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期儒士的地位究竟如何？

相信许多人曾听闻“九儒十丐”之说，其完整版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此语源自宋末遗民郑思肖的《心史》，同时期与文天祥同中举士的谢枋得，在其著作《叠山集》中亦有类似记载。据南宋遗民谢枋得所言，儒士在元朝地位甚低，仅稍胜乞丐一筹，位列倒数第二。然而，自汉代起，儒家子弟便以读书为荣，学而优则仕，甚至拜相封侯。那么，他们是如何陷入如此悲惨境地的？真相又是什么？

儒家思想源于孔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一直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使无数读书人研读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考试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奇迹。然而，元代儒学并未受到推崇，反而遭受抵制。元代职业分为十个等级，“九儒十丐”观念几乎贯穿整个朝代。上层统治者废弃儒学，读书人亦纷纷放弃，导致儒学在元代近百年间几近断层。

尽管元朝确有科举制度，但其发展缓慢且曲折。蒙古汗国在耶律楚材建议下设立中央学校，如国子监学、蒙古字学等，成为蒙古官僚的主要来源之一。1233年，窝阔台举行“戊戌选试”，录取4030名儒生，其中部分成为忽必烈幕僚。然而，这并非常态。忽必烈借鉴金朝铨选，类似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恢复之路异常艰辛。直至1314年，在李孟等人建议下，元朝正式推行科举制，分为乡试、会试和御试三级，分四榜录取，各民族统一纳入科举制度，推动民族和文化融合。

尽管如此，元朝科举录取人数远不及宋朝，汉人和南人尤为稀少。多数汉族士人未能通过科举晋升，转而投身民间文学创作，如戏剧、话本、小说等，推动元曲、元杂剧等文艺文学的繁荣。

总之，“九儒十丐”实为南宋遗民面对地位落差的自嘲。虽然儒士在元朝地位不如前朝，但并未沦落到不堪地步。元朝科举制度的艰难推行反映出其汉化历程的曲折，加之蒙古、色目贵族不愿放弃特权，导致元朝未能扩大统治基础，这也是其短命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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