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圣旨为什么没人敢伪造?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朝代更替不止,其中不乏有傀儡帝王以及权臣控制朝政,那么为什么屡屡出现假传圣旨、口谕、甚至篡改圣旨的情况,都没有人去伪造一份圣旨呢?

造假与打假

根据《礼记》记载,西周时期就有了造假与打假两相较量的局面出现,到了两汉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大量新奇商品涌入中原地区,这些稀罕商品逐渐成为高档货或奢侈品,有利润自然会吸引商人,也会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山寨货。

于是造假出现了,打假也相应而生,但尽管官府对制假售假者屡有打击,仍旧阻止不了利益的驱使,这便出现了一种状况,打假越来越严格,造假技术也越来越精密,总有一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感觉。

古代圣旨为什么没人敢伪造?

说商品只是举一个例子,既然政府能够下狠劲打假,肯定也是同为利益上的一环,兵符、圣旨、印玺等独具代表性的东西,正所谓以小见大,审核、勘验之仔细、严肃,也是如此。

商品造假顶多是危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说破天也就是一州之地的经济问题,但兵符、圣旨这些东西可就不一样了,搞不好国将不国,那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危难。

所以,自从兵符、圣旨出现,也相应出现了很多验证的手段,这些手段我们可以放到后面再讲,先看看“山寨”圣旨究竟有哪些难度。

“山寨”的难度

首先我们得先弄明白什么是圣旨,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圣旨一词最早见于汉代蔡邕的《陈政事七要疏》中,表示帝王的意旨和命令。

皇帝作为封建社会拥有最高权力的掌舵人,其命令和言论需要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圣旨,皇帝下发命令的途径有近乎十几种,最关键的有三种,一个是口谕,一个是手谕,一个就是圣旨。

口谕的方式轻松便捷,却很难查验真伪,一般只对心腹大臣或有威望的大臣有用,比如明朝皇室向锦衣卫下令就多以口谕为主,毕竟是只听命于御前的机构,直接下命令就行,但不论这道口谕如何下,还是会有官员记录下来,也是避免锦衣卫执行时出现问题。

手谕就稍微正式了一点,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早已将政府机构安排的妥妥当当,要是走流程着实很麻烦,手谕充分避开了圣旨的弊端,不仅没那么正式,不需要百官进行商讨,又绕开许多审核机构和复查机构,省下大把时间。

从这点也能看出,口谕、手谕方便是方便,其不正式性也凸显了出来,这就回到了圣旨最大的特性——正式。

既然是一个国家最正式的书面命令或宣言,它承载的意义就非常重大,那么上面不能只有文字,还要有皇帝的玉玺,以展示出其不可替代性。

好了,那么伪造圣旨的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那就是皇帝的玉玺,没有这个玉玺印作为辅助,这道圣旨就算是用了相同的材料、笔墨,也仍旧是破布一张。

可是自古以来有那么多左右皇帝的权臣出现,还有那么多皇室父子、兄弟相残的局面,如何可能掌握不到玉玺呢?难道就不能伪造一份圣旨,扩大自己的胜算吗?理论上确实可以,可惜要么不敢用,要么用了也白用。

拿三国时期举例,传国玉玺从汉皇室流出,历经多个军阀枭雄,都没出现伪造圣旨的情况。

比如袁术,借由传国玉玺的名义称帝,可称帝又有什么用呢?天下诸侯认吗?即便是到了曹家手里,哪怕曹丕逼着汉献帝禅让,都没有动过玉玺分毫。

因为大家都不傻,玉玺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意义,全靠背后的皇帝,没了皇帝,这玉玺顶多算个石头,没有任何价值,有了皇帝,就算是拿萝卜刻章,都有其意义存在,这就又要说到可怜的汉献帝了,被人来回驱赶,跟随着的百官就是用木头什么的刻印。

所以可以这么说,皇帝的权力赋予了圣旨意义,而权力造就了皇帝的位置,皇帝没了权力,圣旨好不好造假就是个伪命题,根本不需要考虑。

那如果抛开玉玺的问题,圣旨可以复刻吗?还是不行,圣旨的规格、材质就不是能够轻易伪造的。

根据记载,圣旨有多种“型号”,用以发给品级不同的官员,比如圣旨两边的轴,一品官员对应的是玉轴,二品对应的是黑犀牛角材质,三品对应的贴金材质,四品和五品对应的材质看似是比较廉价的黑牛角,实际上对牛和牛角的选择十分严格。

以五品官员的彩色圣旨为例,其中就含有金黄、大红、咖啡、赭石、橘黄等多种颜色,最长的圣旨有500厘米,最短的约有300厘米,各不相同。

这些几乎毫无规律的型号,配之不同种类的颜色,看起来这些材料并不珍贵,可是制造起来也需要时间。

试想一下,需要假造圣旨的情况,那必是十万火急的,如果真是想要取而代之什么的,也没必要假造了,直接学曹丕逼宫禅让该多好?所以,在最短的时间制作出圣旨的轴和里面的配色,简直痴人说梦。

2008年奥运会制作的金镶玉奖牌就是例子,做出来很简单,可要通过测试不碎就很难,作为皇帝,用的轴如何也得比金镶玉质量好吧?这选材、加工不也是一个难题?

先抛开轴的问题不谈,圣旨本身的材料就很麻烦,一方面圣旨是由上好的蚕丝制成的,上面绣有祥云瑞鹤,两端更有飞龙防伪,想要一比一复刻,还真是不容易。

或许有人又要说了,又不是每个人都见过圣旨,做不到以假乱真,大差不差也不是不可能啊,这就又回到了上面谈到的口谕、手谕的特点了,这两者的出现就是为了绕开冗杂的审核、复核机构。

可能接旨的那个人的确以前没有见过圣旨,但这些机构可是每次都能接触到的,总不能造个假圣旨还要堂而皇之的把流程都走一遍吧?所以,古代那些权倾朝野的大臣,宁愿举兵造反或者逼宫,都不会选择假造圣旨这条路,实在太麻烦。

奉天承运

明清时期,皇帝的权力达到最高峰,也就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有了我们所熟知的“奉天承运”的圣旨开头,可别小看这个“奉”字,即便有人能把上面的问题都解决了,单是这个“奉”字就足够让他捶胸顿足、手足无措。

前面说了,各级官员接到圣旨的轴不同,圣旨的材质也不同,这些确实是公开透明的,想要假传圣旨给目标官员,选择好材质也不是一件难事,然而材质确定了,问题却出现在里面的内容上。

“奉”字在不同尺寸的圣旨上,位置各不相同,不同材质的圣旨,其字体大小也不相同,就算是有贼子可以观察到圣旨的材质细节,也决计看不到“奉”字的具体位置和大小,毕竟有哪个官员敢这么不要命,把皇帝的圣旨随便拿给别人看的?

因此,即便搞到了玉玺,也解决了材质问题,拿了一个空白的圣旨,如何下笔又成了拦路的老虎,说白了,根本不给伪造的机会,到了清代,圣旨上除了汉字以外,又多了满文、回文和蒙文,伪造难度更上一层楼。

仅仅是多了几种文字吗?还不止!康熙年间出现了“渐变色”的圣旨,就好像现在钱币上的彩色油墨一样,再比如到了同治时期,大清朝摇摇欲坠,为了平衡宗室之间的权力,制衡和王权的过度,亲王以及两宫太后都要用自己的印玺盖章,这样圣旨才能生效。

这且还不包括有些圣旨是皇帝亲手写的,比如宋徽宗的瘦金体,也是模仿不来的,还有很多皇帝会在圣旨上画押,也就是签一个艺术字签名,这个也不好模仿。

再加上涉及到圣旨上面的问题,那都是诛九族的大罪,有人想要造反,他的亲戚甚至家仆都不敢陪着一起,恨不得直接告发。

综上所述,想要伪造圣旨难度堪比登天,就算能够伪造成功,能不能起到作用也是个未知数,为了这种不可预计的局面而铤而走险,实在是太不明智,不然也不会到了今天,影视剧中圣旨的颜色、内容屡屡令人笑掉大牙,毕竟繁琐和机密,才是圣旨最大的防伪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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