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的发言让70国代表鸦雀无声，34年后才知伟人真高明

1957年的莫斯科，毛泽东面对70国共产党代表进行了一场充满浪漫主义的发言。而这次发言，竟让济济一堂的会场变得鸦雀无声……

一、

1953年，随着停战协议的签订，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两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在这场战争之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也让高傲的苏联人对中国刮目相看。

战争结束之后，苏联就迫不及待地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自冷战开启之后，北约在美国的主持之下建立，对苏联的欧洲部分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而在东方，美军以日本与韩国为基地，对苏联的远东部分又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从国力上来说，苏联的实力虽然超过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总和，也超过了英、法、西德、意大利等老牌西方国家，但比起美国还是远远不如。而在二战之中，苏联的人员损失达到了2700万之巨。因此苏联非常害怕再打一次卫国战争，如果再打一仗，苏联恐怕就要灭亡了。

因此当苏联人发现中国崛起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希望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以便于巩固苏联的东方战线，从战略上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

对此，中国也有此意。1955年5月的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大会上，彭德怀当即表示，中国对于华沙会议“所作的一切决定，都将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合作……如果欧洲和平受到破坏，中国一定同我们的兄弟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进行共同的反侵略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

很显然，中国不仅仅将自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义务局限于远东，也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那么中苏两大国到底怎么组建共同防御呢？对此，中国和苏联都有着自己的方略、想法和路线。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曾给赫鲁晓夫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

“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发动进攻，你们不要还击，可以先撤退，一直撤到乌拉尔山，那时中国会帮助你们的。”

这个谋略让赫鲁晓夫听得目瞪口呆。退到乌拉尔山，也就意味着放弃东欧以及苏联在欧洲部分的所有土地，苏联绝大多数人口、工业以及军事力量都摆在这里，哪能一口气放弃？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奇谋。按照他真实的想法，真的想让苏联放弃整个东欧吗？要谈这个问题，就必须先谈谈中苏两国对于防御的分歧。

回到1955年的华沙会议，彭德怀在参加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时，曾与赫鲁晓夫、朱可夫进行了一番深入会谈。

会谈中，朱可夫首先夸耀了苏联在装甲、空军以及核战部队方面建设的成就。朱可夫说：

“我们苏联已由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的战略方针，转换为火箭核战略，强调核武器的突击作用。”

朱可夫认为，毛泽东式的“以空间换时间”“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已经过失了。如今有了核武器，现代战争在几分钟内就能分出胜负，因此必须强调先手，要进行先发制人，要抢在美国和西方之前动手。按照苏方的计划，苏军将从东德、捷克等国边境出发，以核弹开路，用庞大的装甲部队迅速冲破核弹炸开的缺口，然后在几个星期内攻下巴黎，饮马英吉利海峡。

对此，彭德怀却不以为然。早在出国之前，毛泽东就嘱咐彭德怀：

“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绝不先发制人。”

彭德怀对朱可夫说，核武器虽然有强大的毁灭能力，但像中、苏这样的大国，只要做好事前准备，不会再遭受首次核突击后迅速丧失战斗力。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核武器的威力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夸张。就拿昔日苏联重镇、如今乌克兰首都的基辅来说，有人估算，要摧毁这样一个有充分防核准备的大城市，至少需要几十枚大当量核弹。仅靠使用核武器就能瘫痪苏联这样的大国，简直是天方夜谭。

基辅能做这样的防御，巴黎、伦敦、波恩、罗马、纽约为什么不能做同样的防御呢？因此在彭德怀看来，先发制人并不能完全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相反这种冒进行为，反而可能“踢到铁板”。

随后彭德怀还强调，后发制人可以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而先发制人往往落得个“侵略者”的骂名。二战中，德国、日本都是先发制人的老手，但他们胜利了吗？因此彭德怀认为，只有正义的战争才能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苏两国争执不下，最终决定搁置争议。6月3日，彭德怀返回了北京，并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东欧之行。在讲到中国和苏联共同防御的问题时，毛泽东在思考之后进行了明确指示：

“不同苏联搞华沙条约式的军事合作；大战时两国协同作战问题，届时再磋商……”

“大战时我们的行动预案要搞两本账，一个文件同顾问拟定，给苏方顾问一份；另一份独立自主，用来指导我国的战备工作，不给顾问；拟定一个阐释我国战略方针的文件，用以统一全军全党的思想，在下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

很显然，毛泽东已经预料到在军事合作方面，中苏两国是走不到一起的，因为在路线上，我们的分歧实在太大了。

二、毛泽东一贯注重路线、方针以及重大理论和原则问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总是坚持不懈、毫不动摇，这是他一生的信条。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说过：

“吾人只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间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建国后他也曾多次强调：“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绝不让步的”。

路线、原则以外的问题，毛泽东都可以谈，也可以让。但是路线、原则出现了错误，毛泽东就一定会独立自主。在他看来，赫鲁晓夫和苏联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出现了问题，因此必须予以修正。

同时，毛泽东还意识到，中苏军事问题的分歧只是个表象。而更具深层意义的，是在与帝国主义斗争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略。

苏联的先发制人战略看似咄咄逼人，但实际上却隐隐暴露着一种怯懦。就像一只豹子对着狮子张牙舞爪、咆哮嘶吼。表面上看凶得很，但心里却是害怕的。

自二战以来，苏联人就极其害怕战争，害怕再承受上千万国民的损失。苏军从上到下对美国都有畏惧情绪。二战时期，美国表现出的强大的国力让苏联印象深刻。

朱可夫曾感慨：“没有美国的援助，苏联可能无法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而苏联士兵们也普遍认为：“当年我们吃着美国的罐头打败了纳粹。如果我们和美国作战，又能吃谁的罐头呢？”

在这种悲观情绪的笼罩之下，苏联对美国做出了许多退让。例如在1948年柏林危机之中，苏联阻塞铁路和到柏林西部的通道，想迫使美国离开西柏林。结果美军动用数千架军机对西柏林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空运，每1分30秒就起降一架飞机，不仅保证数百万西柏林军民衣食无虞，甚至还有余力给孩子们分发节日的奶糖。苏联见此情况，不得不放弃对西柏林的封锁。

美国在柏林危机中展现出的遮天蔽日的机群以及无穷无尽的后勤能力，让斯大林心有余悸。抗美援朝爆发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首领的苏联不仅不肯出兵，甚至连许诺好的空军支援也一度不肯提供。相反，刚刚建国一年的新中国却前后派出百万大军前往朝鲜，与装备占优势的美军浴血奋战。

在柏林危机和朝鲜战争中，苏联表现得如此“谨慎”，为何在国防问题上却变得那么激进？事出反常必有妖。

赫鲁晓夫上台后，确实对西方表现出一种“强硬态度”。但不久后，赫鲁晓夫却出人意料地做出了单方面裁军64万人的决定，让苏联在东欧、亚洲的盟友目瞪口呆，也引起了苏联军方的不满和消极抵抗。

苏联进行先发制人战略却又裁军，其目的仅仅指向了一点，赫鲁晓夫想和西方和解。赫鲁晓夫进行先发制人战略，建立华约乃至于寻求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并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在冷战的环境下与西方进行缓和谈判的资本，绝不是和致力于反霸反殖民的中国站在同一条路线。在很大程度上，苏联把中国当成了一种筹码。

因此，毛泽东对与苏联进行军事合作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果然不久后，赫鲁晓夫就提出要“和平过渡”，也就是不通过战争手段，让民主势力在西方国家掌权；同时赫鲁晓夫还提出“和平竞赛”，要用经济对抗取代革命斗争。

毛泽东一向讲究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求和平。“和平竞赛”看起来很美好，但放弃了革命斗争、革命输出这一利器，真能在这场竞赛中跑赢经济、科技和文化更加发达的西方国家吗？和平竞赛，是以东方之短去击西方之长，是必败无疑的。

而在军事策略上，苏联和中国对于西方国家还没有压倒性的优势，弱的先手打强的，反而可能让强的以逸待劳、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在毛泽东的军事哲学里，讲究积极防御，讲究“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说白了就是隐藏自己的弱点，专打敌人的弱点。

例如在朝鲜战争中，美国飞机、大炮虽然强大，但不能打夜战，也不能打近战。因此我军就专打夜战和白刃战，让美国的优势发挥不出来。这也就是手榴弹打原子弹的要义。

三、1957年，毛泽东率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前往苏联，开始了他第二次的访苏旅程。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决心劝服赫鲁晓夫，走他的反霸反帝国主义方针。

毛泽东来访时，苏联原本准备发动200万市民对中国客人进行欢迎。但毛泽东认为自己是来谈事的，不搞繁文缛节，因此予以了婉拒。

在事后的会谈中，赫鲁晓夫首先提出有关中苏共同组建防御体系的问题。在这方面，毛泽东语出惊人：

“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发动进攻，你们不要还击，可以先撤退，一直撤到乌拉尔山，那时中国会帮助你们的。”

那么毛泽东是否真的认为苏联应该放弃乌拉尔山以西？答案自然是否定。只要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他有着浪漫主义的思想风格

毛泽东是个军事家、政治家，同时也是个诗人，在他的言语之中也充满着属于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风格。在谈话中，毛泽东往往会预设一种最坏的状况，但并非真的要达到这种状况。

毛泽东之所以让苏军退到乌拉尔山，实际是告诉赫鲁晓夫，苏联有着巨大的战略纵深，背后还有强大的中国作为后盾，根本没必要冒着战败的风险发动“先发制人式”的进攻。而应该诱敌深入，用中国和苏联的广袤领土拖垮对手。在应对美国入侵时，中国的策略就是诱敌深入，甚至将美军引入华中地区，采取关门打狗的做法。

因此苏联应该放弃不切实际的先发制人，而应该后发制人、积极防御。

然而这种浪漫主义式的说法，却让没受过什么教育、出身乌克兰农民家庭的赫鲁晓夫无法理解。还真以为毛泽东让苏军撤到乌拉尔山，引发了他的怀疑和误解。

在谈完中国在中苏军事合作的立场后，毛泽东随即又赫鲁晓夫关于“和平竞赛”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规劝。

毛泽东曾说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是对的，但赫鲁晓夫和苏联把和平共处当成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就是错的。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就不能局限于和平共处。这里还有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还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困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受苦受难的亚非拉人民本就是苏联责无旁贷的义务。

因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反复强调，西方不可怕，核战争也不可怕。和平过渡确实要有，但世界革命也不能放松。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反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必须拿起武器来自卫。

为了加强赫鲁晓夫的信心，毛泽东联系国际局势，发表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毛泽东对波兰的哥穆尔卡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时候是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

为此苏联列举二战以来发生的十件大事：苏联在二战之中打败了德国、日本；中国取得了解放；朝鲜战争，美国被迫签订停战协议；越南战争，法国认输；苏伊士河事件，英法对埃及的进攻被制止；苏联阻止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冒险；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天，把美国甩在了身后；英国退出了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兰退出了印尼；法国退出了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等国。

通过这十件大事，毛泽东得出结论，一切敌人都是纸老虎，正义和人民必将获得胜利。因此中苏两国应该携手共进、继续斗争，而不是搞妥协主义式的“和平竞赛”，其结果只会指向“和平演变”。

虽然毛泽东列举了民主阵营的种种优势和胜利，但依然无法劝动铁石心肠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说：

“苏联在军事和一些科技项目上是领先的，但美国的潜力不可低估，特别是他们的科技力量非常雄厚。”

赫鲁晓夫认为，苏联率先把卫星送上了天，但美国在航天技术上依然更加领先。（当然后来的太空竞赛也证明，美国确实非常强大）因此赫鲁晓夫依然固执己见，要和美国进行和平竞赛，放弃世界革命的理念。

这一次，毛泽东决心要和赫鲁晓夫斗争到底。“赫鲁晓夫这个人非被逼到墙角是不会认输的，因此，该碰的地方就得碰碰他。”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可以顶，银样蜡枪头，一顶就顶回去了。

在莫斯科会议上，将近70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共襄盛举。在这场会议上，毛泽东做了一个极具浪漫主义的讲话，他说：

“极而言之，（因核战争）死了一半，还有一半，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

很显然，毛泽东只是表示对出现最坏情况也不要害怕的一种决心，是对意图发动核战争的狂人的一种威胁，并非真的要打仗。这一点，很显然是说给赫鲁晓夫听的，是希望他不要害怕战争，越害怕就越退让，越退让就要失败。和平都是从斗争来的，放弃了斗争就不会有和平，更不会有胜利：

原子弹是纸老虎，既不要怕，又要认真应付。至于谈到核战争的后果，这里也不过是“极而言之”，从最坏处考虑问题。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很好理解的。在场的宋庆龄很快就发出了会意的笑声。

但欧洲如一向直来直去，特别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赫鲁晓夫来说更是无法理解，竟误以为毛泽东喜欢打仗。不仅赫鲁晓夫没了解，70国共产党代表也没理解，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不知所以。

虽然，中苏双方都认为莫斯科会议是空前成功的。但在成功的荣耀之下，也有着隐忧，中苏两国的最大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冷战对抗的大背景下，在对外政策方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究竟要缓和还是要斗争？该如何斗争？

其后在对外政策的道路上，苏联越走越偏，从和平竞赛甚至滑向了全球争霸，最终导致国力的虚耗。1991年，也就是毛泽东发出警告的34年后，苏联在美国和平演变的政策下轰然倒塌。

至于苏联先发制人的战争政策，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而在最近的俄乌战争中，先发制人的俄军甚至连乌克兰这关也过不了。弱的一方主动攻打强的一方，失败是大概率的。而这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积极防御思想的真理性。若赫鲁晓夫听从了毛泽东的建议，苏联又何至于如此呢？毛泽东真是有先见之明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