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河英雄传说：盘桓的帝国与受困的历史

韦伯对议会制的态度极其繁杂，值得钻研者再三玩味。他推崇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议会政治，认为这是德国进入大国行列的“入场券”，然而一样作为国家有机论的支撑者，他对英美政治实践中的自然法传统颇多保存。二战后的历史学者，如雷蒙·阿隆则一直认为韦伯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而非自由主义者存在，也与韦伯对议会政治的质疑有关。但是从韦伯的角度动身，他对议会制以及群众政治的所有判断都基于他对德国民族最高使命的寻求以及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软弱的分析。在一方面，他觉得议会制以及工具理性主导的官僚体系是对民主精神的腐败，民主制需要直面的是群众情绪的非理性和官僚体系所滋长出的绩效第一的价值判断。而另外一方面，虽然韦伯对自然法传统颇多诟病，也很难定义为是英美传统下的自由主义者。然而他也不能不承认，协调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与贫富差距，使逐步分化与冲突的群众情绪得以驯化的独一途径只有民主制。一样，韦伯也洞见了民主制在往后的衰败：议会的独大会发生另外一种情势的专制，大众运动的非理性会排除了真正伟大与平静的心灵。在《星河英雄传说》中，作为韦伯理想的卡里斯马式领袖的杨威利也曾经被流放为联邦之敌，而在议会中喧闹喧嚷的政客们只有当帝国大军压境时，才会心识到杨威利的价值——这类价值也仅仅是军事与安全上的。如果咱们从宪法学史的角度来看，杨威利的窘境其实处于任何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的宪制以内。克里斯马既需要一名成熟的领袖来捍卫一种作为公民共同体的道德理想，一样卡里斯马的内在窘境也来自政治体制本身，政治领袖还需要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来协调来自内部的意识形态争鸣以及利益团体的挑战。

在《星河英雄传说》所设置的极端的政治环境中，这类矛盾体现的是联邦的软弱以及高层的腐败无能，民主主义化身的杨威利也处于这类窘境当中，而田中芳树的解决之道是杨威利的个人魅力以及他带有幽默感的“语录”对民主价值的强调。田中芳树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类现代性价值的内部冲突，而他写作的年代偏偏是日本战后民主价值如日中天之时。但是民主轨制其实不是都有幸具有杨威利式的人物，历史上与联邦的政治体制更加类似的是20世纪的魏玛德国。而当时的德国不幸具有的是阿道夫·希特勒。一样一部所谓的民主宪法，一样的紧急状况，与之相应而生或许再也不是杨威利所谓的“最差的民主政治也胜过最佳的独裁轨制。”也多是卡尔·施米特炮制的人民主权，乃至是他在纳粹上台前的呼吁“议会是一部人为的机器，是从自由主义的推理中诞生的，而专政以及凯撒主义不但能得到人民的万众喝彩，也可以成为民主的实质表达。”《银行英雄传说》在众多读者眼中被誉为民主主义的最佳启蒙教科书，但是解脱蒙昧以后未必代表着幸福以及自由，民主的未来在于公民们的价值判断以及历史主义的目光。

国家理性的二元对峙

一样，田中芳树成长与写作的时期，也是日本“民主主义”如日中天之时。近代日本的“开国”以告别自己“小中华”意识步入民族主义所打造的国际秩序为起头，寻求的是依照西方的国家理性改造国家，结果在传统与现代、自然与精神、政治与道德的张力中崩溃并酿成世界性的灾害。战后思想界对日本历史传统的批评也以另外一种方式鼓励了田中芳树思考政治与历史的角度。以及所有现代性国家同样，日本在明治维新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启蒙运动与民主化浪潮，但是终究的结果是极端的国家主义吞噬掉知识份子的努力，终究以军国主义与皇道历史传统驱动的利维坦吞噬掉一切告终。这也使得日本知识份子思考国家的歧途，是不是与国家思想的偏离息息相关？

借杨威利之口，田中芳树不止一次定义过国家的功能与作用：“国家是将市民的福祉与民主共以及政治付诸履行的一种具体化手腕，应切记国家自身的存立，除了此以外绝对没有其他目的。”和“人会死，星星也有寿命。连宇宙这类东西也不知何时会停摆。不可能只有国家能永远存在。如果国家一定要有巨大的牺牲才能存活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还是马上消亡的好，谁还会在意它？”在这类个人主义式阐述的对比之下，咱们自然会想起战前日本构成的极端国家主义的急剧上升，自由主义被打压的历史。而阅历了战后民主制运动以及1960年代左翼运动浸礼的田中芳树所描述的星河帝国不无投射着战前日本帝国的激进民族主义以及超国家主义想象。杨威利对国家举重若轻的评论，体现了日本思想界对历史责任与民主体制的反思，正如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所言，“政治在今天是应用一切手腕把人民铸入政治的模型”。

战光阴本的惨剧，恰是在于未被清算的历史传统与以及帝国扩张结合的大亚洲主义，在19世纪以弱肉强食为准则的国际秩序中，彻底吞噬了日本发育不足的市民社会以及那个时期启蒙知识份子的政治理想。而丸山真男对日本社会内在性的批评，是拥有世界史意义的，超出了具体的时期以及人物。丸山真男在战后提出的“忏悔共同体”——对战争记忆的忏悔和对未来日本政治的计划，也指向日本未完成的启蒙运动的另外一个指向，把人彻底从国家以及意识形态的绑架中摆脱出来，知识份子第一次应用战后日本在美军管制下的特殊状况，用思想学说进行思想与市民社会心义上的第二次“开国”。

作为自由行星联盟政治理念的代言人，杨威利独特的个人魅力也在于这类个人意识的觉醒，杨威利作为军人所捍卫的不是具体的国家，乃至不是自由行星联盟的政治理念，偏偏是他乐在其中的个人生活——及早退休、喝着红茶半睡半醒地翻开一本书。而杨威利理解的个人价值也与丸山真男在随笔《人与政治》中对国家主义的警惕息息相关——“无论是任何政治权利，只要是政治权利，就不可防止地要磨平多元化的价值观，强制性地将之编入到体制内来。权利运用的技术手腕越高明，其支解人格的统一性使之仅发还机械机能的危险性就越大。”民主抵御的不但是国家权利的入侵，还有托克维尔在19世纪所预言的，扁平化的社会中所诞生的新型国家奴役。

如果从思想史意义上看，丸山真男所批评的国家主义并不是是日本作为后发国家的特殊情况。明治时期后期，以加藤弘之为代表的日本知识份子在自由民权运动以后，纷纭抛却以前的民权学说投入到德国国家有机论的怀抱当中。而《星河英雄传说》中的帝国，则让人想起了19世纪的德意志帝国式的军国主义和国民心态。在19世纪的思想史中，德国思想家把国家编织为一种新型的政治神话，在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看来，这场神话可以追溯至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在罗马，宗教不应当成为一种衰弱的源泉，而应该成为国家强大的本源。”也恰是这类豪情与冲动，使得近代国家观念逐步取代了宗教的超验秩序，世俗国家为自己找到了肯定的理论合法性。政治家是咱们这个社会的祭司与巫师。在自然法传统衰败，工具理性仰头的18世纪，黑格尔的谶语“世界史当中，惟有那些已经构成国家的民族才值得咱们关切”，成了人类历史的斩新方向。

今天的咱们把民族国家视作一种天经地义的文明体，民族国家在现代意识形态与政治怂恿的编织下成了一种新型的神话，于是这类神话即可以轻易制造非理性的冲动。卡西尔认为这类神话的本源是“象征着无控制、无束缚的气力，力图超出所有界线。”18世纪以来兴起的国家理性，象征着国家在18世纪的欧洲作为一种功利主义式的你争我夺与民族生存权利层面的价值逐步高扬，跟着国家在公共生活以及外交领域的作用愈来愈大，主权与决断的概念成了咱们理解现代政治的路径。这也使国家在正当性与契约性方面的阐述愈来愈淡薄，愈来愈拥有光鲜的人格化特征。在《星河英雄传说》中，星河帝国的存在也是以莱茵哈特的赫赫军功与个人魅力来维系，整个国家也是他实现自我存在价值的工具，莱因哈特同样成为了施米特在《政治神学》一书中所定义的主权者——主权者不是国家的代表，它代表了主权者以及臣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所树立的政治共同体。主权者所对峙的是施米特深恶痛绝的议会制所代表的多元政治，他必需也不能不以决断性的态度来战胜这类现代性的挑战。

在这个层面咱们也能够清晰地看到杨威利与莱茵哈特的对峙所在，他们尽管代表着不同的政治轨制以及观念之争，然而本色在于他们理解的国家与主权截然不同。杨威利向往的是理想主义与人性主义建构的国家，他的“国家”是中立的、无关最高价值以及终极理想的。而莱茵哈特的国家显明是一条思想史中德国性进路的国家（俾斯麦：“打垮那些波兰人，直到他们丧失一切但愿，倒地死亡；我无比同情他们的处境，然而如果咱们想要生存，咱们别无选择，只有歼灭他们。”）——它诉诸于民族血统的纯洁、终极的国家理想以及衬托出周边民族的腐化。但是现实政治绝没有小说中所说的那么泾渭分明，所有的国家理性都是灰色的，它们在两条道路以及理想之间肉搏。国家理性的寻求，赋与了政治人物一种特定的精神维度：权利与道德一块儿铸就新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来自于人类秉性中对权利的寻求与一种创造性的审美。而当这个理想一经奠定，则向着权利深渊腐化进发，战争、掠取、屠戮，国家必需为了生存与荣誉进击。星河帝国与联邦的斗争就是这样的道德二元论所驱动，咱们在小说中看到的战争的惨绝人寰与政治斗争的冷酷也是源自于此。

写作《德国的浩劫》的历史学家梅尼克曾经经寄但愿于政治家心中既想着国家，也想着上帝。曾经经以历史学家作为理想的杨威利无疑是践行这类理想的政治家，乃至他心中的神性远远超过所谓国家理性，由于饱读史书且心性恬淡的他早就明白，国家的精神维度与价值伦理都应以保护正义与人性为绳尺。但是遗憾的是，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乃至不无预言性的作品，《星河英雄传说》的历史感只能来自对往昔历史的回眸与嗟叹，它所指向的那个新的世界，正在向杨威利嘲讽与顾虑的方向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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