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宋代墓志中的叙事风格

自古以来，凡是有些家底和看重礼数的家庭，都会重视墓志的文本书写，上面记录了死者的生平。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宋代墓志的文本书写。

我们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宋人撰写的墓志铭有写实简略和多种写法合一的特征，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那么，宋代墓志有什么值得发现的地方呢？

书写特征

墓志是记录死者生平事迹和姓名家族等个人信息的标志物，也是除记叙文、议论文之外的特殊文学形式。

由墓碑、文字符号和不同字体等多种要素组成，其中的文字符号构成文字载体。

有人认为墓志只是死者的生平介绍。实则不止，宋代有许多文人大家，他们为好友或者家人撰写的墓志，既有必要内容也有所在时期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色。

通过研究，能够发现那个朝代的重点、纷争或异闻。那么，它的书写特征是什么呢？

在宋代，只有在社会上处于中等及以上的阶级，或者家底丰厚的家庭才有资格立墓志，同样，只有士大夫或者有声望的人才有资格为死者撰写墓志。

因此，墓志就有了固定的书写特征，大体来看可分为四点，一是写实且简略，二是夹叙夹议，三是散文形式的行文，四是细节与侧面描写相结合。

首先来看第一点，基于“死者为大”的传统观念。

撰写墓志的人通常要为死者“扬长避短”，只要死者做的事不算太恶毒，书写者都可以除去不写，这是经过历史演变而来的。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书写者通常要堆砌辞藻，即使死者做了伤天害理的恶事，书写者依然能“变废为宝”，雕刻出一朵靓丽的鲜花。

到了唐末宋初时期，有人认为墓志应该实事求是，所以书写者就从堆砌辞藻变成不加修饰，死者不管做了何事都要一一写出。

到了宋中，又有人认为这样的写法让墓志变质了，好好的悼念死者文章，变成了死者的纪实录，便有人认为应该“扬长避短”，大力颂扬优点，对缺点则是点到即止。

怎么把握这个度，成了书写者面对的最大问题。

经过文人士大夫多次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一篇优秀的墓志在扬长时应该不夸大其词，避短时也应该实事求是，真实性要大于虚假性。

由此看来，宋人撰写墓志的时候已经注意到内容的现实性了，因为不能夸大，又不能多写短处，他们只能尽量简短，讲求言简意赅。

其中，欧阳修写的墓志属于“写实简略”的上乘之作。

他还在韩愈创作基础上进行创新，打下以史笔为墓志的写作基础，为后人提供写实简略的范例，苏轼和王安石等人都学习过他。

比如，他写给好友的一篇墓志铭里面的“吾不敢……则君之为人可知也已”就隐晦的表达了自己写的内容与实际不符，表现了他主张写实简略的特点。

除此之外，还有他写给曾巩的文章，明确的指出自己对曾巩提供虚假内容的不满。因为他在帮曾巩祖父写墓志的时候，发现曾巩提供的相关资料都是虚假的。

这一举动又表明了他主张实事求是的特点。因此，写实之风因他而刮得越来越猛烈，王安石为好友祖母写的墓志继承了他的主张，还引起了好友的不满。

于是，王安石写了一篇《答钱公辅学士书》作为回应，后来者也将此规矩留了下来，改变了堆砌辞藻的不良风气，写实简略之风成为了主流。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中写了“其为文则有正、变二体……加议论焉”，提出变体的重要性和自由性。

宋代书写者入王安石在撰写墓志时，也将其加入文章。

他写给泰州海陵县许君的墓志铭里面的“士固有离世异俗……其龌龊固宜”就是他对离世异俗人群的议论，为许君的壮志未酬起衬托作用，提高了墓志的审美性和可读性。

还有他写给葛兴祖的墓志铭，他在结尾用了大量的笔墨议论能人将士不得志的事情，表达自己对政治的不满和这类人群的惋惜。

所以宋代书写者在墓志这类特殊文体上下了许多功夫，让它不同于一般文体，既能充分表现个人情感，也没落下对死者的惋惜和赞扬。

然后来看第三点，因为书写者重视写实简略和夹叙夹议，于是散体行文应运而生，欧阳修和苏轼是用最多的，他们作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先驱为后人提供了蓝本。

欧阳修为谢公写的墓志铭文重叙事，语言自由雅致，散体行文特征明显，一时成为文人圈子中的美谈。

《苏轼》为张文定公写的墓志铭，散化特征明显，用典也恰到好处，通篇下来，既流畅又清新。

综上所述，他们的创新之举为墓志注入了新的活力，既将宋代墓志推到新的高峰，又促进了散文的发展。

最后来看第四点，古人远比今人想得要聪明得多，他们知晓内容和程序一旦长时间没有变化，那么一定会变成一潭死水。

倘若能加入一些细节或者侧面描写，那么一定能突显人物个性，使之更加形象生动，苏轼就在写给亡妻王氏的墓志铭中加入了该描写。

其中的“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将王氏活灵活现的“展示”在众人面前，苏轼也自此引领新的时尚，不止苏轼的有可读性和欣赏性，欧阳修的也有，甚至还更高一筹。

总而言之，墓志的文学性因这四个书写特征更上一层楼，死者形象因他们的书写变得更加饱满。

那么又有一个问题，墓志内容和格式都是由书写者自主决定的吗？

书写的影响因素

书写墓志是许多人的事情，死者家庭的介入、当时的政治氛围和个人政治立场、死者生前对自己墓志的要求、书写者与死者的关系等都干预着墓志。

墓志既要说清死者的生平事迹，也要起到彰显个人功绩的作用，死者家属有时为了让死者出名，会干预墓志的写成工作。

欧阳修为好友尹洙写墓志铭的时候，就遭到了好友家属的责骂。

他们认为欧阳修故意简写尹洙的功绩，而欧阳修则认为写实简略才是最佳，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后来还是韩琦出面补写了墓表，这件事情才告一段落。

而曾巩为王安石的父亲撰写墓志铭时，他擅自删改了王安石提供的功绩材料，这引起了王安石的极大不满。

最后曾巩被换下，由孙侔重写墓志铭，一篇洋洋洒洒的功绩文就这样新鲜出炉了。

可见书写墓志的工作实质并不轻松，最终的主导权还是在死者家属手上，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宋代墓志还能发展至此实属不易。

在宋代，天子与文人士大夫“共享政权”，因此书写者在撰写墓志时，会根据政治情况进行考量。

韩维为富弼撰写墓志铭时，正处于新党得意旧党失意这一特殊时期，于是韩维就避开了富弼与王安石多次争论的事情，写了其他的事情代替。

欧阳修为石介撰写的墓志铭时，虽然统治者已经为石介平反，但他还是没有明写朝廷的过错，顾左右而言他，以此来避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此外，有的死者生前为了保持主导地位，已经提前写好墓志大纲。比如近年发现的《魏宜墓志》和《洪起畏墓志》，就是书写者与死者一起合作的成果。

从古到今，中国社会都是感情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能够左右，甚至改变原定的规矩和计划。

因此，虽然宋人追崇写实简略，但是由于书写者与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个规则也不是不能改变，书写者通常会为其美言几句，这就与“写实”相悖。

尹洙为太傅韩公撰写的墓志铭就是如此。韩公曾经因为渎职而被下放，可在墓志中却并没有体现，只因二人私交很深，尹洙故意避开了这段不光彩的人生经历。

即便如欧阳修这等正派人士，也曾为好友破掉了自己的规矩。

欧阳修的好友许元是个善于用金钱来为自己谋取前程的人，凭借着贿赂各大高官，许元政绩斐然，门下弟子众多。

许元去世后，则由欧阳修负责为其撰写墓志铭，可他只歌颂了许元斐然的政绩与和善的性格，对于贿赂一事却只字不提，由此就可看出人情对墓志的影响之大。

由此可见，墓志在书写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依靠墓志来判定人物正派与否不是一个好的依据。

不过这种情况还是极少的，文人士大夫最重风骨，他们撰写墓志的时候，大多还是实事求是，也有着一定的参考依据。

根据观察和研究我们能够发现，宋代墓志还是有许多值得探究的地方，它的叙事风格推动了后世文体的发展，也将自己推向了中国文学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