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葬礼规格比毛主席还高，儿子英年早逝，三女儿回国后成平民

八宝山革命公墓向来是政要和名流的最后荣归地，能够安葬在这里，是中国政治人物一生享有的最后一次政治荣誉。

却鲜有人知，这里安葬着一位葬礼规格比毛泽东主席还要隆重的人士。

1956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倡议实行火葬，并带头在倡议书上签字，而毛泽东火葬想法的形成，也正是跟此人的逝世及后事处理有关，可见其葬礼规格隆重之程度。

这人便是新中国成立后逝世的第一位中央领导人，也是第一个被葬入八宝山公墓的任弼时。

隆重的葬礼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因工作过于劳累，大面积脑溢血抢救无效，逝世于北京，终年46岁。

任弼时同志16岁就投身革命事业，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新中国终于成立，他却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自己为之努力的成果，便猝然离开了他深爱的党和人民，才46岁就英年早逝，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逝世的第一位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令人倍觉悲痛遗憾。

任弼时逝世的讣告发出后，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哀痛之中。

得知噩耗后的毛泽东也是无比震惊悲痛，他们这些老同志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死亡从不避讳，在聊天时也经常聊起这个话题。

谁也不曾想，竟会是任弼时走在了所有人的前头，回想起过往三十年并肩走过的革命风雨历程，毛泽东不禁老泪纵横。

同时，任弼时的猝然离世，也打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个措手不及。

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周总理考虑起一个问题，那就是给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同志寻觅一处最终的归宿，让英灵永久安息。

不仅是革命先烈，现任的高级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去世后也应当有一处合适的葬身之地。

在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后，北京市政府随即成立了公募筹备组，在经过一番选点勘察工作后，选择了西郊的八宝山，决定在此处修筑革命公墓。

工程于1950年7月开始动工，原定在1953年底分三期完成，却没想到还在筹建中，任弼时同志就去世了。

此时的革命公墓一期工程还未结束，刚有个雏形，于是中央临时决定现在公墓内修建一处临时墓来安葬任弼时的遗体。

毛泽东怀着巨大的悲痛亲笔题词以悼念任弼时：“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在主席的带领下，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都亲笔题词悼念，朱德还专门为任弼时撰写了悼文。

任弼时这一生为党、为国、为民，就连死亡也是积劳成疾造起的，他给全体共产党员树立了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正面榜样。

想到任弼时的毕生奉献，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决定：要以最高规格来安排任弼时的丧事。

任弼时去世的当天，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任弼时同志治丧委员会，与会成员共242人，可见党中央对任弼时同志逝世的重视程度。

同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亲自到场见证任弼时遗体入殓，他们小心翼翼亲自抬着任弼时的遗体走出门。

屋门比较窄，尽管出门时所有人都小心侧着身子，依旧有点障碍，这时，站在门外的毛泽东快步走上前，帮着前面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平稳托起任弼时的遗体，走到院子中。

入殓时，毛泽东站在任弼时遗体旁边，俯身默默凝视老战友的面容良久，像是要把这张脸永久地镌刻在记忆里，永不忘却。

周恩来等同志各自捏着党旗四个角，亲手为任弼时盖上了鲜红的党旗，之后移灵至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各方人士和人民群众的瞻仰吊唁活动。

八宝山的墓修得很大，毛主席还亲笔为任弼时墓碑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任弼时逝世后的悼念活动沉痛隆重之程度在中共逝世的所有领袖中都是极为少见的，无论是党的最高领袖，还是万千人民群众，都以各种各样的吊唁追悼他。

而且毛泽东事后还不止一次地对其他领导人表示：“弼时同志对中国革命贡献很大，对其进行厚葬是必要的，但我们死后如果都这样葬，是不是有些浪费了？”

毛泽东也因此萌生了火葬的想法，由此可见任弼时的葬礼规格比起后来所有逝世的领导人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这与任弼时30年来为革命斗争作出的伟大贡献和成绩密不可分，他的离去，实在是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

任弼时的两次“倒戈”

叶剑英对任弼时作出深情评价：“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

在国家最坎坷艰难的时期，任弼时就像一头骆驼，背负着最沉重的担子，走过那段险阻重重的漫长道路，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没有安心享受成果，依旧为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鞠躬尽瘁，最终倒在工作岗位上。

任弼时对待自己的事业和工作向来恪守一个原则，那便是能坚持走一百步，就绝不走九十九步。

他将这个原则贯彻实行了一生，从1920年受到马克思主义召唤，毅然走上革命之路，到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央成员，他都从一而终。

任弼时在毛泽东的介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投身革命事业，这对湖南老乡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牢不可破的至臻情谊。

在苏联学习四年后，任弼时回国，扎根于共青团长期从事领导工作，是中国共青团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在共产党内部拥有了较高的地位。

两人工作上虽然鲜少有交集，但任弼时很了解毛泽东，知晓他是真正了解中国国情、能做出实事的人，因此在一些涉及原则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上，任弼时一直都坚定站在毛泽东这边。

从当年任弼时想去俄国留学，毛泽东为他联系好了一切，积极支持他出国学习起，他就无比信任并尊敬着毛泽东。

为了追随毛泽东，任弼时曾有过两次“倒戈”。

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论断，任弼时十分兴奋，率先发言表示极力支持毛泽东的看法，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我代表团中央拥护党的决议。”

两位老友相视一笑，在彼此的眼中都看到了信任与支持，会议结束后，任弼时与即将赴湖南组织“秋收起义”的毛泽东握手，朦胧夜色里，他们依依惜别。

然而反动势力过于强大，秋收起义行动遭遇重挫，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制定出了新计划，那便是放弃进攻长沙，改向罗霄山脉进军，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

这个计划遭到左倾势力的反对，他们派出任弼时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湖南，强硬命令毛泽东必须继续执行进攻长沙的计划。

任弼时到湖南后，做了一番深入调查研究，发现进攻长沙属实不是明智之举，罗霄山脉是敌军统治较为薄弱的地区，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十分有利，毛泽东的计划是正确的。

尽管上面态度强硬，但任弼时认为要实事求是，于是直接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新计划，并向中央报告，要求他们批准放弃进攻长沙。

在所有人都反对，而你依然要坚持真理的时候，遭遇的阻碍是无法想象的，任弼时的实事求是也让他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受到了严厉批评，还被排挤出中央机关，只能在地方工作。

被调离中央机关的任弼时干脆与毛泽东一起留在白区工作，还与朱德一起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又成了被排挤的对象，被迫离开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阶层，在地方展开活动。

任弼时再次受命前往苏区，此行他的任务依旧是执行并贯彻与毛泽东不符的路线。

但见到毛泽东后，任弼时再度“倒戈”了。

他坚信毛泽东的领导和主张才是正确的，于是坚定站在毛泽东这边，并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组织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主席。

从此“毛主席”称呼就在全国传开了，乃至流传后世。

其实任弼时的信任不仅是给毛泽东这个人的，他不是因为毛泽东是自己的老乡，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支持者，抱着回报的目的就全力支持毛泽东。

支撑着任弼时给予毛泽东莫大信任的，是他对真理的向往，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恪守，他的信任给的更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背后正确路线。

任弼时追随毛泽东的步伐永不停止，后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无论是在长征途中，抑或长征结束后，任弼时都坚定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拥护遵义精神，并同任何分裂红军的行径展开坚决斗争。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任弼时早已总结出一个结论，而且这个结论终生不再动摇，那便是只有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他们才能走向最终的胜利。

而历史也向所有人证明，任弼时同志的这一结论是无比正确的。

任弼时的红色家风

令所有人对任弼时作出至高无上评价的，不仅是他对于工作的勤勤恳恳，还在于他为党和人民树立了一个朴素切实、任劳任怨的榜样，任弼时身上具备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优秀的品行，这与他在长期革命建设中形成的红色家风也脱不开关系。

任弼时以身作则，一直都是廉洁奉公的带头践行者，他不怕坚持真理遭遇的困难，不怕敌人的枪杆子，唯独就怕三样东西：怕工作少、怕麻烦人、怕多花钱。

革命年代是艰苦的，物资匮乏是常事，尤其是扎根在中央苏区搞革命的同志，生活那叫一个艰苦，没东西吃，任弼时就和战士们一起爬上山挖野菜充饥。

后来长征途中，任弼时生了重病，依旧拖着病体，拒绝所有人的搀扶，执意拄拐艰难随军行走，中途多次重重摔到地面，疼得爬不起来，还是咬着牙一次次站起，温和却坚定地拂开一双双试图搀扶的手。

任弼时的家中有一条破旧得惨不忍睹的毯子，工作人员一问，居然是30年代就开始用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都不舍得扔。

任弼时却坚决不肯丢，因为这条毯子对他意义重大，是组织发给他的战利品，无论何时都绝不丢弃。

任弼时家风严明，他本人更是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在子女成长历程中引导着他们，教孩子们不要惧怕吃苦，多多关心他人，切不可搞特权。

任弼时十分关爱他人，把身边工作人员当作家庭成员一样关心，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不喜占用公家资源，尽管上面有配给他一辆旧吉普车作办公用，但任弼时出行都是能走路就走路。

但他经常允许工作人员开自己的车，只要有事，获得他的同意后，就可以使用他的吉普车。

一天晚上，任弼时秘书的妻子临产在即，秘书想去找任弼时报告，希望能用那辆吉普车把妻子送去医院，但任弼时已经入睡。

秘书纠结片刻，终是不忍打扰任弼时休息，因为任弼时是个工作狂，积劳成疾，睡眠质量很差，每晚基本都得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于是秘书就自己找了辆三轮车把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拉去了医院。

任弼时第二天得知后，赶忙询问产妇状况，得知母子平安后，任弼时松了口气，随即又很生气，责备秘书做事不知变通，这都人命关天了，该用车当然就得用，完全不用找他批准。

“如果孩子生在路上如何办？出了事如何办？”任弼时语带责备。

秘书虽然挨了批，但面上依旧笑呵呵的，因为他知道，任弼时之所以会批评他，是真正地将他们当作家人一样关怀，够关心，才会焦急。

任弼时将关怀留给工作人员，对子女却是严格要求。

延安时期的一件事，令女儿任远征记忆犹新，她刚从湖南老家来到延安，在这边的仓库里见到很多吸气东西，管理员看她可爱，便送了她一本粉色笔记本，女孩如获至宝，回家后却遭到父亲严肃教育：“这本笔记本是给干部的，不是给你的，为什么要拿呢？”

从那件事后，任远征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任家的孩子决不能随便从公家拿任何一个东西，哪怕是一个笔记本也不行，这都叫搞特权。

正因为他们是公家的孩子，才更要严格要求自己。

任家有四个孩子，大女儿任远志参加工作后，进入国家军事博物馆工作，退休后进入总政老年学员，在那里与丈夫过着平静充实的晚年生活。

二女儿任远征毕业后在国家研究院工作，199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现已退休。

三女儿任远芳在父亲去世后从苏联回国，进入一家工厂工作，过着低调的平民生活。

小儿子任远远英年早逝，曾被授予大校军衔。

父亲去世后，任家的孩子们都纷纷以不同的方式默默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传承并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与崇高品格。

参考资料：

张保军. 任弼时的红色家风与崇高品格[N]. 团结报,2021-04-22(005).

唐正芒.任弼时逝世悼念活动纪略[J].党史博览,2006(08):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