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白重恩：“严肃研究” 探寻经济发展之路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我国金融业经过五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暴露了许多发展中的不足。金融领域的快速扩张与实体部门的高杠杆率息息相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则再次明确了金融服务是经济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协调发展，也说明了防范金融风险除了健全监管体系，还需要通过改革解决我国实体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 我国金融业迅猛发展的原因 –

张媛：从2005年到2015年这11年间，其实中国的金融业的发展是迅猛的，特别是在全国有28个省市它的发展增加值占了5%，几乎成为这个地区的支柱产业，为什么这十年间有如此快的发展？

白重恩：我觉得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看，一个是从金融业对企业提供的服务，我们以前金融业给企业提供的服务比较单一，后来我们一直是希望能够提供多层次的这种金融服务，企业能获得的服务种类多了，金融业发展的机会也就大了。

从消费者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消费者现在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金融服务，比如说现在和十年前相比，可能十年前买保险的人不是很多，而现在买保险的人很多，我们十年前可能买理财产品的人非常少，甚至那时候没有理财这一说，现在消费者可以买理财产品，消费者投资的渠道多了，得到的金融服务的种类多了。那么跟刚才一样，金融业得到的机会更多了，得到的回报就多了。

张媛：那么今年风险暴露出了除了说目前金融市场发展不够成熟和金融体制不够完善之外，它其实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之间的深层次矛盾也是相关的，所以您认为现在解决中国的金融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的这种治本之策是什么？

– 制定政策需要平衡短期与长期的目标 –

白重恩：治本之策一个就是从金融角度来说，就是要加强监管，完善监管体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影响，但还有其他的可能超出了金融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制定政策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趋向，一种趋向是比较考虑当前利益，当你过度专注于当前的时候，可能就会做一些事对当前的解决问题有好处，但是它留下隐患。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了保持增长，还是做比较多的投资，那么这些投资如果它的效益很差，它能带来的回报很低，那长期就是一个隐患，短期看能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长期来说它带来的回报低于资金的成本，那么投资的主体就会发生亏损，当它发生亏损的时候，它所承担的债务就变成了风险。

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长期来说只要你长期的回报都是低于成本，必然总有一天它会成为一个风险。

张媛：这是不可持续的。

白重恩：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就是这种短期和长期的平衡是特别的重要，我们当然不能说短期就不顾，短期不顾的话可能有些风险立刻就爆发了，但是又不能说只看短期，忘记了长期的可持续性。

最近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中提到，改革开放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性、促进了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结构优化。因此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才能更好地以竞争促进优化与繁荣，更好地推进贸易投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减少资本管制，对外开放领域的“三驾马车”。而作为研究经济中制度因素影响的学者，白重恩也强调了对外开放中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张媛：现在整个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其实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独善其身，看到这种情况其实人民币国际化是在有序推进，你如何看待当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 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动力 –

白重恩：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是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会要有很多复杂性，比如说我们资本管制和汇率形成机制，都和人民币国际化有关，但是在这两个问题又和风险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们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还是怎么来把握这种国际化的进程的推动和风险防范，在这之间取得什么样的平衡，这是要求非常高的把握能力，是一个艺术，理论上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只能在实践中不断的摸索。最重要的根本的还是国内的经济搞好了，如果全球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信心，自然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比较容易推动，我们那些风险也都可以来比较好的把控，那么国内经济要做些什么，才能让全球，让中国的这些投资者更有信心，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张媛：其实看到“十三五”阶段当中要加强金融的双向开放，如果说对内对外都开放，双向开放的话，您认为这个抓手怎样才是最切合实际的呢？

– 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步伐可以更大一些 –

白重恩：这是对内开放，其实首先我们的监管要更加完善，有了比较好的监管，开放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对外开放这个方面呢，也就有次序的问题，比如说开放什么，一般是认为这种证券的投资开放，其实是因为流动性比较大，可以快进快出，快进快出都会带来波动，那么是否会那么快，那就是要特别的谨慎，就是不希望资金快进快出这个事发生。

对于直接投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影响，我们其实还可以，我倾向于认为直接投资可以更加的开放，我觉得这点上看不出大的风险，而对我们有很多好处，有很多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提高效率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现在吸收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这种外汇储备的稳定也有好处。

张媛：怎么评估开放的质量，比方我们看到近期有很多对外开放的大的步伐，同时中国还在促进引进外资这样的环境，负面清单都在不断的缩小，这都是一些大的利好现象出现。可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负增长这样的情况？

– 对外开放需要不断改善制度环境 –

白重恩：其实我也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外商直接投资是负增长，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是变，那么外商直接投资的这些管理的方式，是不是和我们经济结构的变化相吻合相匹配，这就是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过去很多外商直接投资到中国来，他是希望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但是现在我们的劳动力至少是低端劳动力不再廉价了，那么我们需要升级，比如说我们每年有9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其中有一半以上是理工科的毕业生，这是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我们竞争优势中特别重要的财富，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应该是利用这样的一些资源，但是这样的一些资源可能跟之前的就不一样了，这里面可能就是技术的含金量要多一点，在技术含量多一点的时候，很多外商考虑它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我们希望吸收更多的国际上的跨国企业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他可能更加关心知识产权。

我主要是觉得还是我们要更多的改善我们的制度环境，来吸引新的形式的，新的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

1979年白重恩考上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随后赴美留学，成绩优异他的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拿到了数学博士学位。就在此时，白重恩做了一个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选择，改学经济学。凭借努力与天分，白重恩在1993年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作为活跃在理论研究一线的经济学者，白重恩经常参与国家宏观经济和公共政策的讨论，涉及国企改革、农村经济、医疗、收入分配、户籍制度、财政税收等诸多领域。2015年6月15日，央行发布的一则消息，让白重恩在教授、学者、经济学家之外，又多了一个身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这给他提供了更多建言献策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不同的身份角色之间如何转换？又是什么让他从一名数学高材生转而成为了一名经济学家？

张媛：回顾您个人的经历也是非常的多元，其实您之前是数学专业的，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成了一个经济学家？

– 从数学高材生到经济学者 –

白重恩：我本科读数学，硕士生是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读硕士。大概是因为本科还有一个不错的基础，所以有一些课大概上一半左右，然后考试前那一个晚上熬夜就混过去了，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呢？剩下的时间就有时间去读别的书，想别的事，我是1983年进到数学所读研究生，那个时候中国所有的人都在讨论我们的经济要怎么改革，那时候大的方向完全没有定。

张媛：你在数学所讨论这样的问题？

白重恩：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等到那两年完了以后，我就基本上已经决定以后不读数学了。

张媛：是你自己的选择。

白重恩：是我自己的选择，想读经济，我中间就去了不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当时是丘成桐先生把我招去的，我见到丘成桐先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他道歉，我说丘先生我利用您做跳板，我不想读数学，我想读经济。他特别宽容，他说只要你感兴趣，你就做你感兴趣得失，然后他跟我说，我的这个研究跟经济的关系太弱了，你为以后读经济做更好的准备，你去读数理统计吧。他给我提了这个建议，而且把我介绍给系里做数理统计的教授们。所以我说这样一个宽厚长者对我的宽容是使得我这样的转型变得容易的多。

张媛：这些年一直研究经济，看到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您认为经济学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您究竟研究的是什么？

– 探寻制度在经济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

白重恩：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数学的背景，如果我只考虑我在学术上的发展，我应该去学计量经济学，或者是研究委办经济理论，里面有很多模型，那些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学科方向，对经济发展也都很重要，但是我之所以从数学转到经济学，就是希望能把我学的东西利用到中国的经济实践中去。我刚才说，我在那段时间尽管很幼稚，但是就是开始考虑一些经济总的问题。

张媛：当时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白重恩：当时还在争论到底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到底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是什么差别，当然这是经济学里面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另外我想当时人们都还对于那些说我觉得计划经济可能需要有一定的放松，要让市场起更多作用的时候，仍然是什么样的市场，当时就会考虑，当时日本的经济非常好，全世界都在争论日本是不是会提供美国之外的另一种模式，这就是我当时关心的问题，到底日本的经济和美国经济有什么差别。

张媛：那是80年代的时候。

白重恩：对，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由此而产生的，我当时要考虑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和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有什么样的差别，希望从中能找到最适合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张媛：所以看到您的身份从美国回来以后，进入清华做老师，现在又有一个身份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随着身份不同转换，各种头衔的增加，您好奇的问题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变化？

– 从经济学者到央行智库的变与不变 –

白重恩：有一些变化，但是有一些根本的东西没有变，根本的东西就是我们经济中哪些制度起到关键的作用，哪些对经济增长有利，

那么我这个研究制度出身的人，我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我就会提出多的考虑货币政策对不同的企业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会带来不同的反应。我觉得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制定出来的政策一定有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你知道了现状，如果你也知道现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被改变，这个就更复杂了，这就超出了研究的范围，你要把你研究中得到的一些体会，能把它转化成政策制定者能够接受的语言，这本身就是很困难，然后还希望有足够的说服力，这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可能这里面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就是持之以恒，你认为应该做的事，就不断的去推动，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推动的方式也在不断的变化，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值得不断的去推动。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