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从士族到官僚，从庄园到市场

在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其著作《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他主张唐与宋的文化性质有着显著的差异，其中唐代标志着中世纪的终结，而宋代则开启了近代的序幕。这一理论涵盖了唐末至五代的过渡期，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被欧美学者誉为“内藤假说”。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接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探索。甚至最新的高中历史教材也采纳了这一观点，将唐朝划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与魏晋南北朝并列，晚期则与宋朝相连。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唐朝前后如此巨大的转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研究的王朝体系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将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简要分析唐宋之际的社会大变革。

一、政治上：官僚政治取代士族政治

早在明朝时期，史家陈邦瞻就已经意识到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革。他认为中国古代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分别发生在唐虞时代、秦汉时代以及宋朝。现代中国学者普遍认同这一观点，只是在时间上略有调整。在“五帝”时期，中国开始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这是第一次变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从贵族政治转向官僚政治，这是第二次变革；而在唐宋之际，士族政治的衰落标志着第三次变革的到来。

士族政治起源于士族阶层。自战国时期起，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建立，许多人通过军功授田、买卖土地等方式成为地主。到了汉代，地主通过兼并逐渐成为豪强地主。这些豪强地主不仅在经济上实力雄厚，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逐渐垄断了地方官员的选拔，成为累世公卿，使得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成为他们的工具。他们还拥有私人武装，称为部曲。到了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发展成为士族（世家大族），这些士族能够左右政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已经控制了政权的各个方面。例如东晋王朝就是由王、庾、桓、谢等大姓士族支持的。然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士族开始出现衰败的迹象，许多皇帝开始重用庶族出身的将领。到了隋朝，隋文帝为了打击士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选官主要通过考试。隋炀帝建立了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建立。科举制度的建立打破了士族垄断仕途的现象，为大量的庶族人士提供了机会，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然而直到唐朝中后期，士族的权力惯性仍在持续。由于士族本身经济实力雄厚，文化水平更高，因此在科举考试中仍然占据优势。根据史料统计，唐代寒门子弟登科授官的比例虽然在逐渐增大，但终唐一代仍不占优势。六大士族门阀共出现了宰相102人。

然而科举制的实行毕竟为寒门庶族提供了机遇。到了宋朝，实行了文官治国的政策，官僚机构膨胀，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进入行政系统。因此宋朝扩大了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唐代每次进士及第的人数不过二、三十人，而宋朝时录取名额扩大了十余倍，一般总有二、三百人，最多时达到五、六百人。宋朝甚至偶尔还为落第的考生中再进行一次考试。由于科举考试名额的迅速扩大，庶族地主在官僚群体中的影响力迅速上升，而传统的士族群体则走向衰落。士族的衰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过去，士族的强盛既是地方分裂势力的主导者，也是君权的限制者。士族衰落之后，中国的中央集权战胜了地方割据，国家大一统成为主流，宋元明清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分裂局面。同时由于庶族地主缺乏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无法与君权抗衡，导致专制主义不断强化。唐朝时期尚有门下省来限制君权，到了宋朝以后，君主独裁成为历史的趋势。

二、经济上：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

在唐朝中期之前，中国古代的经济都是由国家和士族强力控制的经济。在农业方面，豪强地主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形成了庄园经济。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依附于豪强地主，成为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而国家又在与豪强地主争夺劳动力。从北朝开始，国家推行了均田制，即将无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但不会瓜分士族的土地。无论是庄园制还是均田制，都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这种经济模式的大量存在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然而到了唐朝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战乱和人口增长等原因，均田制已经无法维持，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