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怎么打响反抗历史周期率第一枪的？

1973年8月，垂暮之年的教员给郭沫若写了一首诗，名字叫《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起因是郭沫若在他早期的著作《十批判论》中，对这位焚书坑儒的皇帝进行了批评。

教员的看法却非常直白，在诗的开篇就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这里就涉及到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对秦代法家政治制度的评价。

教员用高度浓缩的几个字，概括了传统中国的这种制度：“百代都行秦政法”。

但实际上，“秦制”的推行，是经过了上百年的曲折探索，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得到真正的落实。

汉朝初年，纷争结束，革命胜利了，刘邦在朝堂上总结历史经验，在队伍中搞一次思想摸底。他给出了自己的政治考题，我刘邦为什么能够得天下？

对此，他还贴心地为大家准备了答题方向：“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高起和王陵两个人领会圣意，率先举手，说是因为攻城略地之后，刘邦懂得论功行赏，而项羽这人太小气，妒忌贤能。

刘邦进行了补充，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认为，主要在于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萧何镇国家，抚百姓，韩信战必胜，攻必取。自己虽然不如他们，但能将他们纳入麾下，证明自己掌握了比文韬武略更重要的能力，懂得怎么统帅人杰。

这一番话，既赞美了别人，也夸奖了自己，但却有个根本性的问题被忽略了。

刘邦把楚汉之争的历史框架作为汉朝定位，只关心自己和项羽的成败，却没有提到革命的正义性。

这是因为，刘邦在反秦事业和楚汉之争的过程中，从来都没有获得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

比如，汉五年（前202年），刘邦与淮阴侯韩信和建成侯彭越相约，共击楚军，然而，韩信和彭越都没有带兵过去。张良就说了，“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他们才会前来。

而推翻秦朝统治这场大革命，是由陈胜首先揭竿而起，然后六国残余的贵族集团参与进来，统一战线变成内战，刘邦终止了内战，最后称帝立朝。

建立汉王朝的主要领导者和基本队伍，都来自于楚，包括张楚政权、楚怀王政权和西楚政权。

所以，革命完成后的权力格局，是由一帮五湖四海的老同志组成的，决定了刘邦不可能直接采用秦朝的郡县制，只能分封诸侯王。

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汉朝政治只能妥协，暂时向后退一步，采用“半郡县半封建”的混合体制：中央直接管辖的，是围绕和靠近长安-洛阳“京畿”一带的三分之一；剩余偏远的另外三分之二则分封给了诸侯，几个势力很大的异姓诸侯，实际上就是独立王国。

搞中间路线，虽然缓和了政治矛盾，却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实力强大的诸侯有的怕被中央整，有的开始膨胀，就想分庭抗礼。比较消极的诸侯，就明里暗里拒不服从朝廷管制；野心比较大的，则公然觊觎天子子位。

汉景帝时代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差点给大汉王朝敲响丧钟。

横向政治权力的斗争方面，主要发生在朝廷层面，即权势熏天的“外戚”专政。

刘邦占领关中后，以吕雉为代表的外戚涉政现象明显，权力逐渐转移至外戚手中。而在当时，太后和皇帝并称为“至尊”和“两宫”。

刘邦虽然修建了未央宫和长乐宫，但他只在未央宫举办朝会，他和后妃仍然居住在长乐宫。

到了惠帝时期，吕后居住在长乐宫，汉惠帝则迁居到未央宫，自此之后“两宫”分居成为皇室住宿的惯例和礼制。

太后独居后，外戚势力集团就有了一个稳定的政治活动基地，方便外戚势力分子相互交流政见。由于与皇帝居住的未央宫并立存在，这也相当于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进行对抗。

最后在意识形态方面，地方诸侯势力又与外戚权贵站在一起，联手维护“黄老”学说，没事就一起炼丹吃药，追求长生不老，而黄老之学，本来就含有很大阴谋成分，暗搓搓搞坏事，简直不要太方便。

时间来到了武帝时期，刘彻跟他老爹和爷爷不一样，天生心高气傲，做了皇帝还不能自主，这是他不能接收的。刚一上台，就提出要改旗易帜，更换大汉王朝的指导思想，结果是直接被信黄老之术的窦太后甩了一耳光。

太后经历过大风大浪，很有政治敏感性，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把新皇帝头脑中的“错误思想”扼杀在摇篮中，并把他身边的左膀右臂立即斩草除根。

刘彻年纪虽然小，但知道这是自己的优势，不要硬斗，就拼时间，老太后是熬不了多久的。果不其然，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刘彻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执政者，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按照历史规律，往往还需要一个导火索，这就是田蚡婚宴事件。

当时，王太后下诏，让宰相田蚡举行一场重大婚宴，并且要求诸侯大臣全部参加，灌夫也在参加的人之列。灌夫本人跟田蚡很不对付，但是碍于王太后以及窦婴的面子，只能勉强去。按照礼节，需要主人以及客人逐一敬酒。

当田蚡敬酒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非常恭敬。而窦婴敬酒的时候，在场的宾客仅站起来了一半，其他人都意思了一下。灌夫看到老朋友受到这种待遇的时候，心里憋了一把火。

等灌夫起来敬酒的时候，田蚡不仅没有起身，而且杯中的酒也没有喝完，这种表现，是对灌夫的完全不在乎。

当灌夫敬到本家兄弟灌贤时，灌贤却在跟另一个人小声说话，灌夫终于忍不了了，当场破口大骂，并连带骂了跟灌贤说话的程不识，程不识身份不简单，他是王太后宫殿的警卫队长。

一场酒宴，田蚡公然被人上眼药，当然很不高兴，直接称灌夫的话语是对太后的大不敬，按照刑律，是要被斩头的，于是命人逮捕灌夫，连亲属也准备全部抓起来。

有意思的是，朝廷二把手交待抓人的工作组，竟然无功而返，人被藏了起来。

两边都使劲浑身解数，互相拓关系，最后都闹到了武帝那里。武帝一看，这事难办，便让两位去东朝辩论，请大家给他们评个理。

东朝是王太后起居的地方，田蚡又是王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选在这里，自然是意味深长。

一边是窦太后去世后，熬日子等退休的边缘旧贵们，一边是升任太后的王娡和他的弟弟田蚡为主的新贵们。

另外，还有大量的骑墙派等着看热闹，总之，谁赢他们就跟谁。

经过这件事，让武帝对这帮人很是恼火，二代、宗族和新贵们，不仅有小团体习气，而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十分明显，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一个个都是独立王国。武帝一看，是时候来一场大的整风运动了。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汉武帝重用了一大批酷吏，其中以张汤为代表。

张汤这个人，在历朝历代的史书中，评价都不太好，说他察言观色、惟命是从、捕风捉影，是马屁精和告密者，而且手段残忍，严刑峻法肆虐，冤假错案丛生，简直是坏透了。

但实际上，张汤这位小同志，是很有能力的。公元前130年，后宫发生了“巫蛊案”，陈皇后的母亲是长公主，父亲是元老之子，瞧不上贫下中农出身被卖去当歌女的卫子夫，竟然发动巫术诅咒别人。

武帝知道后，把案子交给了张汤，张汤立马就懂了，表示这件事性质很恶劣，背后肯定有人指使，斗争有必要扩大化。于是，以此为借口，直接把窦太后余党肃清干净，为武帝新时代铺平了道路。

几年下来，武帝对张汤的办事能力很是认可，升为廷尉，位列九卿，进入中枢机构。

此后，张汤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而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将革命进行到底。

淮南王和衡山王反叛，张汤坚持一网打尽的原则，牵连了许多列侯、豪族，张汤把这几千人该抓抓，该杀杀。

而且，张汤是个全才，刑名工作干了多年，财务工作也不逊色，他向武帝建议，国家有必要对这些富人征收“资本税”，并坚决对偷税漏税的行为进行打击，举报有奖，经过查实后，将没收财产的一半奖给告发人。他还支持财政专家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拥护“盐铁专卖”国营政策，这些都为后来的伟大复兴夯实了基础。

平心而论，张汤是个不错的好官，他关心困难群众，对下层人民有感情，参与制定考核官员的“问事六则”，第一条问罪标准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毫无疑问，他选择跟弱势群体站在一起。

相反，对各级官员老爷们，他就是另一副面孔了，不管你是劳苦功高的老同志，还是身居高位的大老虎，他都敢于开顶风船，迎难而上，不怕得罪人，以铁的手段，动辄灭门，说杀就杀。

他对大汉的事业很忠诚，从来不当两面派，在革命的淬火中久经考验，对钱更是没有任何兴趣，死后家里只留下五百金，基本都是武帝赏赐的。

可惜，张汤一生得罪的人太多，最终还是和武帝产生了误会，用自杀来表明自己的清白。背后却也告诉我们，仅仅靠所谓“绣衣直指”的巡视组，是很难建立一个伟大王朝的，也是难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

年迈的武帝，不仅重臣凋敝，而且后继无人，因为巫蛊之祸，把儿子孙子都牵连进去了。年事已高时，给自己下了一份轮台诏，对自己的生前作了总结，表现出无限悔意。

晚年的武帝到底是不是老糊涂了，这件事还有争论，但他的政治路线没有人继承，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百代皆行秦制，而秦却二世而亡。古今的雄主都是外儒内法，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最终都难逃人亡政息的周期宿命，只有孔老二那套百代不衰。

法家政治，对官僚系统是非常不信任的，认为时间久了，这帮人肯定为违背初心，搞修正主义，所以还不如自己亲力亲为，连手下人的语文修辞问题，都要时不时提点建议。

这一方面要求领导人宵衣旰食，勤勉勤政，防止秘书专政；另一方面，领导者的觉悟要求极高，要彻底抛弃个人私念，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虽千万人，吾往矣，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带头遵守规制，影响身边人。

问题来了，这样的政治素养是很难培养出来的，强人的政治路线，根本找不到人继承。等到圣君一死，朝野上下就迅速达成一致，让国家重回儒家教化的正规化道路，官僚阶层拨乱反正，皇帝只是代理人，他们才是国家实际统治者，结果是贪腐丛生，大捞特捞，豪强兼并，百姓流离，帝国基石也就崩塌了。

所以，武帝死后没多久，朝廷就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对今后的路线问题展开一次大辩论。

斗争双方的代表人物，一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边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

桑弘羊是法家出身，在武帝身边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坚决拥护和贯彻武帝的政策，支持搞中央集权，打击豪强，是深受信任的老同志。

霍光这人比较阴险，他没有出场，而是纠集一个山头，经过几年准备，以问民间疾苦为名，把各地选派的贤良、文学六十多人，用马车拉到首都长安，实行突然袭击，大肆鼓吹孔孟之道，恶毒攻击秦始皇和法家，妄图搞掉桑弘羊，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

盐铁会议一开始，贤良、文学们立刻气势汹汹，赤膊上阵。他们集中攻击的目标，就是汉武帝时期盐、铁等业的官营政策，从表面上看，攻的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别有用心。因为实行盐铁官营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的一项重要措施，打掉了它，就打掉了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制一系列内外政策的物质基础。

他们说盐铁官营，违背古代“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原则。这样做，是与民争利，容易国富民穷。

实际上，贤良、文学们这套说辞，很像旧时代公知的套路，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鼓吹私有化，但老百姓根本得不到好处。

汉文帝的时候，私人可以铸钱、冶铁、煮盐，结果吴王刘濞把持了海滨，大官邓通霸占了西山。这些人使用大量奴隶劳动，大发横财，比天子还有钱，他们有钱了可不是藏富于民，而是搞地方武装割据，发动叛乱，弄得国家鸡犬不宁。

贤良、文学们本来是一些依附在劳动人民身上的寄生虫，但在盐铁会议上竟然大讲起“养桑麻，尽地力”，说过去的路线不重视农业生产。

这就很荒唐了，法家一向是把农业当做首要地位的，实行盐铁官营、打击工商奴隶主，国家就可以动员资源去大搞水利建设，武帝时期，修建了漕渠、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等大量水利工程，解决了不少水旱之灾，以及灌溉问题，这种庞大基建，为后来农业经济的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

为了反对抗击匈奴的正义战争，贤良、文学们不惜制造反动舆论。鼓吹什么“抗战亡国”和“领土无用”论，散布失败主义情绪。他们还拼命渲染战争恐怖、劳民伤财，主张罢兵休战，拆除防御工事，使用大量金钱与匈奴讲和。

桑弘羊则站在维护国家统一、坚持抗战的立场上，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贤良、文学们的投降主义路线。

双方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搞人身攻击，一直闹了五个多月，而这场辩论的结果是：停止酒类专卖，并取消函谷关以内的铁器官营。文学贤良最终赢得了这场有关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辩论。

当然。这个结果，其实在盐铁会议之前就已经注定了。因为盐铁会议的本质，是讨论今后要走什么路线的问题，是以法治国，还是以礼治国，是用法家，还是用儒家？

武帝身死后，他的路线自然就寿终正寝了，而他亲自选定的顾命大臣桑弘羊更是被诛杀，新任接班人彻底抛弃了过去的政策，豪族们卷土重来，还没传几世，连皇帝也被豪强废掉了，西汉灭亡。

后来，儒学成功挤掉其他竞争对手，内部又发生了第一次大分裂，这就是著名的“今古文之争”。

第一次扮演挑战者角色的是后起的“古文派”，它的对手是代表既得权力和利益的“今文派”。当外戚出身的权臣王莽利用“古文派”意识形态篡夺汉室天下时，这场斗争达到了高潮。

第二次大分裂，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千年后的宋朝。这一次，挑战者是“新儒学”，它的对手是“传统儒学”。咱们今天接触的儒家文化，基本就是宋明理学家重新诠释过的“新儒学”。

这场“今古文之争”一直若隐若现地贯穿于以后2000年的中国政治中，到清末时再度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线。康有为和章太炎分别利用“今文派”和“古文派”的学说，作为拥护“保皇立宪”和宣传“共和革命”的理论基础。

儒家不断分裂，却又不断创新，比以往更为强大，这是怎么卸都卸不掉的历史包袱，怎么砸都砸不烂的思想遗产，用毕其功于一役的方法开炮，必然会招致更大的反叛。

因为归根到底，能轻易跳出来的，也就不能被称之为周期率了。蓦然抬头，回望历史，往事越千年，不过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