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在甲骨文中有着怎样的记载？

在武丁统治后的大约一个世纪里，商国似乎进入了一个长期衰落的时期，可能包括对商域外围一些民族的控制减少或丧失。

在商朝首都，事情的发展与以前一样，对王室祖先的祭祀和使用甲骨指导王室政策的周期相同。

祖嘉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170–1151年）的仪式改革，被一些学者称为商政的“新学派”，涉及到与仪式日历相关的更为严格的祖先崇拜惯例。

此前，甲骨文被解释为能够对刻在骨头上的成对问题中提出的人类行为做出积极和消极的反应。

在祖甲及其继任者的领导下，否定的答案被压制，没有呈现给祖先的灵魂进行验证，呈现给甲骨文的主题范围也被缩小。

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商朝衰亡之时，王室的政治权力经历了反复的扩张和倒退。

一些时代，如盘庚和武丁，扩大了商朝控制下的领土；在其他时间，该区域向商核心区域向内收缩。

考古学证明，在上个世纪左右，商朝的长期衰落之前，在遥远的地方发现了两到三个不同时期的商代文物，包括向西进入渭河流域，向南进入长江中游流域。

在吴鼎的成功领导下，衰退似乎变得无处不在，势不可挡。

暂且不谈具体的情况和事件的先后顺序，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在公元前1046年左右，商朝被一个叫周的民族推翻了，他的祖国在渭河流域。

这不仅仅是一个王室取代另一个王室的情况；我们将看到，周的征服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20年）——商朝灭亡后一千多年所写的历史为商朝时代提供了极其详细的描述，但这种描述并不一定可信。

它的许多细节可能纯属传奇。汉代历史记载与考古现实之间的差异继续引发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商朝组织和地理范围的争论。

政治控制是如何维持的，其实际限制是什么？遥远的疆域是由商王直接或间接统治的，还是仅仅是商文化向各种非臣民或非同盟民族的传播？

一些学者将商朝理解为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复杂官僚体系的帝国，而另一些学者则简单地理解为基于亲属关系的城邦联盟。真相可能存在于两者之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至少在殷墟末期，商朝的大多数观点是，它直接控制了黄河平原北部的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并被称为四方的区域所包围——学者莎拉·阿伦表示，这个术语也适用于商朝的超自然宇宙模型。

周边地区，部分或根本不在商的控制之下，居住着实际或潜在的敌对民族。

近年来，在四分之一地区发现和考古发掘了一些商代城墙城市，并以特色的商代文化遗存为标志，这导致了对商代国家规模和领土控制的重新思考。

现在看来，这样的城墙城市可能代表了商属领土的地区首府，可能由商王室成员或高级商贵族成员统治，甚至可能有一些类似于后世的贵族头衔。

目前，商朝政体中附属国家由商朝皇室亲属或贵族联盟成员统治的证据是不完整和模糊的。

然而，如果证据成立，这将标志着我们对商朝及其继承者周朝的历史认识发生重大转变，颠覆了传统观点，即通过依附的贵族国家控制领土是周朝的发明。

随着进一步的考古证据浮出水面，商代贵族国家的存在（或不存在）可能会得到解决。

殷墟的商代晚期都城是一个大都市区，由不同的宗族社区、作坊区、宫殿结构和居住区组成，这些居住区分布在大量的精英墓葬区。

仪式中心可能位于皇家墓地附近的某个地方，这是一片巨大的坟墓，由神圣的武士和其他人类受害者的灵魂守护。

该地区的大量考古发掘揭示了附近的甲骨储藏处，以及墓葬中大量精心制作的青铜和玉器。

甲骨文的证据提供了有关商朝政府结构和商朝社会性质的信息。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一个由国王领导的王室，其权力和行为得到了维护，但也受到了与强大贵族血统的关系网络的制约。

王室和贵族家族的成员通过婚姻联盟寻求凝聚力和稳定性。

商朝政体是有时被称为“宫殿国家”或“礼仪国家”的一个例子，这意味着王权主要通过履行象征性的仪式职能来表达，国王占据象征性的中心。

当然，国王扮演了国家建设者的角色，保护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使用军事力量扩大王室控制下的领土。

但是，除此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是皇家祖先崇拜的主要庆祝者，也是通过甲骨文占卜表达祖先和其他神灵意愿的解释者。

他似乎还主持并可能参与了涉及音乐和假面舞表演的法庭仪式。在这些方面，商国与中国历史后期所熟悉的高度官僚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精英统治的政府截然不同。

商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表演角色是他们对皇家狩猎的领导。这些是大规模的准军事行动，涉及贵族成员的参与，邀请参加无疑是王室青睐的标志以及数百名打人者和其他工人。

实际的狩猎发生在许多平方英里的地区，结果杀死或捕获了数百甚至数千沙的野生动物。皇家狩猎在本质上是国王的特权，他们肯定了国王的王权和威望。

狩猎通常是王室检查边境的一部分，其目的大概是为了激发周边国家统治者的敬畏和钦佩。大量的甲骨文证明狩猎是国王象征作用的关键特征。

从属于精英阶层的是各种各样的熟练工人，他们属于世袭血统。他们受到国王及其贵族的支持和管理，他们为他们生产各种商品。

国王使用了许多宗教专家的服务。有些人准备好了供人使用的甲骨，破解了骨头来占卜，并将占卜记录刻在了骨头上。

其他人则监督用于宗教仪式的特殊动物的饲养，并监督屠宰、屠宰和烹饪这些动物并将其与谷物和啤酒一起供奉在祖先的祭坛上的工人。

其他宗教专家负责历法、天文观测和占星解释。

还有一些人组织并帮助进行皇家狩猎；这些工作人员包括养狗人、牧马人、马车司机和维修工人、屠夫、活捉野生动物的处理人员以及其他许多人。

在首都和其他城市地区，世袭专业工人同样在精英监督和赞助下包括金属工人、矿石冶炼厂、模具制造商和青铜铸造厂。

骨头、石头、玉石、贝壳、木材和陶瓷工匠；酿酒商；轮椅；工人和其他纺织工人；以及建筑、道路和墙壁的设计者和建设者。

代表国王行事的精英还动员和监督劳工、俘虏、应征入伍者和其他地位低下的工人的工作。人们可以总结说，商朝精英掌握了管理一个大城市和满足统治阶级需求所需的所有资源。

甲骨文告诉我们，商域的一些居民被编入了“许多父亲”、“许多儿子”、“很多弓箭手”、“不少工匠”、“众多马战车的护卫”、“诸多狗官”和“男人”的群体或阶级，无疑也是在精英的监督下。

军队由“人”组成，分为“左、中、右”单位。

一支由皇室亲属组成的精锐护卫队，在周朝早期就得到了证实，在商朝时期也得到了推测，负责保护国王。

精英血统的高级成员可能有自己的卫队，但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是国王的特权。

农村人口也受到了严格的管理，官员们根据历法计算和甲骨文占卜采取行动，指挥主要农业活动的开始，如犁地、种植和收割。其他官员监督和控制畜牧业。

还有一些人强制要求农民向政府供应粮食和其他产品，或从事义务劳动或兵役。

其中一些政府办公室聘用了初级官员，称为“臣”，一个千年后的词也指政府部长，其工作范围可能从需要识字或音乐技能的受人尊敬的职业到简单的杂役等低级职位。

笔者认为：出于宗教或其他目的的写作在精英阶层或军官阶层中的知名度是个谜。学者们认为，贸易、农业和手工艺生产中的会计核算是必须的。

除了与祖先崇拜相关的骨骼和最终的青铜铭文之外，抄写员可能使用了竹条卷轴或丝绸织物作为记录。但这些文本，如果它们存在的话，并没有经受住岁月的变迁。

商代社会与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早期文明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它是分级的，由一个明确的精英阶层控制着与政治、军事、宗教和手工艺生产领域相关的专家群体。

政治组织似乎由多个相互关联的世系组成，都是父权制，围绕着一个中央王室世系，即商王及其祖先的世系。

“王”一词的原意可能是“拿斧头的人”（用于砍头），或者类似于“大人物”，一种其他族长联盟中的族长。

当时，商王可能并不是唯一一位声称对东亚心脏地带部分地区拥有权威的高级酋长，因为有证据表明，其他复杂的文明是商王朝无法企及的，比如遥远西部的成都盆地和南部沿海文化。

在这些地方发现的文物揭示了独立的经济和宗教体系，但也有明显的与商代文明接触的迹象。

商代的宗教完全是一种精英追求，如果平民有任何宗教信仰和习俗，我们不知道他们可能是什么，而主要的商朝崇拜，即对皇室祖先的崇拜，是国王自己的特权，由许多仪式专家和官员协助。

另一个最重要的精英崇拜是对“高神”尚迪的崇拜，他掌管着农业、天气和健康等事务。

关于“尚迪”一词是否代表一个高神或一组星体神，以及它或它们是否代表最高、更遥远的祖先神灵或自然神灵，或两者都有争议。

许多甲骨被破解，以了解至高神的愿望和意图，并举行了许多圣礼来恳求和安抚他。

此外，从甲骨文中我们知道，商代人崇拜各种各样的自然神，并进行了包括火在关键地点，如河岸上焚烧受害者、水（将圣物沉入河中）和土，将人类和动物受害者埋在建筑地基下和墓道旁的仪式。

商代生活受商代、皇室和其他强大的祖先神灵的等级制度控制，并受到超自然环境力量的影响。虽然这些精灵似乎控制着不同的领域，但它们的力量可能会重叠。

祈雨可能是向商狄或某些圣山或河流祈祷，但祖先的神灵也会被问及雨水。死去的祖先国王也被称为狄。商朝王权的继承是许多学术猜测和争议的来源。

显然没有长子继承的规则，长子继承父亲的王位。继承有时是从父亲到儿子，不一定是长子，有时是从兄弟到兄弟，有时是叔叔到侄子。

一些学者认为两个皇室子系之间的继承交替，但其他学者发现了这一理论的缺陷。无论是哪种情况，所有已故的国王都被承认为皇室祖先，并以此受到崇拜。

德华·肖内西，《西周史料：刻青铜器》

罗德里克·坎贝尔，《中国青铜时代的考古学》

奥伯特·索普，《青铜时代早期的中国：商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