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春夏时期，清明和端午的岁时节日与器物

岁时节日起源较早，伴随着人们对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的认知而稳步发展。节日体系的建立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与完善。北宋时期基本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节日体系。南宋延续了北宋岁时节日的基本构架，并进行地方性创建和发展，节日习俗和内容不断丰富。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清明节和端午节的岁时节日与器物。

一、清明踏青与湖中土宜

1.合三为一

清明时节是适宜春耕春种的时期，所以清明对于古代农业生产而言非常重要。与清明节时间相近的节日还有寒食节、上巳节，三者关系密切。

先论寒食。寒食节源于祭祖，沿袭了远古的改火旧习，后附加了春秋时期晋国名臣义士介子推绵山被焚的故事，丰富了节日的文化内涵。寒食节这天百姓人家不得举火，人们必须准备足够的食物以冷食度日，故得名“寒食节”。

上巳节于周代成型，有说法认为上巳节起源于兰汤辟邪的巫术活动是日，人们赴郊外游春，并在水边洗浴，祛秽辟邪、祈福消灾。陆机的《三月三日诗》“迟迟暮春日，天气柔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秽游黄河”，记录的正是上巳节人们祓禊、踏青的节日活动。

清明节得名于节气，与天象物候的特点有关。清明时节，气温升高，大自然中的植被在此时换去冬天的污浊，万物吐故纳新，呈现春和景明之象。《历书》记“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农业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主业，国之根本。因此，清明的节日内涵首先是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

中国自古就有礼敬祖先、慎终追远的礼俗观念，希望得到祖先的庇佑。因此，与纯粹的节气有所不同，清明节逐渐形成了春祭的传统，成为一种兼具农业生产与祭祖意义的节日。隋唐之前，人们重寒食、轻清明。玄宗时，将清明节扫墓正式编入礼典，清明节的地位得到提升。

之后，清明节逐渐吸纳了寒食节与上巳节的习俗，杂糅多种民俗活动为一体，成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节日之一。正是由于三个节日在思想起源和风俗内涵上存在相似之处，所以为宋代寒食节、上巳节与清明节的“合并”提供了思想和内容基础。再从时间上来看，三个节日比较接近，其中寒食仅早于清明两日，节日连过也符合群众心理。

因此，唐代就有明文规定寒食节和清明节连过，合二为一，拉长了过节的时间。到了宋代，虽然寒食节、上巳节的节日名称依然存在，但基本会和清明组成一个“节日季”，拉长了过节的时间。更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催生了外出踏青、旅游等娱乐性活动。

2.改火祭祖与游春踏青

到了宋代，集合了寒食节和上巳节精神特质的清明节，节日习俗丰富饱满。首先它承袭着寒食的节俗，进行钻燧改火。“每岁禁中命小内侍于阁门用榆木钻火，先进者赐金碗、绢三匹。宣赐臣僚巨烛，正所谓‘钻燧改火’者。”首先点燃的人能获得皇帝金银玉帛的赏赐，臣僚也会得到皇帝赐的新火。

上坟祭祖是清明节重要的习俗之一。自寒食节开始的三天时间里，人们都要出城上坟，尤其在清明节当天扫墓的人最多，后渐成惯例。对于皇族来说，更加重视祭扫活动。由于南宋朝陵设于绍兴，需提前五日出发。市民则会在市场提前购买纸马、纸钱、纸扎等祭扫用品，清明时出城上坟，扫墓后人们并非迅速返城，而是留在城外踏青游玩。

根据学界主流观点，《清明上河图》呈现的时间是清明时节，首段是时人从开封野外扫墓、游玩归来的情景。南宋临安，“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一家人共享天伦，或三三两两，或结伴同行，逛园赏花，宴乐饮食。西湖里画舫如织，龙舟相竞，比开封金明池更胜一筹。

在游玩过程中，时人还会从事插柳、荡秋千、蹴鞠、摔跤、植树等活动。其中，插柳习俗有避免毒虫蛰咬之效，因此“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大家则加枣锢于柳上”。

人们也相信插柳可以保持年轻，遂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之说。南宋时，插柳还被附加了成人礼的内涵。南宋冠礼、笈礼的形式比前朝简化，民间青年男女可以采用简单的插柳形式来代替。清明节当天，“凡官民不论小大家，子女未冠笄者，以此日上头。”

3.门外土仪与湖中土宜

清明时节人们外出赏玩踏青，即使贪恋游乐，不觉日晚，但仍然会花点时间购买一些食物和器物，赠与亲朋好友。北宋时，汴京人们会“各携枣、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谓之‘门外土仪’”。

南宋临安由于城市地理环境和空间布局的不同，人们外出祭扫游玩以西湖为主要区域，所以人们带回的是“果蔬、羹酒、宜男、戏具、闹竿、画扇、彩旗子、糖鱼、粉饵、时花、泥婴等，谓之‘湖中土宜’。”

“门外土仪”与“湖中土宜”，包括《武林旧事》一笔带过的“花柳土宜”，基本概念是一致的，主要是指城外的土特产，包括以上食物、娱乐类节日器物两类。其中列入本文讨论的“湖中土宜”包括：黄胖、闹竿、泥婴、彩旗、珠翠冠梳、玩具、髹漆等手工器物。其中，闹竿是一件使用活跃且具有多重属性的节日器物。

关于闹竿的使用方法，基本是在一段竹竿上悬挂各种物品。然而闹竿具有多种属性，若要明确闹竿的具体用途，可以将其放入节日环境中进行判断。南宋清明节人们去西湖游览，带湖中土宜回城时，有个动作是“挑着木鱼、龙船、花篮、闹竿等物归家”，从这段描述以及“挑”字，可以说明，闹竿的用途有二。

第一个是作为悬挂东西的工具，另一种是一种竹竿状的玩具。作为第一种用途，闹竿并不只是清明节的专属，人们在端午节也会用它来悬挂许多虫鱼鸟兽等形状的刺绣香包。古代货郎常把各种玩具或者诸色杂货悬挂在竹竿上以招揽生意。南宋李嵩的《货郎图》中，我们能够看到货郎用闹竿招揽生意的场景，这也是闹竿用作悬挂工具的证明。

关于第二种用途，可以从闹竿的材质来进行推测。“闹竹竿，有极细用七宝犀象揍成者。”“闹竿花篮之类，悉皆镂丝金玉为之，极其精妙。”可知有些闹竿是用七宝、犀角、象牙、镂丝金玉等珍贵的材料制成。那这里提到的闹竿，肯定不是用来挑货物招揽生意，或者是挑着商品回家的普通工具，应是做工精良、用材珍贵的岁时玩具。

二、端午避恶与压胜物制作

1.“避恶”与“祭祀”双重主题的形成

五月时，蛇虫出没，暑毒盛行。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最初是一个避忌性的节日。五月有善恶之分，而“恶”的概念更广为流行。《风俗通义》：“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迁”；又云：“五月盖屋，令人头秃。”重五之日更是恶中之恶，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端午是恶日的观念。于是，“避恶”逐渐成为端午最主要的节日内涵。

魏晋南北朝，是端午节日的确立期。南方楚越的祭祀水神的传统以及屈原传说的加入，端午节由先秦一直以来“避恶”的单一属性转为避忌与祭祀相组合的复合型属性，而且增加了之前所不曾流行的风俗习惯，诸如飞舟竞渡、饭食投江等。

2.端午仪式与节日器物

由于宋代端午节的习俗仪式与节日器物密不可分，此处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论述。端午的主要习俗和使用的节日器物大都是表达了“驱病攘灾”的主题。首先，人们喜欢提前在市场上购买节物，诸如艾叶、柳叶、菖蒲等有祛除蛇虫鼠蚁功效的植物，并与其它节物一起搭配摆放，并于节日当天在门口举行仪式。

关于仪式的内容，南北宋基本保持一致。艾叶、柳叶、菖蒲这些植物，除了直接摆放的用途之外，人们会将其进行二次加工，制作成具有工艺性的节日器物。比如由艾叶制作的艾人：开封人会“钉艾人于门上”，以禳毒气；临安人也会采艾以为人形悬于门上，挡祸于门外。也有用菖蒲根刻成小人或小葫芦，戴上辟邪。

南宋宫廷和市井都会制作艾虎、天师像，只是制作材料和装饰华丽程度略有不同。比如宫廷会用菖蒲、通草雕刻驭虎像于盘中，围以染成五色的菖蒲；又雕刻百虫铺在上面，最后用葵榴艾叶花朵等簇拥装饰。市井间“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后来，又出现了艾花，也是假花的一种，有的也用真艾制作，一般为女子佩戴。

百索也是端午祛除病疫的重要节日器物之一。因由五色的丝线编织而成，也称为百索彩线、五色丝、五色缕、长命缕等。五种颜色分别为黄、青、白、黑、红，代表着五行和五方。汉代始有此俗，只是汉唐时将其挂在门庭上，用做辟邪之物，北宋时人们改为佩戴在身上，如脖颈、手腕、脚踝等处。

从上述节日器物的使用场合和使用目的来看，艾人、艾虎、天师、艾花、百索等都是攘灾辟邪的厌胜物。此外，宋代端午还出现了扇子这种不具有衍生意义的节日器物。扇子在端午节的出现，与宋代端午御上赐扇的活动有关。

皇帝“御书葵榴画扇……分赐诸阁分、宰执、亲王”，“分赐后妃诸阁大珰近侍……金丝翠扇”。这种宫廷风俗约始于唐太宗时期。若论端午为何会有赐扇的活动，大抵因端午暑气上升，避暑纳凉成为时节所需。因此，扇子作为夏季常备的物品被列为端午皇帝的赐物目录，也是合乎情理的。

端午时期的扇面会绘制特殊的节日纹样，诸如五毒、葵榴等，与端午节日内涵相呼应。扇子实为日常使用的普通商品，只是皇家礼仪的赐扇活动为扇子赋予了节日意义，使扇子在端午成为一项特殊的节日器物。

三、总结

由上可知，由于节日活动内容的变化，节日器物会进行调整与之相适应，营造出不同的节日氛围。如清明节，此时恰逢春季，西湖踏青成为临安人喜闻乐见的节日活动，游乐的欢愉超越了缅怀先人的肃穆。于是，包括清明在内的春季节日里便产生了诸如黄胖、闹竿、玩具等一系列具有很强娱乐性的节日器物来增添节日的欢快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