涉案人员，四处奔走了解情况。

经过仔细梳理、思考、审理，最终，他终于发现了破绽，洗刷了无辜之人的冤屈，涉案的百人得到了清白，孙嘉淦成功还百姓以公道。

从此往后，孙嘉淦的仕途越发顺畅。

乾隆三年四月，孙嘉淦被皇帝任命为人事部尚书，仍兼任刑部尚书，六个月后又火速晋升，被提拔为直隶总督。

为百姓洗冤的事情，在孙嘉淦的官场生涯非常多。

另一件令人称道广为流传的事，是为“杀人犯”纪怀让沉冤昭雪。

纪怀让是晋州一位普通的村民，“民纪怀让食料豆汁染衣”结果衣服变成了红色，恰好这时候发生了一个杀人案，“会村有贼杀人，侦者以为血”，于是官兵就将纪怀让带去审问。

“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就这样纪怀让也被屈打成招。

此时，正定知府陈浩廉收到冤状，察觉有异样就告诉了孙嘉淦，于是孙嘉淦亲自调查，为纪怀让洗刷了冤屈。

孙嘉淦直言敢谏，除却因为他性格的直爽坦荡，根源是因为他胸怀宽广，始终心系百姓。

清朝建立初年，有个规定，官府禁止民间私自酿酒。

但孙嘉淦在职期间发现百姓私酿行为屡禁不止，因此获罪的人也比比皆是，孙嘉淦知道后，认为宜疏不宜堵，决定改变这一情况。

在他担任直隶总督之际，他深入民间展开调查，对民间酿酒流程、酿酒工艺做了全面的排查摸底。

他发现民间酿酒都是用豆皮、谷糠、高粱等原材料制成的，对朝廷民生无害，反而有利于提高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发展。

调查结束他向乾隆总结道：“民间酿酒主要用高粱等谷物作为原料，并不影响口粮需求。”

清初禁止民间酿酒的原因，主要是为了保证百姓的口粮需求，担心百姓用口粮去酿作酒物。

孙嘉淦查清始末，打消了乾隆帝的疑虑，解决了政策存在合理性问题。

之后提案被朝廷采纳，清政府同意了孙嘉淦的建议，解除了民间酒禁的请求，允许民间自主酿酒。

1739年，乾隆四年，孙嘉淦监管直隶地区的直隶河务工作，发现河道不畅对百姓影响重大。

于是他钻研河道治理办法，首先提议治理永定河， 提出在金门闸上下修建草坝，还亲赴天津，勘察河道及众河交汇、入海之路，多次上疏朝廷，陈述治理河务的办法。

经过一阶段的修复整顿，永定河河道畅通，并加固了保定城郊堤防，提高了抗灾能力，减轻了百姓的困苦。

孙嘉淦在直隶总督任上做了4个年头，直到乾隆六年八月才卸任，期间心系百姓、兴修水利、安定民生、屡施善政，做出了不少的好事。

喜得黄金荣归故里

民间有俗语，“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孙嘉淦一门三进士，且作为三朝元老，在官场深耕多年，应当时有不少积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退休时除了一身官服几件薄衣，几乎称得上一无所有。

孙嘉淦刚正率直，三朝元老为官多年身居要职，孙嘉淦却从不与官场腐败分子同流合污，始终保持清廉作风。

不单如此，他还时常将自己的官饷拿出来，替百姓办实事，导致自己的日子过得非常拮据。

公元1747年，乾隆十二年，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孙嘉淦请求告老还乡，得到乾隆批准。

此时的孙嘉淦已经是65岁高龄，古人讲究落叶归根，作为朝廷元老退休回乡，空手而归不仅会惹人笑话，甚至还可能让人怀疑君王的圣明，丢了朝廷的脸面。

但孙嘉淦两袖清风，实在没有拿得出手的金银珠宝装点门面。

左思右想，孙嘉淦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他让仆从借了十几口箱子，并在箱中塞满石头，佯装是财宝，谎称带回十几箱金银财宝，以示朝廷对他的厚爱。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还未曾回到家乡，便遭人弹劾。

这群人称孙嘉淦之前所谓的清贫不过是逢场作戏，认定他是个假清官，不然为何能带如此多的财宝归乡。

乾隆听闻大怒，孙嘉淦清廉的形象实在太过突出，此番举动属实让人怀疑。

虽器重孙嘉淦，但帝王此时还是起了疑心，便派遣朝廷官员前来调查，打开了本应装满金银珠宝的箱子之后，众人皆为之汗颜。

其中并没有金银珠宝，全部是清一色的石头，官员明白了孙嘉淦的良苦用心，回去后向乾隆禀明情况。

得知事实的真相后，乾隆先是大笑不止，后又被孙嘉淦的清廉品性所感动。

看到这位肱股之臣回乡时刻如此清贫，帝王动了恻隐之心。

他下令，命人将木箱中的砖头，全部换成了真金白银，当做是对孙嘉淦多年清廉为官的奖励。

然而，因为孙嘉淦真才实干，清廉为民，两年之后，乾隆召他回京，入值上书房。

乾隆十五年正月，孙嘉淦担任兵部侍郎一职，同年升任工部尚书，不久后署理翰林院掌院学士一职。

乾隆十七年，孙嘉淦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1753年，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孙嘉淦离世，享年七十一岁，谥号“文定”。

对于孙嘉淦此人，雍正帝直言：“朕自从继位以来，敢于直言进谏者，只有孙嘉淦一人。”

《清史稿》评价其：“嘉淦谔谔，陈善闭邪，一朝推名疏”。

结语：

孙嘉淦自幼清贫，考取功名后，为官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但他历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却能始终深得帝王的信赖，不是因为他长袖善舞擅长侍奉君王，反而正是因其刚正不阿、敢言直谏的品性。

他对上直谏清代奏议第一的《三习一弊疏》，对下深入民间关爱百姓，真才实干、为官清廉，一生查贪污、平冤狱，整修河道，为民请命，为国为民作出杰出贡献，实乃民心所向，肱股之臣。

正是因为有这样敢于说话、操办实事、廉政清白的官员，国家才能蓬勃发展，百姓方能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