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断交十余年，胡适希望重修旧好，晚年一段话足见其人品

在民国学术界，鲁迅和胡适都被尊为“现代孔子”，也曾遭到“封建余孽”的谩骂。作为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代表，胡适和鲁迅这样两个有着共同理想的文学泰斗和革命先锋，按理说可以结为好友。

现实中，这两位大师也曾经一度惺惺相惜，遗憾的是，这样的友情并没有持续到最后。鲁迅与胡适最终分道扬镳，站到了不同的阵营。

鲁迅和胡适最早的交往始于1918年，两人因为同为《新青年》撰稿，成了同事。鲁迅年长胡适10岁，而胡适成名更早。

1917年，胡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声名大噪。第二年，胡适在陈独秀和蔡元培的邀请下，担任北大教授，成为国内“文学革命”的一大领袖人物，而彼时的鲁迅还只是临时政府教育部的一名小公务员。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成为“文学改革”阵营的核心人物。作为“文学革命”的两大骨干，鲁迅和胡适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里开天辟地，胡适开始尝试用白话文写诗，而鲁迅则致力于创作白话小说。在此期间，两人成为挚友。

在鲁迅和胡适的交往中，两人一起吃饭、郊游，还经常一起探讨文学创作。在此后的五六年间，两人均有交集往来，关系甚密。胡适曾经公开评价鲁迅和周作人，表示“周氏兄弟都很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

鲁迅在创作《中国小说史略》时，胡适给他提供了不少参考，该书出版后，胡适将之誉为“一部开山的创作”。同样，在胡适研究《西游记》、《水浒传》等著作时，鲁迅也热心地为他搜罗相关的书籍资料，提供过不少帮助。当时，鲁迅还称赞过胡适的文章“警辟之至，大快人心！”

这一段时期，说起来可以算是鲁迅和胡适交往的“蜜月期”。

不过后来，两人由于在创办《新青年》杂志上发生了一些分歧，关系逐渐疏远。然而真正导致两个人直接决裂的“导火索”却是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了一起学生驱逐校长事件。

女子师范大学新任校长杨荫榆与国民政府互相勾结，压制学生的革命活动，滥用经费，违章收费等，引起学生公愤。学生派代表抗议，要求教育部撤换校长。

没想到杨荫榆趁机对学生进行打击报复，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解散学生自治会，逼令学生搬出学校。学生群起反抗，向教师和社会各界求援。杨荫榆竟然派人锁门断电，关闭伙房，与军警狼狈为奸、毒打学生。

随后，这股风潮迅速蔓延，北京各大高校学生纷纷声援女师大学生。女师大以鲁迅等人为首，成立校务维持会，并撰写《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发表，公开支持学生活动。这件事最终以杨荫榆的校长职务被撤职告终。

对于“女师大风潮”事件，胡适和北大的十几名教授持不同意见，他们公开呼吁学校应当脱离“政潮与学潮”，胡适等人认为学校作为教学机关，不应当卷入政治和党争的漩涡，而鲁迅的态度截然相反。

鲁迅认为学生的这次行动完全是正义的，需要得到无条件支持。鲁迅甚至为此撰文痛骂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教育部长章士钊，而胡适也成为他批判的一大对象。鲁迅虽未点名，却辛辣地讽刺胡适“出卖灵魂，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令人生厌”，但是胡适未做回应。

从这件事情往后，鲁迅主动斩断了和胡适的友谊，并且每当再提胡适，鲁迅的言语中总是不乏讥讽。

1933年，胡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一句 ：“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因为这一句话，鲁迅痛骂他是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1936年，鲁迅又公开抨击胡适“和官僚一鼻孔出气”，但是面对这些言论，胡适都没有回应。

其实，鲁迅和胡适的决裂主要还是鲁迅单方面与之断绝关系。在胡适那一头，他还是一直渴望和鲁迅重归于好。

1926年，胡适曾经致信鲁迅，表示希望两人可以重归于好，但却未得到鲁迅回应。1929年9月，胡适给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表示，几年时间过去，他依然敬爱鲁迅，其中和好之意，不言而喻，而这次他依旧没有能到积极的回应。

鲁迅虽然不再和胡适往来，公众场合对他也不乏口诛笔伐，但是胡适从未回击，甚至多次公开赞赏鲁迅。1929年，胡适称赞鲁迅的《水浒传》研究“细密周到”，并对此表示佩服。胡适不仅赞美鲁迅，而且把自己对鲁迅的敬仰的推崇付诸行动。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反鲁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去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苏雪林称鲁迅是 “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还痛骂鲁迅心理病态，人格卑污。出乎苏雪林意料的是，胡适在回信中竟未出一句恶声。

他在给苏雪林的回信当中说：“人既然已经走了，就没有必要在工作方面行为如何，这些小节撇开就好，应当多关注他的思想内容。”胡适认为苏雪林不应当攻击鲁迅的私人，而是应该多去研究他的作品和思想。

关于鲁迅的文学作品，胡适同样给出了高度评价，胡适表示：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适还替鲁迅辩白，澄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并非抄袭之作。胡适对鲁迅的爱戴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鲁迅去世后，胡适还主动出任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委员。当许广平与他商量《鲁迅全集》出版的事宜时，胡适二话不说，鼎力相助，为之四处奔走。当别人问他难道已经忘了鲁迅曾经挖苦他之事，胡适只是淡淡说了一句：“先生已经作古，我为何还要去计较那一点过去的事？”

1956年，鲁迅逝世20年后，胡适与学者周策纵交流时，他谈到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并表示自己和鲁迅是一路人，话里行间满是对已故鲁迅的欣赏和回忆。

1958年，胡适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谈及新文化运动时说：“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最重要的是，他写出了让人只能望其项背的许多优秀小说。”胡适给予了鲁迅最真心实意的褒奖，仿佛两人从来不曾有过敌对。

胡适对鲁迅的态度，印证了他曾说的那句话：“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曾在给杨杏佛的一封信中说：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这也是为什么鲁迅痛骂胡适十年，胡适没有一次回应的最佳诠释。胡适从26岁出任北大教授到后来担任北大的历任校长，先后资助过林语堂、季羡林、吴晗、罗尔纲、周汝昌、李敖、沈从文、千家驹等一系列知名学者，诠释了什么叫做“君子之风”。

陈丹青曾评价胡适：“完全是学者相，完全是君子相。”而放眼诸多民国大师，这样的评价用在胡适身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古语有云：“君子断交，不出恶语。”胡适不愧是谦谦君子，颇有古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