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刚交出军队，就看到林彪一封信，看完后大怒：把我抓起来吧

自古受降如受敌。在战场上，敌人的投降并不等于战斗的结束。正所谓福之祸之所伏，充满着怀疑、恐惧等不安定情绪的降军，随时可能制造意想不到的乱子。就如《百战奇略》所云：

“凡战，若敌人来降，必要察其真伪。远明斥候，日夜设备，不可怠忽。严令偏裨，整兵以待之，则胜，不然则败。”

在平津战役中，穷途末路的傅作义决定向我军投诚。随同他一起起义的，还有多达25万人的国民党官兵。如果管理和改编这支庞大的队伍，成为摆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领导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

一、边谈边打

1948年12月，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中大破国民党主力，取得歼敌47万人的决定性胜利。从此以后，东北解放区成为了我军稳固的大后方。

为了阻挡东北野战军入关，蒋介石严令傅作义指挥他的60万大军扼守于华北。如果不消灭这股敌军，进而解放华北，势必会推迟解放全中国的进程。

而此时的傅作义，早就不复解放战争初期时的骄横。在当时，傅作义指挥他的部队屡挫我军，抢占了大片解放区。当时傅作义曾得意地宣称：“如共产党能得天下，我愿意给毛泽东牵马执鞭。”

然而短短一年过去了，国共战局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华北战场，我军连克多个城市，解放大片土地，将傅作义挤压到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一线。同时，东北野战军大军压境，大有一举席卷整个华北之势。因此，傅作义活脱脱成了一块夹心饼干，其灭亡已呈注定之势。

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看来，以武力解决傅作义并非上策。由于傅作义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两人矛盾重重。若能利用两者的矛盾，争取傅作义起义，这对减少战争损失，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保护举世闻名的北平文化古都免遭战争破坏，进而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毛泽东采取了军事进攻为辅，政治攻势为主的战略。具体操作是边打、边谈，谈打结合，切断傅作义集团的退路，敲掉其军事本钱，最终达到兵不血刃而取平津的战略目的。

而恰在此时，傅作义也有意和谈。早在1948年偷袭西柏坡失败后，傅作义便感到蒋介石的江山必然不保。因此他和几个心腹酝酿着和毛泽东联系和谈，不再想着怎么消灭共产党了。

为了加强傅作义的策反工作，我军终于使出了自己的“撒手锏”，也就是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派到他的身边。让早已秘密入党的傅冬菊穿针引线、牵线搭桥。于是，已经成为报社记者的傅冬菊，被派往《大公报》北平站工作，从而待在了傅作义身边。

对于女儿的突然到来，傅作义开始还是有些惊疑的。随后，傅作义发现傅冬菊时不时就会向他提供有关共产党的消息和意见。因此傅作义曾再三质问傅冬菊：

“你是不是加入共产党了？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一开始，傅冬菊都是矢口否认。但随着我军在华北的迅速发展，傅冬菊也开始向父亲展示了自己的身份。然而傅作义依然非常害怕，担心是军统特务通过傅冬菊套自己上钩，因此就问他女儿：

“你的朋友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啊！要是遇到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

原来，蒋介石对傅作义早就不是那么信任了，已经嘱咐毛人凤在他身边安插了刺客。一旦傅作义有变，就将其杀掉。

对于父亲的疑虑，傅冬菊回答道：“是我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

“是毛泽东派你来的，还是聂荣臻呢？”傅作义又问。

傅冬菊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毛泽东派我来的。”

“他派你来干嘛？”

“劝你停止抵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这是父女俩第一次单刀直入的谈话。此时的傅作义仍手握重兵，因此仍抱有游走于国共之间、割据一方的野心。

对于女儿的劝说，傅作义只是说：“林彪是我的晚辈，聂荣臻还比我小四岁，叫我向他们投降？”

然而到了1948年11月17日，惶惶不安的傅作义还是让女儿“替他给毛泽东发个电报。”

傅冬菊回忆：“我很激动，拿起纸笔就要记录。结果被我父亲一顿大骂：“这是能用纸笔记的？”随后他口述了电报内容，让我复述了一遍，确认对了，这才放心。

随后，傅冬菊将傅作义的电报口述给了地下党员王汉斌，随后将之发给了位于西柏坡的毛泽东。通过这封电报，毛泽东了解到了傅作义的和谈意愿。但是毛泽东却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这封电报我看不用回复了，让他自己清醒清醒。”

毛泽东洞察到傅作义仍想凭借实力在国共之外，以第三者的身份参加联合政府，这未免太不合时宜了。因此毛泽东决定先兵后礼，让傅作义真心实意地向我军求和。

毛泽东17号接到傅作义的电报，18日就致电林彪，指示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和聂荣臻的40万大军火速切断傅作义的退路，将敌军包围于北平、天津城下。

随后，两支野战军通力合作，连克廊坊、丰台，随后我军出现于北平市郊，对傅作义布下了天罗地网。对此，西柏坡的朱德慢条斯理地说：“这一下，惊弓之鸟成了笼中之鸟了。”

二、傅作义起义

战局的惊人变化，把傅作义吓怕了。于是他焦急地向我军求和，并派出《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为他的代表，并请主动向傅表明代表我地下党的李炳泉作向导，首次出城找解放军和谈。

而就在此时，更大的打击到来了。

当派出崔载之出城正与我前指进行和谈时，新保安、张家口之战打响了。在这场战斗中，我军全歼傅作义赖以成名的王牌部队——35军。此战的失败，让傅作义悲愤交加，气得捶胸顿足。傅冬菊曾回忆：

“父亲得知此消息后，将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统统用手臂横扫在地，跌跌撞撞地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当我闻讯赶到时，他已经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35军被全歼于新保安之时，傅作义又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原来，中共中央公布了国民党43名战犯的名单。出乎傅作义意料的是，他的名字竟赫然在其中。

傅作义认为，自己明明已经在和谈了，竟然还被列为战犯，怒火攻心的他险些做了出格的举动。

傅冬菊回忆，傅作义决定召回谈判代表崔载之，并且做出三项决议：一、发表一个和平通电，呼吁平津问题和平解决；二、自行解除兵权，交给蒋介石嫡系的第四兵团司令——李文代理；三、自己将飞往南京，向蒋介石请求，等候蒋委员长发落。

若傅作义真的在冲动之下中止和谈，北平恐怕就不能像历史中一样和平解放了。不过好在，傅冬菊当时就在盛怒的父亲身边。

事不宜迟，傅冬菊将这些情报及时上报给党组织，并且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49年元旦凌晨两点，毛泽东亲笔写下六条意见，发到平津前指，让人转交给傅作义，要点是：

“不要通电，此电报一发他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和他的部署都将受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傅作义将军反共已久，我方不能不把他和刘峙、白崇禧、胡宗南等人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作义就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之外并无出路。但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立此一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争犯罪，并且保留其部署。”

原来，毛泽东将傅作义宣布为战犯，完全就是一个苦肉计啊。若不将傅作义列入战犯，蒋介石岂能不怀疑傅作义正与共产党“暗通款曲”。我党发表这番通电，就是让蒋介石误以为傅作义仍在他的船上，就不会解除傅作义的兵权，或者干脆派遣军统特务将其杀死。只要将傅作义稳定在北平，华北的和平解放就指日可待了。

其后，林彪将毛泽东的电报装给了李炳泉，再由其转达给傅作义。傅作义看完电报后，茅塞顿开，于是再次将傅作义拉到了谈判桌前，这才有了派周北峰（时任华北“剿总”地政处中将处长）出城进行的第二次谈判”。随后，傅又派出邓宝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出城第三次和谈。

但在谈判之时，我方代表却发现，傅作义依然在拖延时间，以待国际时局之变。为了彻底打破傅作义的幻想，刘亚楼指挥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天津战役。仅仅29个小时的时间，天津城便被我军解放，守将陈长捷被俘。相比于北平，天津的城防要坚固很多。傅作义意识到，我军之所以不攻打北平，完全是出于保护这座历史名城的目的。

1949年1月21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国民党军华北总部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城内25万国民党军走出城池，接受了我军的改编。

然而就在傅作义交出军队之后，一件不大不小的风波突然爆发了。

早在1月17日，邓宝珊就在代表傅作义和林彪等人谈判。会谈结束后，林彪突然从大衣里掏出了一封未封口的信，并说：“请邓先生将这封信交给傅先生。”说完便走了。

随后，邓宝珊拆开信封一看，竟大吃一惊：“这哪是公开信，这简直是最后通牒。”

信中提到，傅作义领受南京反动政府“剿匪戡乱”的伪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进攻，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强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

这封信历数了傅作义的罪状，对于他的功劳却一点儿也没提。

在信的最后，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还下达了最后通牒：

“如果贵将军以及贵部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敢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持抵抗到底，则本军实行攻城时为挽救此古城免收贵将军及贵部属毁灭起见，本军将用精确战术，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抵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部属，则不给予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部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绝不姑息，勿谓言之不预。”

邓宝珊一看，认为还是不将此信交给傅作义为好。到时候如果傅作义节外生枝，影响北平的和平解放，就麻烦了。他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我方的苏静将军。随后，苏静又将此事转达给了林彪。

林彪沉思片刻后，说：“措辞确实有些严厉，要么暂时不交也可以。”

最后，邓宝珊将这封信交给了傅冬菊，让她酌情将其转给其父。傅冬菊看完信后，担心刺激了父亲，因此将这封信压了下来。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10师迈着整齐的步伐，在一辆敞篷汽车的引导下，进入了北平城，这座千年古都，最终迎来了新生。

三、公函风波

就在当天，《人民日报》北平版突然刊发了一篇公开信。这封信竟正是林彪、罗荣桓写给傅作义的公开信。虽然傅冬菊极力隐瞒这封信的内容。但是最终，傅作义还是通过报纸得知了。

当他耐着性子将这封公开信看完后，再也忍受不了了。他暴怒道：

“太不像话了，怎有这等事，部队已经出城了，城防也交接了，我再也没用了！”

在盛怒之下，傅作义亲笔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并说自己在解放战争中负有罪责，应该受到惩处。因此他要求毛泽东给他指定监狱，他要去投监，承受惩处。

2月3日，中共中央对关于对傅作义的问题，致电林彪、罗荣桓等人，指示应对傅作义本人以及其左右公开明确表示以下观点：

“对傅态度如新华社公开所表示他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

很显然，即使傅作义已经起义。但是军国无小事，面对如此庞大的起义军队，设防之心不可无，必须严阵以待。因此在接受傅作义起义的同时，还必须保持军事和政治的威压，让傅作义不敢有二心。

根据这个精神，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陶铸等人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场宴会，专门宴请傅作义，以解除双方的误会。为了让傅作义安心，还将贺龙请了过来。抗战期间，贺龙和傅作义关系良好，有许多很好的配合以及互助。贺龙的到来，让前来赴宴的傅作义的心情缓和了许多。不一会儿，邓宝珊也到了，于是一同入席。

在宴会上，林彪主持了讲话。发言中，林彪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办事清清白白，最近公布的那篇公函，目的是为了将傅将军过去的错误做一个了解，以便开始新的合作。”

林彪的表达准确有力、合情合理，傅作义没有做任何反驳。于是他谈了谈自己的心情、承认了自己过去确有错误，表示今后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人的开诚布公，最终赢得了傅作义由衷的敬佩。其后，傅作义又专门前往西柏坡，和毛主席见了一面。第一次面见毛泽东，傅作义还有些拘谨，他军装笔挺，正正规规地向毛泽东行了一个军礼。而毛泽东则一把握住他的手，风趣地说：

“过去咱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耍了一辈子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耍掉了。”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一度拟安排傅作义和程潜、张治中、龙云等起义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一道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然而毛泽东却说：“这样的安排还不够，因为傅作义的功劳比这些人要大。如果傅作义决定死守北平城，我们今天就不能有这个北平城了，也不能在这样的地方开会了。傅作义立了大功，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部长。”

当党中央再一次征求傅作义本人的意愿后，傅作义表示自己愿意到水利部工作，愿在后半生投身于水利建设事业，为国家做一点实际的事情。原来早在傅作义还在国民党军中时，他就一直很重视水利工作。他带领10万军人，将过去荒凉贫穷的后套地区变成了美丽富饶的“塞北江南”

有意愿又有经验，党中央于是将傅作义任命为水利部长。当周恩来亲自宣布这个决定时，傅作义兴奋地高呼：“万岁！”这一年，傅作义54岁。

在水利部长任上，傅作义干了 23 年，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部长。直到 1972 年 10 月因病恳辞获中央批准才离开岗位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针对傅作义，我党边打边谈、谈打结合的策略方针是何等的英明，正是我党的政治争取使傅作义从反共将领成为了起义的功臣。而傅作义的起义，也被毛泽东称为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