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8年上交12万两黄金，陈毅过意不去让他留下点，他留了3元钱

1949年，解放军大军渡过长江，兵锋直抵上海，此时的上海城内可谓一片鸡飞狗跳。

上海市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在此之前也是国民党贪官污吏贪腐的大本营，不少人都假借开办公司为由，行囤货居奇、哄抬物价之事，为自己牟取暴利。

当得知解放军到来以后，这些奸商一片慌乱，纷纷收拾行囊，准备逃亡台湾或者海外。

然而在众多商人一片慌乱之中，上海华益贸易公司的老板却不紧不慢，他非但没有逃跑的打算，反而还命令人将公司的资产进行总结，准备交给解放军……

这位上海华益贸易公司的老板名字叫做肖林，他的真实身份是潜伏于上海的地下党员，5月27日，解放军入城之时，肖林一次性向党组织上交了超过一千万美元的资产，震惊全国。

1949年的1000万美元可不是个小数目，足足可以供解放军全军作战一个月。

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还为此曾经亲自拜访过肖林，一见面他就握着肖林的手笑着说道：

“你肖林挣了这么多的钱，有人讲你是红色资本家，有人管你叫红色老板，我看这都不恰当呀。你挣的钱啊，都是为我们共产党挣的，你算是主伙的掌柜，不过你这算是红色掌柜喽……”

这让人不禁好奇，肖林是如何赚到这么多钱的？在其背后又有着哪些渊源？

肖林本是四川江津县人，出生于1914年。肖林上中学时期，正值国家积贫积弱之际，正因如此，肖林在青年时代便萌生出了实业救国的愿望。

在23岁的时候，肖林投靠了我国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在其创办的民生公司里担任文员。由于聪明能干，肖林很受卢作孚的赏识，卢作孚甚至将其当做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在肖林担任卢作孚秘书期间，卢作孚毫无保留的向他传授了经商的所有经验，这也使得肖林有机会在未来登上更大的舞台。

肖林本不是共产党人，但是他天性爱国，血气方刚，在上海期间，曾经多次参与抗日游行，反对蒋介石奉行的“不抵抗政策”。

正因如此，肖林曾经多次上了国民党的通缉名单，几次险些被捕之后，肖林愤然选择加入了共产党，当时的肖林没有抛弃自己的明面身份，表面上他依然是卢作孚公司里的一位员工。

但在背地里，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地下交通员，负责为党组织收集情报。

时间来到1940年，这时的国民党已经和共产党开展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蒋介石实际上仍然对共产党处于打压状态，对解放区实施经济封锁。

当时的周恩来负责经济方面工作，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选拔一批特殊人才，在国统区进行商业活动，为党的活动提供经费。

这些人才一是要有过经商经验，二是要有过地下的工作经验，就这样肖林被顺利选中了。

1941年春天，周恩来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亲自接见了肖林，对他说道：“现如今我们党的运转比较困难，党的一切活动，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来提供保障。我们必须自己去开辟财源。国统区的情况很危险，它不像根据地，可以组织大家开荒种地、自给自足，不但要在商界厮杀，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所以你要万分小心。”

除此之外，周恩来还特别交代重庆办事处给肖林拨一笔款，作为他的起始资金，为了给肖林打上一层掩护，南方局还派出了另一位地下党员王敏卿同志，负责假扮肖林的妻子。

经过一番慎重的准备之后，肖林踏上了自己的商业之路。

王敏卿与肖林有着相似的经历，她的家里是从事药材生意的，在青年时期也是看不惯蒋介石假抗日的做派，最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好消息是两人都有一定的经验，也有了起始资金，但坏消息是两人此时都没有过独立经商的经验。

此时肖林身上的担子是十分之重的，党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给自己筹集了这样一笔资金，这笔钱只能赚不能赔。

为了保险起见，肖林和王敏卿先是来到了重庆的钱币交易市场，只拿出很小的一笔资金，来试试水。一面学习经商知识，一面打听各地货源。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以后，两人逐渐总结出了金融市场的规律，终于在1941年4月，肖林和王敏卿来到了江津，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商号——恒源字号。

他们先是从湖北宜昌三斗坪，低价收进土纱，再从江津本地收购低价食糖、柑橘，最后顺长江而下，运往湖北。

土纱、糖、柑橘，这些货物往往没有什么高利润，但胜在稳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以后，两人便收回了本金，并小赚一笔。

与此同时，肖林也在积极扩张商业版图，当时的中国植物油料厂在江津寻求代理，肖林踊跃报名，开始为中国植物油料厂收购菜油，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们又联系上了新运纺织厂，成为了新运的江津经销商。

肖林和王敏卿不怕苦、不怕累，只要能够赚钱，他们什么都愿意尝试。

在这段时间里的相处中，肖林和王敏卿也逐渐萌生出了爱情的火花，最终他们向组织提出报告，希望能够正式结为真正的夫妻，并且得到了批准。

在生意逐渐稳固以后，肖林和王敏卿也开始向党组织上缴资金。

当时党组织是和肖林二人保持单向联系的，为了防止暴露，只能党组织找他们，不允许他们找组织。

而至于要钱的事情，就更加随机了，什么时候需要，需要多少，肖林和王敏卿二人根本不知道。有时候刚刚支付一笔货款，组织就需要用钱，肖林还要找到人家苦言相求，把钱要回来，还有时候组织上需要的钱过多，超出肖林和王敏卿的承受能力，他们还需要去四处拆借。

但是无论多么困难，肖林和王敏卿总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没有让组织失望过一次。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肖林和王敏卿的生意就不再局限于小打小闹了，1944年春天，肖林在上海合作建立了“重庆大生公司”，开始“登堂入室”，抢占上海滩的商业阵地。

得知肖林和王敏卿要到上海发展，周恩来特地交代他们一定要多打交道，广交朋友，特别是对于那些国民党上层军官和政客，务必要多接触。

对于周恩来的话，肖林和王敏卿牢记于心，来到上海以后，他们便广泛出入国民党军政圈的酒会，肖林为人聪明，情商极高，在他的努力下没用几个月便把国民党上海的几位大佬认识的七七八八了，甚至肖林还在一次酒会上，结识了宋美龄，要不是老蒋不常在上海，没准连蒋氏他也能“攀上”。

认识的人多了，事情自然也好办了，就这样，肖林和王敏卿做起了运货装船的生意，每年都能赚到巨额的利润。

截止抗日战争结束时，肖林的公司已经涵盖五金、木材、药品还有日用百货等业务，不单足以应付组织上的要求，甚至还能够经常超额供给。

这一阶段肖林和王敏卿在上海也算是有名的大商人了，但是两人的个人吃穿用度却十分节俭，除了必须的买几件装点门面的衣服，参加些社交活动，二人几乎没有其它任何花费。

在肖林和王敏卿看来，公司虽然有钱，但那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

肖林为组织做了这么多，组织上也不是没有回馈过他，解放战争时期，当时山东解放区能够生产大量的花生油、粉丝和水果等。

由于国民党对解放区实施经济封锁，运输通道不畅，这些货物很难从正当渠道运到南方，但只要突破了封锁，运到上海便十分抢手，后来组织上边把这些货源全都交给了肖林，由他负责出手，除此之外，解放区缴获的法币基本上也全都给了肖林，由其自由支配。

肖林虽然孤身一人呆在上海，但是他的背后站着的是党组织的全盘力量，这就使得肖林相比于其他商人，总是有更丰富的货源和更多的资金，其生意又何愁做不大？

党组织把法币和货物给肖林，肖林交给党组织的却都是保值性最好的黄金，甚至连大洋都没有。

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上海撤退的时候，肖林特地见了团长董必武，临行前给他们每人都准备了一件马甲，马甲里面装的是沉甸甸的黄金，足足有三千余两。

除此之外，肖林还多次利用油桶偷渡黄金，支援党组织，根据统计，肖林多年以来共计上缴12万两黄金，数字极其巨大。

肖林潜伏多年，自然也曾经被国民党特务所怀疑过，在1948年前后，国民党特务就假扮税务局要过肖林公司的账本。

幸好肖林早就有所准备，备下了一份假账本，这才没有被对方所识破。特务检查没有收获，再加上肖林又是国民党高官的朋友，最终，便不了了之。

除了直接给黄金以外，肖林和王敏卿还负责采购解放军战士急需的枪支弹药以及药品粮草，哪怕是在上海，这些货物有时也很难买到，但肖林总是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进行采购。

每次大规模采购，肖林都有暴露的风险，但他从未因此而停止，解放战争时期，肖林曾经向山东偷运过十几次物资，可以说挽救了数以万计的解放军伤员。

对于肖林的举动，周恩来感动万分，在上海市解放前夕，他还特地交代陈毅，一定要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位老朋友，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陈毅主政上海期间，对于肖林可以说是十分关照，表示按照肖林的巨大贡献，可以自行留下来一部分财产，但这一提议被肖林拒绝了。

肖林和王敏卿表示：“报告陈市长，这些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的。我们为党挣钱，如何能够索取回报呢？”

虽然肖林和王敏卿没接受，可陈毅的心里还是不好意思，很是过意不去，毕竟党当年给肖林的本金只有几百块，现如今肖林将这笔钱翻了上万倍，如果就这样什么也不表示就拿走了，于情于理，都有些说不过去。

或许是看透了陈毅的为难，肖林和王敏卿在这个时候开口了，“陈市长，我有一个请求，既然非要我留一点，那我就留下三块银元吧，这三块银元，作为这些年来我们两口子付出的纪念。”

新中国成立以后，肖林和王敏卿依然留在上海市工作，只不过此时他们已经不再做老板了，而是到了上海市军管会轻工业处担任职务，利用自己多年来从事商业生产的经验，来为国家出一份力，后来中国纺织品公司成立以后，肖林还被委任为上海采购供应站经理。

肖林一生从事过多个部门的工作，还曾经做过上海市商业局副局长、上海市水产局长、上海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对待任何工作，他都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力求出色地完成党交给自己的每一件任务。

由于多年来杰出的表现，十二大召开的时候肖林还被选为代表，享受副部长待遇，一直到1985年离休，于2003年逝世。

肖林去世以后，他的妻子王敏卿回到了重庆生活，晚年时，重庆博物馆曾经上门看望她，询问她是否有关于历史的个人物品想要进行展览。

思考再三以后，王敏卿回答，“有的。”

说罢，便掏出了那三枚银元。

看到这三位银元，博物馆工作人员起初都愣了一下，袁大头的存世量并不算少，况且王敏卿手中这三枚品相还不算太好，这样的物品，是否值得收藏呢？

王敏卿看到众人的反应，也丝毫不见怪，而是娓娓道出了这三枚银元的来历，直到这时众人才明白，这小小的三枚银元的重量，其背后却价值千金。

最终重庆博物馆表示，愿意永久珍藏这三枚珍贵的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