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小弟弟，才不能再去追究那些伤心事。即便是有人有意夸大事实，陷害了小弟，我们还是要向前看。现在正是战争环境，还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必须用红军铁的纪律要求亲人！”
面对泪眼婆娑的贺子珍，主席当年说过这样一番话，而他口中的小弟弟正是贺子珍的胞弟贺敏仁，也就是主席的内弟。
众所周知，主席身后的毛家以及贺子珍身后的贺家都可谓满门忠烈，只可惜，贺敏仁当年的死并不光彩，这也成为了贺子珍毕生最深的痛楚之一。
有人说贺敏仁当年的死是罪有应得，也有人说他是被冤枉的，到底这其中有哪些是非曲折，主席和贺子珍又对此抱着怎样的态度呢？
红军长征之际，贺敏仁只有17岁，在团里做司号员，因为年龄尚小，身边人都称他“娃娃兵”，因为难以忍受长征路上的艰苦生活，贺敏仁偶尔也难免会发小脾气，不过，总体来说，他还是很优秀的，毕竟，哥哥姐姐都是他的好榜样。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大部队进入毛儿盖，也是藏民的居住地，上级强调，全军上下都要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偏偏贺敏仁的祸事就是在此后开始的。
就在战士们的温饱难以解决的时候，饿到不行的贺敏仁和几名战士偷偷进入当地一座喇嘛寺，没成想，吃的没有找到却发现了一些银元和铜板，贺敏仁当即决定带回去一些换粮食吃。
还没等他换到粮食便遭到了举报，对方声称他拿走了一千多个银元，师部随即将他五花大绑，还对此做出枪毙的决定。
绝望之际，贺敏仁哭着大喊冤枉，还要求师部将此事汇报给主席和贺子珍，可还没等主席那边给出回复，贺敏仁便遭到了枪决处理。
等到贺子珍知道此事后，小弟已经不在了，强压内心悲痛的她先是从侧面了解了事情的原委，而她并没有第一时间将此事告诉主席，直到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她才将此事和盘托出。
事实上，贺子珍当年对于贺敏仁的被枪决有着三点质疑。
其一，举报者既然声称自己亲眼目睹了贺敏仁盗窃，为何没有当场制止战友，反而要在事后以举报的方式将此事闹大？
其二，贺敏仁仅仅拿了100多个铜板，绝非举报者所说的一千多个银元，要知道，凭借贺敏仁一己之力，无论如何也运不走那么多的银元。
其三，长征过程中，党内思想斗争也很激烈，贺敏仁的错误本不致死，会不会是因为他与主席、贺子珍的特殊关系，导致那些与主席夫妻不睦的战友故意拿贺敏仁出气？
如今看来，贺子珍对于小弟惨死这件事还是有着很理智的认知，她并没有否认贺敏仁应该被严惩这件事，可也向主席提出了心头的疑问。
主席在得知此事后同样悲痛万分，开篇的话便是他劝慰贺子珍时说的，不过，主席在得知贺敏仁有被冤枉的嫌疑后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百十个铜板也就值那么一元钱，怎么就要夸大到一千倍呢？他还没满18岁，可以再教育好的呀！”
可这样的想法，主席也仅仅在贺子珍面前吐露过，在战友们面前，他并没有对贺敏仁的被枪决提出质疑，还力劝贺子珍向前看，这里有着他不得已的苦衷：
其一，当年红军长征途中，将士们经受了太多难以言表的辛酸，非常时期，大家纷纷坚守着铁一般的纪律，就在众人秋毫无犯之际，有着特殊背景的贺敏仁更应该谨小慎微，倘若因为他的错误没被严惩而导致全军上下军心不稳、藏民怨恨，这样的后果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
其二，战争频繁之际，红军内部暴露的矛盾也很多，尤其是张国焘公然不服从中央领导，甚至萌生了分裂红军的想法，在如此危急关头，如何处理贺敏仁也会影响到全军上下对于主席等正义领袖的信任，不严惩难以服众。
所以说，从亲情角度看，主席和贺子珍都是无法接受小弟弟如此离世的，可从革命大义来看，贺敏仁死得并不冤枉，为了长征的胜利以及全国的解放，他们只能将这份痛苦深深埋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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