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服饰变迁与身份地位转变的关系

我们的亚圣先师孟夫子是极其方正的人。在《孟子》里面，连梁惠王也屡屡被他训教。孟轲老师以自己的学识人品、见地谈吐。让世人恭敬景仰,而惟其爱训人、动辄板起面孔,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传说有一天,孟子突然从外面回到家里。一推门,见到夫人一个人在家。她大概是劳累了很久,需要暂时休息一下，便箕踞而坐，结果正巧被孟子看到。

孟子摔门而出,找到母亲表示要休妻，在于孟母的谈论中涉及到礼貌的问题。孟母表示这是你没有礼貌,并非媳妇没有礼貌。

孟子是明白人,更是孝子,想清楚之后,遂不敢出妻。!那么什么是“箕踞”?为什么孟夫子看到夫人箕踞就如此恼怒,以至于要把夫人赶出家门呢?这就要从春秋战国直到汉代最为流行的常服“深衣”说起了。

在春秋战国之前的商周时代,我们从出土的玉人、陶俑等实物中可以看到,当时衣服的基本形制是上衣下裳的样式。而进人春秋时代之后,深衣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服装。

深衣的确算得上缝制容易,穿着方便,严裹身体,进而可以完美地表现人的体形。但其弊端也不小，最大的问题根源就是那时候的古人是不穿内裤的!

在那时，人们还没有发明出我们现在的裤子来遮掩私处，甚至内裤也不过是一条缠于腰股之间的布帛,叫做“诨”。而即使是这种“诨”,也不是人人都能穿。男子大抵都有，而女子通常没有。

当然他们也有类似裤子的东西,但这种“裤子”只有两只裤管套在腿上。隐蔽之处，只能靠长长的深衣来遮挡了。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孟夫子为什么见了夫人箕踞便那么生气了。

这种在今天看来无关大雅的举动,对于几千年前无裤可穿的古人如同袒裸，是非常无礼的行为。正因为箕踞舒服，所以难免有人喜欢用这个姿势。

深衣是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的流行服饰，在殷商时代,深衣上衣下裳的特征已经出现。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玉人中不难看到它的身影。

这时的深衣为交领右衽长及膝下 被体深邃 袖口相对较宠 腰部以带束缚，并垂有表示身份的蔽膝。由蔽膝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深衣 主要是作为贵族的新装出现的。东周以后，深衣不再是贵族阶层的时尚服装，而成为全社会的大众服装了。到了战国时期，深衣有了很大发展。

由于南北诸国巨大的文化差异,深衣的形制也明显不同。北方的样式显得衣袖窄长,上衣紧贴,下面的衣裾要更为宽大些。

在山西侯马出土的战国陶器残片与河南洛阳金村的玉舞人，三门峡上村岭踪坐人漆绘铜灯，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慕的女俑和漆盘画、章丘女郎山齐墓的乐舞俑等大量出土器物上,都可以见到身穿深衣的人物形象。

他们直裾的续衽、细窄的腰身、衣袖与宽大的下裾,充分显示出北方深衣的特色，这可能一方面是继承了商周深衣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受到北方胡服的影响,在衣服的上半部吸收了胡人衣服的特点。

秦汉时代,深衣继续流行,主要的款式还是直裾与曲裾两类,但直裾渐渐成了流行时尚。元朔三年,汉武帝的舅舅、皇太后的同母弟田蚡为了迎合潮流,穿了一件直裾的“檐榆”上朝,被汉武帝怒斥为“不敬”。

尽管田蚡是皇帝的亲舅舅,但最后还是被免去了武安侯的爵位。这种直裾檐榆的形制是衣袖宽松,像一个圆筒 衣服上下宽宠相近.衣裾较短。

魏晋南北朝之后，纯粹意义上的深衣渐渐从人们身上消失了。

以改良变法名贯中西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为赵武灵王做过传，称颂他是“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几千年来,武灵王之所以备受称道，与“胡服骑射”是分不开的。

赵肃侯二十四年，叱咤风云、称霸北方的赵肃侯病逝。15 岁的赵雍登基。曾经被赵国压得喘不过气的魏惠王，联合了也曾被赵国欺压过的楚、秦、齐、燕四国，以会葬为名，各自调动精锐部队,准备组成联合国军,欲趁赵国新君年幼之机报仇雪恨。

赵武灵王即位初期的国际形势是:赵国为“四战之国”，而周边国家和游牧民族对其更是虎视眈眈。从他 15 岁登基之后,赵武灵王九年修鱼之战.秦军大败赵、魏、韩三国联军。斩首八万。而齐国也在观泽之战中大破赵军。

次年,秦军长驱直人,攻克赵国的中都、西阳二城,直接威胁到赵国的旧都晋阳。十三年,秦军再度攻取了赵国的河西重镇–蔺阳邑。而三面与赵国接壤的中山国更是“弹丸黑子”,它正处在代郡与邯郸的咽喉位置,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在齐国的支持下，时常侵扰赵国。

北方沿边还有东胡、林胡和楼烦三胡，依仗游牧民族精于骑射的长处,不时南下掳掠,每当赵国与齐、秦、中山等发生战事，三胡便从背后袭来，趁火打劫。在这种情况下，赵武灵王决心进行军事改革,向胡人学习。为什么要向胡人学习呢?

首先要说一下当时中原各国的作战方式。中原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是夏商周三代的兴盛之地，这里的大平原干燥少雨、坦荡如砥，道路平坦、其直如矢，为列阵驰骋提供了广阔的战场。所谓:平原利车、戎车是利。而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更适应了车战的需要。

与车战需要相结合的军队,虽然人数远比胡人多,而且武器装备也远比胡人精良很多,但是“重甲循兵,不可以逾险”。经常南下骚扰中原的游牧民族多属行国,飘忽不定，其所居之地多为山谷林地,甚至是大漠深处,这些地形显然不便于中原诸国的战车笨重、长袍深衣、扎甲繁琐、以战车和步兵混合编组的诸侯国军队作战。

在与胡人作战过程中,四匹马拉的双轮战车无法追击轻捷的骑兵,往往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为了争取战场主动,就不得不抛弃传统的车战方式和宽衣博带的华夏衣冠，向素来为中原“高等种族”蔑视的夷狄学习,学习他们的长处,变服骑射，组建骑兵部队。而这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周朝时,汉民族自认是高人一等的“文明”民族。而把周边的其他民族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视为野蛮生番。

赵武灵王要这样一个自视颇高的“文明”民族去学习“野蛮”民族之所为，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更何况从周代开始,以周礼为代表的礼乐制度已经根植于汉民族的内心深处。令行禁止，皆以周礼为法度，不可逾越。以服装为例,在服装的款式、色彩、纹饰以及衣料的质地上，周礼都有明确的等级划分。

从周天子以下，诸侯、卿大夫、士到一般平民,不同身份的人必须按礼穿着不同款式、色彩、质地的服装,区别着装者的尊卑贵贱。至于“胡服”,不但是“野蛮”民族穿着的服装,而且是一种有悖常礼、有违常态的“不正”之服。这些服装在别人眼里都是应当绝对禁止的。

改服奇异的罪过竟然等同于大逆不道之罪,要杀之而后快,可见改服胡装的阻力之大。但要想建立强大骑兵,必须从改革服制做起。

广袖深衣,上马尚且不能,何况骑马作战。汉民族人所穿的履,鞋面太浅、鞋帮太低,而且鞋底也薄,根本不适合打仗穿用。与骑兵相适应的,只有胡人样式的短衣、长裤、皮靴。短衣便于弯弓射箭,挥刀劈刺;长裤便于飞身上马,闪转腾挪;皮靴宜骑宜步,更便于奔跑追逐。

赵武灵王在十余年血与火的征战厮杀中,已经通过一场场战争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个道理。但他作为政治家,也知道背弃中国之礼教文明而改用远方不正之“胡服”，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赵武灵王在剖析了赵国所处的危机环境之后,想要有所变革，准备进行胡服骑射的改革。但群臣对此议论纷纷,赵武灵王深感阻力之大。但还是让人给自己改换上胡人的装束。

那么,胡人的首领到底穿什么呢?先说冠。胡人的冠,最有特色的就是“双垂狐狸尾”和“顶插野鸡毛”。赵武灵王学来的胡人狼主的貂蝉冠和骏冠也是如此。顾名思义,貂蝉冠就是在胸前双垂貂尾,而王冠上方则装饰纯金的小蝉;而骏冠,则是用羽毛鲜亮的野鸡翎子装饰的冠。

堂皇庄重的冠冕衣舄换成了短衣襟小打扮，胸前飘摆狐狸尾，脑后双搭雉鸡翎,中原的国君变成了胡人的首领,任谁都会“一时难以接受”。

其中反应最为激烈的是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赵武灵王摆出大道理,让人给自己的叔叔公子裳成带口信，说寡人要穿着胡服上朝,希望叔父也能这样穿。并表示国事要听从国君,叔叔德高望重是社稷重臣,希望仰仗叔父的忠义,来成就胡服的功效。而公子成向来蔑视胡人,是个出了名的老顽固,这次关系名节的事情自然让他更加“慎重”,他不想被“孟浪”的侄子拖进改革的漩涡,于是托病不朝。

赵武灵王登门拜访,亲自做叔父的思想工作。公子成只好顺从，规规矩矩地拜受了侄子赐的胡服。主要障碍扫清，赵武灵王便发布命令,改胡服招骑射。赵国的骑兵便戴上了黑色绫子制成的“爪牙帽子”。

这种帽子因其如爪牙般扣在头顶,因而得名。士兵穿上的胡服,交领右衽、衣长及膝、袖口较窄、双襟较小、合身有绔,腰扎革带,他们披上仅有护胸甲的轻巧骑甲，又登上便于骑乘的短筒皮靴。中原人终于可以飞身上马、用双腿夹紧马身、弯弓射箭、持矛挥刀、纵横驰骋于大漠草原了。

赵武灵王二十年，赵军西略胡地,攻克原阳在这里设置了专门训练骑兵的骑邑,一打破步兵编制,利用极好的地形地貌,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随后，赵军又攻取了榆中地区迫使战败的林胡王向赵国贡献了大批良马，这对赵国无疑是如虎添翼。

赵国实行胡服骑射之后,赵军一跃而成为虎狼之师,赵国国势也随之振作。其后,赵军攻灭中山北破林胡、楼烦。终于实现了当初赵武灵王的抱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不仅使赵国军事实力迅速增强，改变了战国群雄各诸侯国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且对以后我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赵武灵王在位时赵国的骑兵数量还很少，甚至到了胡服骑射七八十年以后,赵国名将赵牧重新编组部队时,骑兵所占比例也不过8%，但以骑兵为代表的军事革命，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方便实用的胡服，也逐渐从军旅走向民间，从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服的优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受。

从这个意义上说，胡服骑射其实也是一场华服革命。而随着骑射的发展,马也成为中原人惯乘的交通工具，大促进了中原华夏民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