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记者问邓公: 天安门毛主席像是否永久保留? 邓公回复了7字

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记者奥里娅娜·法拉奇对邓小平进行了专访，期间她问了邓小平这样一个问题：“天安门的毛主席画像还会保留下去吗？”

面对这个非常犀利的问题，邓小平则是十分干脆利落的回答了七个字。那么法拉奇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邓小平当时又是如何回答的呢？

1980年8月11日，中央发出了一道引起轰动效应的指示。在这个的指示中这么一条：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不庄重的表现，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就在文件发出的当天上午，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工人们奉命将悬挂在那里的巨幅毛主席像取下。这样的举措不仅在国内引发了轰动，同时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甚至西方有的报刊说“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许多人都想了解更加细致的东西，这里面就包括了传奇记者奥里娅娜·法拉奇。

奥里娅娜·法拉奇1929年出生于意大利，那时的意大利正处于法西斯统治下，童年的阴暗经历让法拉奇锻炼出了坚韧的性格，但同时也让她变得激进。

与很多记者那种恭敬式的采访不同，法拉奇对名人采访时，不会给他们留有任何面子。有人评价说：“在法拉奇内心中，她是蔑视权威的。”

而法拉奇自己也曾说过：“那些“领导人”，并不比我们聪明，只是比我们胆子更大，野心更强罢了。”

而随着采访的名人越来越多，法拉奇所问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刁钻，甚至于时常给这些人挖坑，让这些被采访者囧像百出。

我们所熟悉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接受过法拉奇的采访，对此基辛格在回忆中说道：“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而现在法拉奇的注意力被中国所吸引，于是她通过意大利政府向我国提出，想要对邓小平进行一次专访。

彼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全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完成经济体制改革，而法拉奇当时采访的名义是想要了解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事情。

当工作人员将情况汇报给了邓小平后，邓小平听完以后思考了片刻，最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道“见！让我看看，她到底有多厉害。”

当时的情况是邓小平在此前从未接受过任何记者的独家专访，所以法拉奇对此次采访充满了期待，她事前搜集了邓小平的资料，看了外国人写的邓小平传记，对邓小平的生平有所了解。

随着对邓小平的了解不断深入，法拉奇也产生了疑问，究竟邓小平要干什么？他想要什么？

1980年8月21日当晚法拉奇乘车来到了中南海，邓小平当时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了法拉奇。

当年的这场专访非常特殊，因为法拉奇提出要独家报道，所以除了她以外，任何其他新闻机构都没有参加进来，甚至包括中国记者。

当时在场的只有邓小平、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法拉奇和翻译施燕华，还有一个记录员，共5个人，中国的摄影记者也只是拍了几分钟就退场了。

法拉奇当时刚坐下就拿出了一台录音机放在茶几上，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记者，法拉奇首先祝贺了邓小平生日快乐，这让气氛得到了活跃。

可就在翻译和记录员认为采访可能会就此愉快开始时，法拉奇接下来的提问直接又让气氛跌到了冰点。

“和上次来北京不同，我亲眼看到中国起了变化，人们不穿制服了，毛主席像也少了，这一路来，我也只见到在天安门入口处的一幅，你们以后还会保留毛主席像么？”

这个问题极为关键，甚至可以说是本次采访最核心的问题，这关系着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而且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特殊时期，法拉奇的这个问题看似问的只是画像，却暗含了很多问题。稍有不慎，就中了她的圈套。

邓小平在听完法拉奇的问题后微微一笑，因为法拉奇的这些“潜在语言”，邓小平已经了然于胸，邓小平当时斩钉截铁的说道“永远要保留下去！”

法拉奇被如此直爽的回答所震惊，而邓小平也继续回答着这个问题，就如同中央的文件中写的那样，邓小平说：

“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法拉奇虽然得到了答案，但她显然不会就此停止她的问题，法拉奇又对邓小平说：“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

赫鲁晓夫当年上台后，对斯大林所做的事情进行全盘否认，法拉奇询问这个问题，还是在问邓小平如何评价毛主席。

当时邓小平对法拉奇说道“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毛主席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甚至邓小平还要求法拉奇一定要用笔记清楚他接下来所说的一句话“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在这漫长的谈话中，邓小平从未提及自己对国家的贡献，而是更多强调其他革命先烈们对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并对改革开放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分为前后两次，第二次是在8月23日上午，两次专访加起来有四个多小时，尽管时间不算很长，但邓小平对每个问题的回答和分析都让法拉奇无可挑剔。

哪怕是很多年后法拉奇想起这场专访，都依然是记忆犹新，她不由的感叹道：“很少发现如此智慧的领导人。”

确实，就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我们时刻都在怀念毛主席，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我们也一直都管挂着，可很多人不知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在不同时期的样子也是不同的。

根据西苑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广场备忘录》记载：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高6米，宽4.6米，加上像框总重量达1.5吨。

很多人都以为毛主席像是1949年开国大典那天才第一次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但事实情况是，开国大典那天悬挂的毛主席像是第三个版本，天安门上第一次悬挂毛泽东画像是在1949年2月12日。

而从1949年到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经历过“八次更迭”，即更换了八个版本的画像。

1949年2月12日，那时的北京仍叫做北平，在北平的街头上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这一天是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召开的日子。

当天的天安门城楼上不仅悬挂着巨大的毛主席画像，在他的两册还有朱德、聂荣臻、叶剑英等人画像，这些画像是由当时北平艺专师生们绘制的。

当天共有20多万北平军民齐聚在天安门广场，为北平的和平解放而庆祝，他们也共同见证了天安门上的第一幅毛主席像。

而第二版毛主席画像是在1949年7月7日，这天是抗战12周年纪念日，当天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了两幅画像，分别是毛主席和朱老总，而他们中间则是一颗鲜艳的红色五角星。

而第三版就是我们熟知的开国大典上那幅了，画像上的毛主席头上戴着八角帽，面露微笑，这幅画像出自美术大师周令钊之手。

周令钊在抗战时期就在湖南和武汉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宣传册上的插画大多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1948年时他接到徐悲鸿的邀请，来到北平艺专任教，隔年他就收到了绘制毛主席像的任务，之所以选择周令钊，是因为周总理曾在主持国共和谈时见过周令钊绘制的一副毛主席像，这幅画像让周总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接到任务的周令钊非常兴奋，但他也意识到这项任务的紧迫性，因为这是要在开国大典上使用的，当时接到任务已经是9月份了，留给他绘制的时间可以说是非常少。

为了能够抓紧完成任务，周令钊每天清晨都会和夫人陈若菊带上一天的干粮来到天安门城楼东侧绘制画像，夫妻二人时常需要站在三层高的脚手架上进行作画，每天都要做到黄昏才会停止。

他们作画的模板是一张当时在解放区最为流行的毛主席照片，是由当时新华社记者郑景康在延安拍摄的，照片中毛主席穿着呢子大衣，头戴八角帽，脸部稍仰，洋溢出慈祥的笑容。

当时绘制这幅画时还发生过一则故事，那就是聂荣臻曾来观看过一次进度，当时化作已经基本完成，聂荣臻观看以后对周令钊大加赞赏，不过却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原来当时的照片中，毛主席大衣的衣扣是敞开着的，聂荣臻建议把画像中的衣领改成扣着的，这样显得更加庄严齐整，周令钊按照聂荣臻的建议修改了画像，最后的成品出来后，大家一致认为无可挑剔。

1949年9月30日，这幅万众期待的毛主席像挂上了天安门城楼，在第二天的开国大典中，它同无数中国人一起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而到了今天，我们现在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的毛主席像是第八版，但依据的是毛主席第四张标准像，是1967年10月1日挂上天安门城楼的，主笔是北京市美术公司王国栋。1977年，王国栋的徒弟葛小光接任主笔，直到现在。

当年在绘制新的画像时，王国栋曾遇到不少问题，由于毛主席像是悬挂在室外的，风吹雨淋加上阳光照射，如何最大程度上保证油画不褪色，这是历代画师都面临的难题。

王国栋经过长时间寻找，最终找到一种名叫“中国银珠”的颜料，这种颜料褪色较慢，但价格要比普通颜料贵上一倍。

而且之前的画像都是用多块画布拼接的，或是直接用整张铁皮做画布，这样使得画像会有割裂感，为了解决画布问题，王国栋与多家单位协商合作，最终编织出了合适的亚麻油画布。

可即便是解决了这些，我们仍然需要每年对毛主席画像进行一次更换。曾担任天安门地区管

理委员会副主任的贾英廷撰文回忆：

以1966年8月为分界点，之前，每逢重大节假日，天安门城楼上会悬挂毛泽东画像；之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天天悬挂，每年国庆节前要更换一幅新的。

我想这不仅是习惯，也是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延续下来的传统。

风云变幻，天安门上的一张画像，寄托了无数人的希望，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他带领中国人民彻底站了起来，毛泽东思想将永远指引我们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