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氛围异常紧张。高层收到红色卧底莫雄提供的绝密情报，揭露了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秘密军事会议上，采纳智囊杨永泰的建议，制定了一个旨在彻底摧毁红军的“铁桶计划”。面对如此毒辣的策略，若该计划得以实施，红军的前景将岌岌可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央军委果断作出决策，趁敌人尚未展开部署之际，实施战略转移。从此，波澜壮阔的万里长征正式拉开序幕。
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时，部分同志被留下。不难发现，这些留守的同志大多与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渊源（此处所说的“山头”并非指个人宗派，而是指红军的某一分支，不含任何贬义）。那么，为何长征开始时毛主席未能将他们一同带走？他们后来的命运又是如何？
中央红军之所以离开苏区实属无奈之举，因敌我实力悬殊。蒋介石动员了百万大军，而红军兵力不足十万。当时国民党掌控着政权，占据了中国70%以上的人口和土地，资源丰富。相较之下，红军装备简陋，许多战士手中仅持有“万国造”步枪、红缨枪及梭镖。在这种形势下，与敌军正面硬碰无异于以卵击石，因而转移成为了明智之选。然而，红军亦不能完全撤离，仍需处理诸多事宜。
首先，必须有人留守苏区，继续领导革命并为当地民众负责。苏区群众对红军的支持是无条件的，他们无私奉献人力、财力及粮食，与红军建立了生死与共的深厚关系。红军若全部撤离，任由蒋介石部队对苏区群众实施血腥报复，党中央亦会于心不忍。因此，留下一部分同志领导群众，继续开展游击战争，虽无法阻止敌人的疯狂报复，却足以证明我党始终与人民同在。
其次，前四次反“围剿”中，红军累积了大量伤员，他们不能被遗弃。再者，经过数年在苏区的耕耘，我党已建立起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架构，留下部分同志继续革命，伺机壮大队伍是完全可能的。最后，留下的同志还能牵制敌人，减轻中央红军所受压力。
这些留下的同志均为历经考验的干部，堪称我党精英。主要负责人包括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等五名同志。他们各自拥有怎样的背景？
陈毅，无疑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他于1901年出生于四川，南昌起义后参与了湘南起义，次年与朱德一同登上井冈山，共同组建了红四军。长征期间，陈毅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及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位居临时分局第二把交椅。众所周知，陈毅后来坚持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数次濒临生死关头，最终迎来国共合作，出任新四军领导人。
项英，湖北江夏人，年长陈毅3岁。他早年投身工人运动，1931年来到苏区。项英资历颇深，1922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三、六届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起点甚高。在苏区，项英历任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长征后，项英成为苏区军政一把手，担任江西分局书记及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与陈毅并肩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副军长（实际为政委），奔赴前线抗击日寇。不幸的是，项英在皖南事变中遇难。若非如此，他或许会成为开国元勋。
临时分局第三号人物为贺昌。许多人误以为他与贺子珍有关联，必定是毛主席的人，实则不然。贺昌出生于山西吕梁，作为红军中的北方人，他是少数几位来自山西的将领之一，与徐向前齐名。贺昌于1906年出生，比陈毅年轻5岁，仅比林彪年长1岁。然而，他的资历较林彪更为深厚，贡献亦更大，职务自然也更高。贺昌与项英同为1922年入党，年仅16岁的他可能是我党早期最年轻的党员。入党后不久，他便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此时的林彪既非党员亦非团员，仍在求学阶段。当林彪尚在校园时，贺昌已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北伐期间，贺昌与周恩来共同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贺昌又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1929年，他与邓小平等人领导了广西百色的著名起义。贺昌无疑是我党我军早期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担任中央分局委员及军区政治部主任。若按此轨迹发展，贺昌在我党的地位将与林彪相媲美，甚至可能超越。遗憾的是，这位少年英雄于1935年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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