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期的国人意识是怎么产生的？汉族又是怎么形成的？

战国时期，随着各国人口出现了跨越式的增长，人们开始出现了强烈的“国人”意识。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本欲让其与“秦人”融合成为“新秦人”。但是七国法制、习俗皆不相同，导致六国人民的反秦情绪异常高涨。

因此，秦朝仅仅实现了国土的统一，并未实现文化统一。秦朝灭亡后，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高举汉旗，“汉人”横空出世。

汉武帝时期，原本的“诸侯国人”开始逐渐接受了“汉人”的身份，产生了族群认同，“汉族”就此诞生。

秦朝和汉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的一大里程碑，他们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也推动了华夏民族的融合。

那么，“国人”意识和族群认同究竟是什么？它又是怎么产生的？汉朝能够实现文化统一，其所用方法与秦国又有什么不同？

从战国到汉初，百姓均以国号自称，如秦人、燕人等，他们皆可称为“国人”。

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国人”大多都出身士族，拥有着诸多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参军、议政等，而普通百姓则被称之为“野人”。

国野地位悬殊，“野人”甚至没有当兵的权利。到了战国时期，由于诸国的政治体系和基层政治结构遭到破坏，旧的基层组织被重组，原本的国野体制也被彻底打破，“国人”和“野人”之间的差异开始消弭，百姓获得了跨越阶级的权利。

至此，“国人”的含义变为了一国民众。到了战国时期，诸国百姓出现了归属感，“国人”意识也随之产生。

燕国名将乐毅曾连下齐国七十余城，而齐人却未曾依附燕国，他们的“国人”意识，成为了田单复齐的一大关键。

当时，七国颁布了不同的法令、文字和度量衡，形成了以国家为基础的国族群体。这种国族群体有各自的文化特点，所谓“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

各国人民以国家为依托产生的“国人”意识，是基于制度与文化的族群认同。而“国人”意识又因敌国的存在而得到了强化。

尽管当时的人们已经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但并未诞生民族意识，导致天下一分为七，各自为战。

这犹如一把双刃剑，虽然促进了诸国内部的团结，促进了“国人”意识的产生，但是也让原有的政治认同开始崩溃，加重了中国的分裂。

好在诸国之间的政治制度和礼仪制度有所共通，令时人产生了“诸夏”认同，中国才能够从分裂走向了大一统。

战国时期，由于七国争霸因此“华夏”在此时称之为“诸夏”。秦国吞并六国后，才促使“诸夏”成为了如今的“华夏”。

六国统一后，秦始皇颁布法令，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消除了各国之间的隔阂，确保了国家内部交流的畅通。

秦朝，对“秦人”和六国“国人”采用相同的统治方式，使其具有同等身份、同等权责，皆需依法承担赋役、徭役、兵役，打破了政治隔阂，并欲将六国故民与“秦人”融合，形成“新秦人”，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当身处一个共同空间的人们，在统一帝国的影响下都对这一文化、信仰和历史给予认同的时候，由语言与书写文字的媒介联系起来的这个文化传统、神圣信仰和共同历史中的人，就会想象自己拥有一个传统，因而也应当是一个民族，理应成为一个国家。

秦朝在推动“新秦人”的形成上取得了一定成功。在汉朝诞生前，“秦人”这一称呼成为了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人的称呼。

然而，大多数的六国故民并未接受“秦人”的身份，他们曾经的“国人”意识仍然存在。

这则是因为，秦国的法制和文化与六国存在较大差异，其存在价值观存在冲突，导致六国故民难以接受秦法。

再加上秦国以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法制，这无疑是加剧了秦国与六国故民的冲突，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国人”意识。

六国故民的“国人”意识被唤醒，不仅给秦帝国带去了一场危机，同时也为秦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秦末时期，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他们振臂一呼，六国得兴而秦亡。“秦人”这一称呼的含义又回到“故秦”这一范畴。

这也就意味着，在一个族群的塑造上，至高无上的权利无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秦国与六国的法制和文化存在巨大差异，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六国故民的认同。

从陈胜起义至汉景帝这段历史时期称为“后战国时代”。这一时期，以国号自称的人群再次出现，这些人被统称为“诸侯国人”。

他们将以不同国别的“诸侯国人”，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称为“他者”，也就是外国人。

秦末汉初的诸侯国与战国时期的七国并不相同，“诸侯国人”与“国人”也存在差异。

项羽复楚后，楚地的百姓依托于不同的政权，成为了不同意义上的“楚人”。而张良也曾将淮南国人称作“楚人”。由此可见，诸侯国并非是划分族群的绝对标准。

“国人”意识复苏后，“秦人”开始消亡，“汉人”横空出世。

楚汉相争时，刘邦高举汉旗，在他统辖范围内的所有人皆称之为“汉人”，但这还不是一个族群和文化上的称谓。

刘邦手下多是“楚人”，被项羽封为汉王后，他将巴蜀、汉中的“秦人”整合，形成了最初的“汉人”。

“国人”与“汉人”存在着较大差异。“国人”依托于一个国家政权，即使生活在他国统治之下，他们仍会保留原有的“国人”意识。

“汉人”则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并不存在国别的界定，汉王麾下皆称之为汉人。

随着“汉人”的规模逐步扩大，“秦人”也被逐渐的汉人化，这是“汉人”政治体扩大的关键一步。

汉国兼并诸侯国，使更多的“诸侯国人”也随之加入了“汉人”之列。即使他们已经归属于汉，但“汉人”与“国人”之间的差别始终存在。

此时，他们只是被赋予了“汉人”的身份，其内心仍然认为自己是“诸侯国人”。

汉朝建立后，刘邦欲缓解各个地区的文化冲突，便分封诸侯王，也就是异姓王，最终却导致了诸侯国与汉朝并立，皇权对诸侯国的控制逐渐减弱，这再次加强了各国百姓的“国人”意识。

汉文帝到汉景帝时期，汉朝为了避免大权旁落进行了削藩，并平定了七国之乱。至此，诸侯国逐渐式微，开始被皇权压制，“诸侯国人”意识也趋于瓦解。

汉武帝时期，“后战国时代”结束，“诸侯国人”开始接受了“汉人”的身份，这一转变令中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虽然秦朝与之采用的方式大同小异，但是汉朝在推行法制时比秦朝要温和许多，有效的避免了各个地区的文化冲突。

同时，汉武帝在位时解决了匈奴之患，极大的扩张了汉朝的疆域，增强了百姓的国家意识。

同时，“汉人”将周边国家的人群统称为“外国人”，他们的存在增强了“汉人”的自我认同。而汉朝在与周边的民族和国家进行交流时，百姓对于国界也有了新的认知。

随着“汉人”这一称呼频繁的出现在周边民族口中，久而久之便有了族群的意义，“汉族”就此诞生。

此外，中国的范畴也从小小的中原扩大至了整个汉朝疆域。

“华夏”和“汉人”是以政治为载体产生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具有政治共同体，皆是由统治阶级塑造的产物，在权力的压制下，普通百姓无法自由的去选择族群认同。

不过，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不能为所欲为，倘若采用强硬的方式强行塑造族群认同，其结果可以从秦朝窥探一二。

国家统一仅仅是华夏统一的开端，只有将政治、文化、制度全部进行融合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既文化统一。

战国时期，七国之间凭借制度来维系彼此的联系，并在塑造中国社会和维系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政治、文化、制度，这三者共同塑造了“华夏”和“汉人”。它们的作用在统一和分裂时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

在政治统一时期，文化与制度往往会成为一种手段或是工具；在政治分裂时期，文化与制度则会成为割据政权维系华夏的关键因素。

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够将其它民族同化，文化和制度成为了一个必要条件。中国曾经历过一次次的分裂和统一，而每次统一后便会重新壮大，这皆得益于文化和制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