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在死以前，懊悔杀了魏忠贤，是真的吗？

1.崇祯懊悔杀魏忠贤，是真的吗？

这是信口雌黄！

首先，崇祯皇帝并无杀死魏忠贤，而是把他放逐到凤阳去照管皇陵，半路上，在旅舍中自己上吊而死。崇祯皇帝下令追查阉党逆案，是他一辈子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夏允彝《幸存录》说：“烈皇帝若无其事，逐首恶，处奸党，旁无一人之助，而神明自运。”文秉《烈皇小识》说：“肘腋巨奸，若无其事，潜移默夺，非天纵威武，何以有此！”

其次，所谓“懊悔”云云，是毫无事实依据的胡编乱造。谓予不信，请看我写的《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明史·顾宪成传》写道：凡是反对魏忠贤的正派官员，“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崇祯立，始渐收用，而朋党之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中于国，迄明亡而后已”。分明是说，魏忠贤之流一手操纵的党祸到明代才止，说“明亡于东林党人”，岂非倒置黑白！

2.“明亡于东林党”，是真的吗？

历史著作必需言必有据，这是它以及文学作品根本的区分。《明代那些事儿》带有文学颜色，不能当信史看。这就好比《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各有各的价值。

说“明亡于东林党人”，简直是无稽之谈。

东林书院是一个民办学校，他的主旨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宏扬儒家正统学脉。被别有居心的政客扣上“朋党”的帽子，诬为“东林党”。明末学者吴应箕说：“小人欲空其国，必加上以朋党。”

东林领袖之一顾宪成，他以及同侪从没提过“东林党”，只提过党人，指同道而已

在东林书院院规中，明确制止“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至于说应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之机“擅权结党”,那就更不对，东林书院是9年后（1602年）才设立的。

东林党是政敌强加给东林书院的蔑称。如今很多学者在阐述这段历史时，不称“东林党”而称“东林运动”,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写《东林书院与朋党之争》时就是如斯。

3.面对大变局，明代怎么回应？

这要从嘉靖皇帝说起。表面上，嘉靖不理朝政，任严嵩擅权20年，但他紧紧掌握着严嵩，严嵩是替他办事的，所以嘉靖还是理朝政的。

明代嘉靖皇帝，虽长时间不上朝，但一直紧紧地把握着朝政。

嘉靖自比尧舜，海瑞上书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气得嘉靖把奏章摔在地上，要立刻拘捕海瑞。太监说：海瑞不会逃，他带着棺材来的。

嘉靖要杀海瑞，徐阶劝谏说，海瑞是以死求名，杀他就中计了。嘉靖承认，海瑞说的都对，但只是暗里对徐阶才这么说。

张居正能开启万历新政，因他具有巨大权利。张居正既是首辅，又是皇帝的老师，万历称他为先生。张居正自称是“吾非相，乃摄也”。另外，他以及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结成权利联盟。

张居正改革很胜利，但“威权震主,祸萌骖乘”，这句话出自《汉书·霍光传》，所以张居正下场很惨，比高拱、徐阶惨得多。张居正早意想到这一点，他想退休，可太后不批准。

皇权从来如斯。嘉靖皇帝喜道教，穿道士服上朝，要大臣们也如斯，严嵩立刻照办，夏言却仍然穿朝服，他后来的下场是弃市而死。

张居正死后，万历因大权长时间旁落，所以对权利抓得尤其紧，诸事都由他来定。他终年不上朝，据我考证，他有疾病，人又胖，后期已没法行走。他对两位太后很孝顺，每一天去看望，都是坐轮椅，由太监推着走。这类形象自然不便上朝，但他常开御前会议。

万历皇帝，他晚年没法行走，只能坐轮椅，由太监推着走。

皇帝对权利都无比敏感，很难找到完整不理朝政的皇帝。即便是天启皇帝，他喜欢玩，魏忠贤总趁他玩的时候去请示，这是钻空子，但魏忠贤仍然要去请示。

4.在时期剧变前，明代的主要失误在哪里？

这个问题过于宽泛，牵涉面很广，《重写晚明史》的后四卷，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少读者都有这样的疑难：经济成绩傲视世界的大明王朝，为什么在内忧与外患的两重夹击下，迅速走向覆亡？

历史学家对于明代消亡，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有的说，明之亡实亡于万历，指的是朝廷衮衮诸公纠缠于党争，皇帝勤于敛财疏于临朝；有的说，明之亡实亡于天启，指的是魏忠贤阉党专政倒行逆施，之所以未即亡，因祖宗恩泽未尽，孟森先生曾经说，崇祯皇帝如果在万历之前，决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非亡不可。

孔尚任在《桃花扇》的篇末感叹道：“俺曾经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明代为何如斯不堪一击？确切是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有读者把它简单归纳为几句话，如：仅仅有经济繁华，没有政治体制的相应变革，没有把内忧与外患消弭于无形的能力，那么，培养繁华盛世的王朝就会走向末路。对此我不持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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