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朱德赠送美国记者一匹骡子，3天后美国记者：再送一匹

“总司令，能不能再送我一匹骡子？”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有点不好意思地向朱德总司令请求道。

朱老总也是一脸诧异，反问他不是3天前刚刚送了他一匹骡子嘛，如何又来要了？

福尔曼略带歉意地说：“那骡子被我压死了。”

此时正是1944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后的白热化阶段，而福尔曼作为一个美国人却不远万里来到了八路军总部所在的根据地，想要近距离了解一直在敌后与日军作战的八路军的真实面貌。

他刚到延安不久，就急着与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交起了朋友，并得到朱老总的首肯，允许他在根据地自由出入采访。

为了方便采访，朱老总亲自送给了他一匹骡子作代步工具，可没想到才3天骡子就被他压死了。

福尔曼一个美国人为什么会特意来采访八路军？他的骡子为什么会被压死？他在根据地又看到了哪些真实的历史？

（右二：哈里森·福尔曼，在延安与老乡合照）

让我们通过福尔曼的旅途，还原一个敌后八路军的真实面貌！

一、外国朋友们

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里，有大约1000张的老照片，上面都是八路军在抗日根据地时的真实场景。

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没有在我国发布过，是哈里森·福尔曼在敌后战场与延安时拍摄下来并留在了威斯康星大学，为后人从全新角度了解和研究八路军提供了宝贵的影像资料。

不过提起哈里森·福尔曼的名字很多人都可能会觉得陌生，对于我们来说更为熟悉的应该是《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

斯诺是第一个采访“红区”并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记者。

1936年的时候，国民党对陕北苏区进行全面封锁，并向外界不断诋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让红军的形象变得神秘又扑朔迷离。

（斯诺与毛主席）

斯诺对这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历经千难万苦终于在同年6月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他在这里见到了革命领袖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等领导人，看到他们艰苦卓绝与民同乐的革命精神，深深地被打动了。

在延安，斯诺看到农民不用交税，他们可以参加贫民会来投票选举乡苏维埃的领导，贫苦的孩子可以上免费的学校念书识字，与红军们一起下农田劳作、听无线电广播，一起吃瓜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与老百姓间的鱼水之情。

这与斯诺一直以来所听说的形象完全不同，他甚至在这里看到了中国革命未来的希望。

在苏区近四个月的采访后，斯诺回到了北平，他将自己在陕北的所见所闻整理成册，于第二年编写出了那部《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为方便发表改名《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在伦敦发表之后在全球范围内都引起了轰动，1938年正式在上海出版，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

在斯诺的推广之下，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被延安所吸引，纷纷来到这个充满独特氛围的地方，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便是其中之一。

海伦再次来到延安除了采访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还弥补了丈夫的一大缺失，那就是上次没有机会见到朱德总司令。

海伦在与朱老总的访问中得知他并不盲目地反对西方，是一个思想开放，胸襟开阔，忠厚老实，公平厚道的人。

在延安，海伦看到了许多摆脱封建束缚、走上革命道路的女革命战士，看到了朱老总与康克清淳朴的爱情，看到了自由和开放。

她评价道：“共产党人以其坚强的领导，已经创造出一种崇高而伟大的人类文明。 ”

（海伦与康克清）

后来，海伦回到北平也写出了一本《红色中国内幕》，被世人当作《西行漫记》的补录，因此又名《续西行漫记》。

世人对中国共产党和苏区也有了更加深层次的了解。

在这期间，美国人的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从西安到达延安，通过“红十字会”为陕北运来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材，还在窑洞采访了朱老总，写出《伟大的道路》为国际介绍朱老总与红军的历程。

后来美国人杰克·贝尔登到安徽泾县云岭采访新四军，拍摄了大量新四军战斗生活的照片，并创作《中国震撼世界》一书支持共产党，批判蒋介石等反动派。

而毛主席的那句经典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也是出自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作《中国人征服中国》。

除了美国人外，瑞士人瓦尔特·博斯哈德、乌克兰人罗曼·卡尔曼等都采访过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写下了为我党正名的作品。

正是在这股来延安热潮的催动下，哈里森·福尔曼也趋之若鹜，来到了延安。

二、初到延安时

福尔曼当时是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在看到自己的许多同僚前往延安后发现了“新天地”，也想亲自探明真相。

他曾在1943年到河南灾区，为黄河决堤后受灾的河南人民拍下了惨烈的生活照片，正是冯小刚执导的电影《1942》中的场景。

所以，福尔曼是出了名的敢于吃苦、说真话的记者。

就在1944年的夏天，他冲破国民党控制下的重重阻碍，一路北上到达延安。

（哈里森·福尔曼）

毛主席派来接福尔曼的车子是一辆半吨重的齐佛莱送货车，这是他的私人汽车。

车子侧面印着“救护车”的字样，大大的红十字标志，还漆着“纽约注册的华人洗衣联合会捐赠”等字样。

福尔曼如何都没想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平时坐的车竟然如此简朴。

他第一眼看到的毛主席，是主席正在一并排的普通窑洞的小院子的门口迎接他。

毛主席上身穿着粗糙的土布的衣服，下面穿着膨开的马裤，看起来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他很热情地将福尔曼迎到家里。

而毛主席的家里是一个有着简单砖地、白墙壁, 有着笨重粗糙家具的窑洞，窑洞里, 唯一照明的火光, 是一支安在翻转杆子上的蜡烛。

更让福尔曼没想到的是，毛主席能拿出接待客人的最高档物品，竟然只是淡茶、土制糖果和看起来可怕的延安香烟。

（毛主席与彭德怀，福尔曼照）

在与毛主席会谈中，会有村子中的小孩好奇地跑进来探头观看，还时不时偷走一颗糖果飞跑出去，毛主席总是脸上带着笑容，笑呵呵地看着这些孩子。

这一切都让福尔曼感到意外，因为毛主席与他所认知中的国家领导人形象都大不相同。

福尔曼印象中的毛主席，身体健壮，虽然有五十多岁看起来却像是只有四十岁，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又很温柔客气。

在两人的谈话中，福尔曼感受到毛主席是一个极端清醒、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

主席详细地为他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一些政策和未来计划，并用陕北农民吴满有为例，介绍了中国农民的现状，也强调了中国土地革命的重要性。

福尔曼也在采访中提出了一个刁钻的问题：“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那么为什么叫你们自己共产党呢？”

（毛主席与福尔曼）

面对这个难题，毛主席从容回答，告诉他党的名字指示沿袭而来，现在的中国共产党重视的是内容与实施并非一个名称。

福尔曼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他的思想是大家的意见综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除了毛主席外，福尔曼最想要采访的自然是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

他作为记者能言善道，非常擅于交朋友，很快就和朱老总无话不谈。

在福尔曼看来，朱德总司令作为数十万抗日军的统帅，平时也和毛主席一样看着像普通人，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与苏区士兵、百姓打成一片。

福尔曼在采访中特意问了朱老总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后的分歧问题，朱老总告诉他：

“我们不愿意考虑中国的内战，我们当然也不会挑起这样的战争……国民党如果企图重开内战，这场战争便不仅仅是对付共产党，而是对付全中国人民，因为人民站在我们这一边，他们是向全中国人民宣战。”

对于朱老总斩钉截铁地回答，福尔曼也是十分钦佩。

（朱德总司令，福尔曼照）

但他也明白，要想真正地了解苏区，了解八路军就不能只和中共领导人聊天，必须亲自走遍苏区，亲眼目睹苏区的一切。

于是，他向朱老总提出了一个要求，让他自己到苏区自由地转一转。

朱老总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认为苏区这么大福尔曼用双腿走的话，那可得花不少时间才能走完，就决定送他一匹骡子。

福尔曼很高兴，就骑着骡子从延安开始到处走街串巷，一边采访我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边观察延安民众的生活状况。

可没想到的是，福尔曼一米八几的身高、两百七十多斤的体重把骡子累得够呛，仅仅驮着他走了三天就被压死了。

这才有了文章开篇一幕，福尔曼很不好意思地去找朱老总再要一匹骡子。

（左：福尔曼骑上延安最大的骡子）

朱老总也知道福尔曼对苏区的采访工作非常的认真卖力，很开心地让人找来了延安最大的一匹骡子。

这骡子身躯高大，四肢站立就和普通人身高差不多，来当福尔曼的坐骑实在适合不过。

福尔曼骑着这匹骡子再次踏上了采访苏区的道路。

三、抗日前线见闻

福尔曼在苏区期间采访到了叶剑英、聂荣臻、林彪、彭德怀、陈毅等多名八路军、新四军的将领后，便迫不及待地要到抗日前线去，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真实模样。

同年8 月 13 日，福尔曼一行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受到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

在这里，福尔曼见到了鼎鼎大名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员”兼八路军120师师长的贺龙。

福尔曼风趣地将贺龙比作“共产党的罗宾汉”，对他是十分的景仰。

他向贺龙询问了诸多问题，尤其是想要了解当初奇迹一般的长征。

（贺龙）

贺龙有声有色地为他讲述了1935年自己是怎么带领士兵出湖南，在西藏边境与朱德总司令会师的情景，又诉说当时几千名士兵饿死在路上，还有几千人在激战中牺牲的惨况，可以说他们每个阶段都在战斗。

福尔曼对红军的壮举评价道：“那惊人的长征，这一有组织的迁徙，只有拿破仑退出莫斯科的历史记载可与之比拟。”

用拿破仑来对比，这是福尔曼作为西方记者给与的最高、最有善意的评价了。

此时，贺龙率领的120师在山西沿着同蒲路布防，成功牵制了日本军队，使日军不得不放弃进攻中国南方回过头对付北方的八路军。

福尔曼很好奇装备落后的八路军120师，在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时会做出怎样的军事考虑，是严阵以待还是避其锋芒？

贺龙师长则豪爽地回答：“我的儿郎们为什么能打胜仗？就一条，他们不怕日本鬼子！就是这么简单！”

（八路军投弹演习，福尔曼照）

贺龙在与福尔曼合影做过访问后，鼓励他“深入虎穴”到战争的最前线去了解真实的战况。

福尔曼也确实不负众望，亲身通过马坊封锁线到达第八军分区。

这一路上，福尔曼亲眼目睹了八路军攻占的日伪军据点，燃烧的敌碉堡仍火光未熄，窗口浓烟四溢，碉堡周围重重的壕沟，层层的铁丝网，各种坚固的工事仍清晰可见。

可见敌人对八路军的恐惧。

到达目的地后，福尔曼连日参观，看到了大批被俘日军和伪军，参观了地雷网保护下的分区医院及兵工厂， 并与一批新抓获的日军俘虏进行了谈话。

福尔曼一行人随军驻扎到距离汾阳城20里远的村庄，近距离欣赏八路军是怎么奇袭汾阳城的。

（八路军端掉日军一座炮楼缴获了大量战利品）

福尔曼等和同伴登上边山顶峰，将八路军英勇地占领敌人大营盘、火烧火车站、飞机场等战斗情景尽收眼底。

虽然时在深夜寒气逼人，大家异常振奋，亲眼看见汾阳上空浓烟滚滚，笼罩全城达两日之久。

日军恐慌异常，龟缩在乌龟壳内，一直不敢出来应战。

战斗结束后，闻得八路军打了打胜仗的群众，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提着瓜果、酒肉赶到八路军驻地慰劳军队。

作为远道前来的外国友人，福尔曼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种军民团结的欢跃气氛是福尔曼第一次所感受到的，他内心非常感动。

随后，福尔曼离开八分区到达了第三军分区，又再次亲眼目睹了民兵英雄郭秉旺村的对敌爆炸封锁战斗 。

（老百姓慰问八路军，福尔曼照）

共产党竟然能发动群众让一个普通的村庄成为日军无法逾越的堡垒，这让福尔曼深深地感到敬佩。

四、北行漫记

历经近两个月的晋西北前线考察，福尔曼再次回到了延安。

因为之前福尔曼等人的行动采取保密措施，直到他们安全到达延安，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才系统地报道了他们在晋西北前线的话动。

同时还发表了《送别盟邦记者团诸先生》的社论，高度赞扬福尔曼等人在敌后不畏艰险，身临火线采访的热情，并向他们表示敬意。

从第一次到达延安，再从延安离开，这期间已经过去了五个月。

回到重庆的福尔曼通过这五个月的亲身考察，已经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他们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军队有了全新的认识。

此时的他已经对国民党虚假的宣传感到无比的厌恶，决定要做些什么把所见到的一切，毫无顾忌地告诉全世界。

（福尔曼身穿八路军军装）

福尔曼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大大抱怨蒋介石的检查制度使他“有腿不能走路，有口不能说话”，并把信交给特使帕特里克· J. 赫尔利，请求与他一同立即回美国反应真实情况。

1944 — 1945 年之交，这位急不可待的美国记者，回国后在美国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

他毫无遮掩地告诉美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

福尔曼在书中，不仅阐述了贺龙、朱德、毛主席以及蒋纬国、胡宗南、阎锡山等众多的著名政治人物的观点， 还详细描述了普普通通的八路军战士、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的面貌。

用生动优美的文字，把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战斗以及他们因获得解放，享受民主激发起来的高昂斗志，传递给读者。

同时他也概括了这些年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日本侵略者战斗的功绩：

八路军和新四军加起来的总兵力不及全中国对日兵力的五分之一，但却在敌后牵制了45.9%的日军与90%的伪军；

而且共产党的军队一共参加九万多次战斗，消灭110万以上的日伪军，俘虏15万敌人，其中击毙日军高级军官55个，包括一个中将与七个少将，缴获的枪支、大炮不计其数；

同时共产党的军队先后牺牲40多万人，其中有535个上校以上的军官。

这一番统计数据，狠狠打了那些说八路军与新四军“游而不击”的造谣者的脸。

《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也有另一个名字叫作《北行漫记》，很明显是与斯诺的《西行漫记》相对应，它也被称作《西行漫记》的姊妹篇。

（哈尔曼、贺龙与八路军断臂战士）

有美国评论家称赞这本书与《西行漫记》一样打破了长达几年的“装甲封锁”，如果说斯诺让世界第一次知道了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那么福尔曼则是用真实的数据与照片让世界人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福尔曼在书中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他在延安见到了“希特勒”、“东条英机”和“艾森豪威尔”。

原来是福尔曼刚到延安时，正值“诺曼底登陆”成功，延安军民表演了一场话剧来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

话剧中的 “希特勒”和“东条英机”都是由中国演员扮演的，样子滑稽可笑、丑态尽现，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艾森豪威尔”的亚洲特征也十分明显，不过演员泰然自若的神态还真与本人有些相似，手中还拿着一把日本陆军士官的军刀作为战利品来代替美国军刀。

（延安话剧中的希特勒）

这是共产党用这种露天表演的形式，生动形象地为延安人民讲述战争的近况，被称为“活报剧”，福尔曼评价道：“场面恢宏，设计精巧，令人耳目一新”。

同时，福尔曼还说这是延安方面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一员对于这一战役的胜利深感鼓舞，特意举行的盛大庆祝活动。

福尔曼这是告诉世界人民，国民党口中的“土匪”在他心中已经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一分子了。

【总结】

或许许多外国记者一开始并非真的是同情中国共产党和苏区人民才到延安做报道。

他们可能只是带着政治任务对一个控制着9000万人口的政党感兴趣，也可能是为了声名大噪。

但无论什么原因，在当时陕北苏区被国民党全面封锁的情况下，是他们历经千难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这里，用高尚的职业情操实事求是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公布于世。

正是他们的帮助，让世界和中国人民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为革命的最终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其中当然不乏像斯诺、福尔曼这样的人在后来的采访中被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所打动，成为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

感谢他们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帮助，他们将是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

编辑：托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