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收复河套平原为何如此之艰难？

河套地区作为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与交融的前沿地带，其区位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农业还是畜牧业，在这个地区都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又促使它成为中央政权与北方游牧政权争夺的重点。

对河套地区的经营，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对北边防线进行巩固的重要举措。河套地区若被少数民族政权所占据，中原王朝的北部边防便会全线吃紧，须举全国之财力、物力对它进行捍卫。

一、明初对河套地区的争夺

1、明朝防线的内缩

成祖五次亲征，在政治、军事上给蒙古势力带去了非常大的打击，加强了明廷对蒙古地区的管辖，使明朝河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大战事。这五次亲征，除第一次获胜，第二次胜负相当外，其余三次几乎都未见敌人，白白消耗了明军的兵力，这对明廷来说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

成祖对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军事打击与武力征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蒙古势力，蒙古对明廷的威胁也大为减轻。但是，成祖为燕王时，在起兵占领大宁后，便利用兀良哈从征，从而夺取了皇位。兀良哈和鞑靼各部趁机进入河套，河套地区自此成为了明代防御蒙古部族南下的前沿地带，明蒙双方此后的战争大多都是在河套地区进行。

2、明代军事实力的衰退 ——“土木之变”

永乐后明廷对蒙古的政策由攻改为守。瓦剌崛起后，时常通过河套地区进入内地侵扰宁夏、大同、甘肃等地，至正统年间，明朝北边再度吃紧，明廷边防压力骤增。时间过于仓促，大军领到的物资明显不足。

再加上没有充分的准备以及缺乏组织，英宗率领的五十万大军打败于土木堡，几乎全军覆没，英宗本人也被也先俘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是明朝军事上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此战中，也先大获全胜，明朝对蒙古进入了全面防御的状态。自“土木之变”后，蒙古部族时常南下攻掠，明朝北部边患日甚一日，蒙古军队常常出没于河套地区的要冲——宁夏、延绥，明人称之为“套虏”。

“套虏”以河套为据点，频繁侵扰河套及其周边地区，他们有时东向攻大同，有时由西路进入贺兰山，沿着山东麓南进，攻掠甘肃，自此，“套虏”的进犯成为明朝最严重的边患，蒙古势力又一次入侵河套。

二、“议复河套”的失败

1、首辅之争与议复河套

到了正德时期，由于宦官干政为害较深，所以在明世宗即位后，便开始抑制宦官权利而重用内阁，内阁也因此而发展起来，属于部院的一些权力也为内阁所行使，此时的六部实际上受制于内阁。

阁臣们的相互倾轧，首辅间的嬗替，也使内阁成为了阁臣权力斗争的场所。嘉靖时期，“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内阁首辅的权利已发展到顶峰，这就引发了内阁阁臣之间的首辅之争。

夏言与严嵩间为争夺首辅之位而进行的斗争，使曾铣所提出的议复河套的方案成为了他们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曾铣上《请复河套书》之初，朝臣对议复河套提议质疑较少，并在世宗的大力支持下，该提议在廷议中获得了通过，曾铣建议复套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的进行，这与夏言的全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正当曾铣准备实现抱负，并大施拳脚的积极练兵，准备将蒙古部族驱逐出套的时候，觊觎首辅之位已久的严嵩借议复河套之事，诬告夏言独断专权，曾铣、夏言都被世宗处死，议复河套的提议也就此不了了之。

议复河套在首辅夏言的支持下得以顺利展开，最后也因为严嵩与夏言之间的首辅之争而以失败告终，嘉靖时期的内阁之争对当时时局影响深远。

曾铣、夏言因议复河套之事被弃市，使得朝中大臣无人再敢提议复套，这使得曾铣所建立的边防形势大为损坏，边地将领对俺答部落也只敢消极防御，蒙古诸部开始更为频繁的侵扰明朝边地，河套周边遂无宁日，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蒙古边患成为嘉靖时期的主要边患。

2、面对入侵，河套地区只进行消极防御

明廷面对蒙古部族的入侵，其政策又恢复到只对其进行消极防御。驻牧于河套地区的蒙古俺答部于嘉靖时势力大为扩张，俺答是继达延汗后又一位颇有作为且影响深远的蒙古族杰出领袖，到嘉靖中后期，俺答已经成为侵扰明边的主要势力，对明朝北部边防构成严重威胁。 嘉靖中后期，蒙古诸部在河套地区驻牧生活，来往十分自由，他们频繁侵扰明朝北部边境，使明中后期北疆面临着空前的边防危机。

嘉靖二十五年，时任三边总督的曾铣通过与蒙古部族的数次交锋，认识到了河套地区对于明朝北部边防的重要性，提出恢复河套的建议，但却受到了嘉靖年间激烈的内阁首辅之争的影响，该建议也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曾铣议复河套的提议也被认定为“罔上贪功，擅开边衅之罪。会镇守甘肃总兵咸宁侯仇鸾先被铣劾，亦上疏自理，因劾铣谋国不忠，御军无法”，后被弃市。

自曾铣被弃市后，无人敢再言复套，在这种背景下，蒙古诸部更加肆无忌惮的来往于河套，频繁的侵扰明边。明朝对此只采取消极抵御的政策，甚至放任蒙古部族对边境的掠夺，这更加助长了蒙古部族的掠夺之风，明朝的北部边患到嘉靖中后期恐更为严重。

三、河套问题难以解决的真正原因

1、河套问题与明朝军制变化

蒙古部族残余势力退居漠北后，依旧企图恢复其统治，并趁明北边不断内缩之际，于正统年间开始入据河套，并不断侵扰其北边，使明代边防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这种局面直到隆庆和议才得以缓解。

明朝为了抵御北边蒙古部族的侵扰，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军事，这种巨大的军事压力极大的影响了明朝的边地军制。

为了有效防御蒙古的南下，明王朝从太祖时期就围绕河套地区设置了一些军镇，并在这些军镇中建立了卫所，以加强防御。这种卫所制度是一种封闭、保守的军事制度，军屯是其日常生活的保证，士兵的来源主要靠世军制。

明朝初年，由于长期的战乱出现了大量的荒闲土地，这些土地被明政府划归卫所管辖，军屯有了充足的土地，世军制也顺利得到了推行。

明朝的兵制由建国初期的世军制转变为募兵制，后来又出现了边将招募的家丁，兵制的变化一方面取决于军屯土地被卫所官所占用，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了河套问题出现的影响。

2、河套问题实质是明朝内阁政治权利的问题

蒙古部族自土木之变后开始入据河套，对明朝的北边防线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明朝统治者只得花费大量的物力财力去解决蒙古部族据套扰边的问题。朝臣们围绕怎么应对入据河套的蒙古部族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形成了修筑边墙和收复河套两种不同的建议。

筑墙和复套之间的争论，从表面上看只是关于怎么抵御蒙古部族入侵方式的讨论，但其背后却涉及到了明朝阁臣内部，尤其是首辅之间的一种权利斗争。

自嘉靖年间复套方针被废止后，明朝国力也日益空虚，更加无力收复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河套地区，只能改以成本更低的通贡互市政策来安抚蒙古诸部，河套问题促使明朝中期后的民族政策也开始发生转变，对明朝政局影响颇为深远。

河套地区的问题是由点到面的放大，纵观明朝一代，明政府对蒙古部族所采取的民族政策，是根据明朝统治需要的不同而进行调整的。

河套地区作为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前沿地带，它拥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只要在国力相对充盈的情况下，都会对河套进行军事部署和经济建设，把河套地区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有力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