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作品中，汉代宫廷女性的形象

西方社会性别的兴起和方法的引入，以及女性文学在文学研究中的被重视，都大大拓展了古代女性形象的多维度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创作领域，女性形象有各自的独特表达载体。

先秦时期，我们从《诗经》等纪实性诗歌中窥见丰富的女性群体。这些被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往往带有双性色彩，一方面是男性作家将这些女性形象作为情感表达的载体，另一个方面，真实生活中的女性又常常带有自我观照的行为倾向。

《诗经》中女性群体作为主体自我倾诉，自觉表达情感。然后到了后世，这一情感表达自觉性渐渐被边缘化。文学作品中，不管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女性还是被塑造出来的女性，都渐渐缺失了女性的主动地位。

到了屈原那里，作品中逐渐将女性作为男性视角观察的重要窗口，从此以后文学史上和历史上常将“香草美人”的女性视为自己理想的化身。女性的失落便投射作者理想未能完成的苦闷。

女性形象不再作为男女感情的媒介，而成为是男性表达理想的载体。女性的审美权利和意识逐渐被尘封，取而代之的是创作者的人生愿望。女性形象作为表达工具而产生，男性也更加关心自我表达，很大程度上女性形象在文学史上逐渐成为符号象征。

汉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备、经济的快速发展，思想文化的整合，都在历史上有浓墨重彩的篇章。据现今可查的汉代文献，形象最为饱满丰富的是汉代宫廷女性群体。

而本文的写作中，我也将观照的焦点聚集在这些被禁锢在高巍皇宫中的女性，从陈皇后、李夫人、王昭君至班婕妤等广为熟知的后妃们。以后世的眼光看来，虽然个人际遇各有轨迹，历程不完全一致，然而最后却都走向了某种悲剧化的宿命。

在汉代的文学作品中，对陈皇后进行最细致具体描述的应为《长门赋》，文中无处不透露出陈皇后对汉武帝的一片深情化及对往事的悔意与内也的程梧。自此之后，陈皇后被冷落在长门宫中凄苦的形象便一直流转，成为宫怨的重要象征。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入宫受宠的女子似乎容易被朝中大臣羡慕嫉妒，也容易被以道德导师自居的史官所怨恨。班固在《汉书·李夫人传》中隐隐约约地将李夫人视为与儒林进行争宠的外戚代表，因而话语中难免存有对李夫人的微词。

外戚通过维持皇帝的欲望和血亲来获取权力与改变自己的结构关系，然而儒林更多的还是依靠读书人那种良好的德行和才能来获得君王的青睐与赏识。李夫人的生命轨迹，用“出现、得宠、生子和死亡”这八个字便足以大致概括。

班固在《汉书·李夫人传》一文中，以“孝武李夫人，本以昌进”讲述，则实际上暗示着李夫人出身的卑微。在《汉书·外戚传》中，我们得知李夫人和汉武帝之子昌邑哀王早逝，所有的情爱全部幻灭成空。死前李夫人精也为其兄弟策划的未来，也成空。李延年坐乱后宫，李广利投降于匈奴，李氏家族灭矣。

班固将班婕妤塑造成一个贤良淑德的女性形象。汉成帝邀请捷好同乘车，捷巧未敢应允，因为也中认为皇帝应该是由贤臣陪伴，妇人怎能同行，足以窥见湿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带给捷好的影响。经班固记载拒華这一事迹，受过道德化理教化的贤德女子捷好便走出历史，走进后世人的视角中，史学家的叙述也比较符合历史真实。

自从赵飞燕“飞”进皇宫，凭借其娇小的身材和娇盈的舞蹈，辅之以高超的争宠手段，自此牢牢地拴住汉成帝的心。使反反复复的成帝从此只赏识飞燕姐妹，终成帝之世，飞燕姐妹的恩宠与怜惜都未曾衰减。飞燕姐妹日夕妙舞歌声迷惑成帝，遂使其他妃子不得见幸，班键抒便是其中不幸人之一。

班婕妤失宠后，借团扇之名来隐喻自身之遇。只要稍加用心品味，便可知可感班婕妤心中情之深、怨之浓、悲之切。不过无论是史学家还是诗人，都对飞燕姐妹的行为嗤之以鼻。

作为卑微出身的娼女，一旦得到成帝的赏识，也可由小鸟变成凤凰，文人们对她们的叙述都带有一定的道德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谴责她们排除异己和魅惑成帝的行为。

不仅汉代的文人们有送样的道德评价选择，当世的朝臣也不例外，汉成帝欲立飞燕为后，可想而知遭到了朝臣的极力抵触，认为卑贱之女不足母仪天下。

人们常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上进入自觉的时代，一方面是时代的动乱分离，另一方面是汉末后，宗教更广泛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文人们，一个一个自我意识逐渐得到觉醒和强化，具体体现在文人们荒诞不羁的行为上。一方面是不满现实环境，另一方面乱世所引起的时代激变也促使个体意识的改变。

这一时期，文人们在创作内容上争相模仿，女性形象的塑造也以历史人物居多。这时期文人关注个体生命，关注女性生活现实，当然这也与同时期文学觉醒的特殊性有关。建安文人积极为女性代言，他们关注那些被时代和社会压抑的女性生活和屯、理特征。

陈皇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吟作的对象。陈皇后初入皇宫时，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汉武帝格外恩宠，然而好景不长，最终也难逃被冷落的命运。从此长门宫成了宫怨诗的象征物，也成了陈皇后的替代物。

表现在文字上，则有以“长门宫”为题材的宫怨诗，也有以“陈皇后”为对象的宫怨诗。柳恽的《长门怨》：“无复金屋念，置照长门也”，将陈皇后视为怨妇来刻画，用凄凉幽静的周遭情景来衬托寂寥失落的情绪。

而费昶的《长门怨》则道出了陈皇后的真性情，“向夕千愁起，自悔何磋及”，有着优越出身的陈皇后似乎也对过往有了悔意。作为君王的萧绎，他的《代旧姬有怨诗》则更多是表现陈皇后的抗争性格，“谁能巧为赋，黄金妾不货”。

班婕妤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德行，自汉代以来便一直是文人创作的兴趣点，引起创作者的同情。晋朝时期的文人陆机就曾赋诗《班婕妤·婕妤去辞宠》，从诗句中我们可以窥见，班婕妤曾经也拥有皇帝的恩宠。皇帝邀请同行，然而出于道德上的约束，班婕妤拒绝了。

而后形势的转变更是不如人意，只能寄情于玉阶，用团扇来托付自己的心意。住在日夜凄冷的长信宫，即便是春天，所能见的也只是覆盖台阶的青苔，秋天到来化小草铺满了整座宫殿，无人陪伴，只能独自泪流。

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表达了历史感与这种书写的关系：“士衡以名将之后，破国亡家，称情而言，必多哀怨”陆机的《班婕妤》实际则是借历史人物畅述一己怀。

不仅文人悲汉代宫廷女性之遇，身拥皇权的萧纲也不例外。《怨歌行》“十五颇有余，日照杏梁处。……早知长信别，不避后园舆”。梁简文帝最后一句诗反文人的惯常认知，阐述后悔之意。认为与其后来孤独凄凉地住在长信宫，还不如当初接受君王的同行之请。

由于他的君王身份，并未赞美班婕妤这一举动，认为恰恰是班婕妤不积极主动为自己争取相处与得宠的机会。梁简文帝并未肯定班婕妤的嘉言懿行，还因为简文帝持有“花开堪折直须折”地把握当时当时的生活态度。

萧绎的《班婕妤》表达了相似的价值观：认为班婕妤刚刚进入皇宫时，皇帝也是宠爱有加，飞燕根本还构不成威胁。自从拒绝同辇之请后，悲苦便相伴终生。萧绎同萧纲一样，认为班婕妤不应该在传统道德的束缚下拒绝同辇的请求，内心应该抛弃“身后名”这块枷锁，争取现世现时的夫妇琴瑟和谐更重要。

在汉成帝那儿，歌舞升平的生活显然比作诗读书更有吸引力。班婕妤的失宠并非其个人原因，而是君王不好诗书反好歌舞所致，汉成帝的这种选择更突显了班婕妤的命运悲剧性。魏晋南北朝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及班婕妤的共辇之拒，诗人们此彰显其德行，强调诗教的温柔敦厚对班婕妤的重要影响。

南北朝时期的孔翁归将性格迥异的陈皇后和班婕妤同时写入《奉和湘东王教班婕妤诗》，将西汉初期和中后期的两位皇妃放入同一作品中进行比较。

其中“车响绝珑珑”是陈皇后退居长门宫后的心境。纵使自然界的雷声隐隐而来，然而住在人世间的陈皇后在长门宫是难以听到随着汉武帝而来的车声了。对于班婕妤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君王的恩光转移给妙舞的赵飞燕，捷好的命运只能像随着秋天到来而被遗弃的团扇一样。谁人不慕恩光，只是人意难料。

除了塑造陈皇后与班婕妤，此时的文人们也将范围放宽至王昭君，诗人们随着自身境遇的浮沉而对汉代这些宫廷女性表达所属的价值观与抒写感情态度。大多数诗人同情这些在深宫中被冷落和遗弃的失落人，作为帝王出身的诗人则更倾向于表达“怒其不争、悲其不遇”的复杂情感态度。

唐代诗人在创作上并不十分偏爱唐朝的宫廷女性，也就是说在《全唐诗》中出现明确身份的唐代宫廷女性并不多。得宠者如杨贵妃，除了李白被吩咐而创作了一首形容杨贵妃花容月貌的诗歌之外，其他诗人很少正面描写杨贵妃。

尤其到了后来，因为局势的急剧转变，许多诗人都将杨贵妃作为祸国殃民的祸水进行道德上的强烈谴责。唐代历史上出现的另一位身份特殊的女性武则天，除了武则天自己创作的作品，我们可见与其相关的诗歌就更少了。

依照文学创作传统来说，诗人对生活在本朝的宫廷女性及其生活时代等各方面更为了解。然而，一则是唐代诗人对汉朝的崇尚，二来是本朝有特殊宫廷女性存在，总之在实践上就大大增加了对汉代宫廷女性、平民女性和特殊身悅女性的塑造，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后世对汉代女性的认知。

不同时期的作家在创作相同题材时由于不同心理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形象上会有较大出入。不过，由于这些宫廷女性的相同宿命，一代一代的诗人们在观照这些人物时并没有太大的出入。

唐代诗人的创作思维大多因袭前朝，许多汉代宫廷女性都与具体的事物融为一体，互为表现。比如提到长门，我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起陈皇后，可以说长门成为一个默认而广知的宫怨意象。

说到长信宫，就难免会想起班键好。提及昭阳殿，日日龙歌的赵飞燕姐妹就难以令人忘记。陈皇后和班婕妤是汉代失宠后妃的典型代表，历来不少读书人深表同情。

王諲的一首《后庭怨》仿佛诉尽了汉代后宫女性的凄凉遭遇，她们的命运就是青春貌美时得皇帝怜爱，转眼被更年轻貌美的新人取代。君王的宠爱是没有善终的，失宠的女性们只能在后庭幽咽，孤枕独眠直至老死时。

纵观《全唐诗》读者可以得知一个结论：唐代诗人陈皇后为题材的诗歌当中，以唐中宗以后较为集中。中宗以前作品并不是很多，根据唐代宫廷的实际状况，很有可能是由于武则天的参政称权，诗人们并不敢借陈皇后的失宠和被遗弃的故事来抒发一己之感慨，深恐由此引来无端的杀身之祸。

较之陈皇后，唐代诗人以班婕妤直白地“长信怨”和委婉的“团扇诗”的作品中则明显多得多。有以“长门”为主题的诗歌，但是内容却与其他长门怨叙写陈皇后的诗迴异，写的却是班婕妤的恩怨情仇。

透过唐代诗人们对汉代宫廷女性的观照，我们窥见了一个个不公的女性个体命运。总体来说，唐诗中所塑造的汉代女性从物质上来说比较优越，社会地位相对平民女性也较高，诗人主要是从女性的精神困境和情感桎梏入手。那些得宠或失宠的女性都是传统礼教下的产物，尽管生活不遂意，感情得不到眷顾，然而却要哀而不怨、悲而不怒，处处尽显传统诗教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