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己亥杂诗》写了三百一十五首后，为何再也不接着写了？

我主要做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工作，有时在读古书过程当中，也会注意到一些与中国古代文学相关的内容。于是我就从中找出一个题目，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

我要谈的这个题目，就是关于“古诗十九首”为何是“十九首”的推测。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玉雕人像及底部铭文。资料图片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数字

一般来讲，诗人写诗，兴来就写，兴尽就停，并没有定数。刘邦写《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家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短短三句话，把浊世枭雄不可一世的凶蛮骄横，地痞恶棍富贵还乡的小人自得，写得淋漓尽致，毫不再需要写什么第二篇、第三篇，真所谓“天纵之英作也”即便是强烈主意这十九首诗同出于东汉末年的马茂元先生，也承认这十九首诗“不是成于一人之手”（《古诗十九首探索》卷首《》）。——这就象征着，当初昭明太子萧统在把这些散存于世间的无名氏诗作编录到《文选》之中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很大的主观取舍空间的。

当时萧统眼前到底摆放着多少首同类的“古诗”，如今的咱们已不得而知，但确定要比现在看到的这“十九首”多出不少。钟嵘《诗品》开篇第一条，讲的就是这类所谓“古诗”，其文如下：

“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触目惊心，堪称几近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很是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诗品》卷上）

这里所说“陆机所拟十四首”，是指西晋文人陆机摹拟其式写作的十四首“古诗”，现在咱们在陆机的文集之中，可以看到其中的十二首，有十一首是在《文选》的《古诗十九首》以内，另有《拟兰若生旭日》一首，其所拟之诗，在《古诗十九首》以外而见于《玉台新咏》，被视作枚乘的诗作。考虑其文义，钟嵘讲的“陆机所拟十四首”，指的应当不是陆机的拟作而应当是指被他摹拟的“古诗”原诗，所下列文才会有“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云云的说法，意即在被陆机所摹拟的那十四首以外，还另有“去者日以疏”等四十五首“古诗”。这样看来，当时钟嵘所见所论的同类“古诗”总共应有五十九首。

钟嵘和萧统是同时代人。这就象征着萧统在编录《文选》时可供择取的古诗，其范围，至少也要在六十首上下。在这样的基础上来甄选编录，选多选少，选哪篇不选哪篇，就完整要由萧统和他手下帮闲的文士们来抉择了。

如果咱们只看历代文人对《古诗十九首》艺术成就的高度赞叹，固然会把“十九”这个篇数看做是别无二致的决定，认为抉择这个篇数的，必定是一条举世公认的艺术标准，多一篇不可，少一篇不行。可是，如上列引文所见，在同时代人钟嵘看来，在艺术上“文温以丽，意悲而远”，以致达到“触目惊心，堪称几近一字千金”程度的好诗，只有陆机所摹拟的那十四首。不但如斯，透过现在能够看到的陆机所摹拟的那十二首“古诗”的篇目，可知在这之中至少有“兰若生旭日”一首，未被萧统编入《文选》。这说明，若是由不同的人来选择，编出来的《古诗十九首》可能会有所出入。

在高度赞赏陆机所摹拟的那十四首“古诗”以后，钟嵘接下来又评议说，除了此以外，他还见有“去者日以疏”等四十五首“古诗”，这些诗总的来讲，“很是总杂”，亦即水平良莠不齐，是相当杂乱的。这固然不是一种好的评价，而这首“去者日以疏”就是被萧统等人当作名篇而纳入《古诗十九首》以内。钟嵘这一说法，一样体现出钟嵘、萧统两人目光的差异。接着看下去，咱们看到，钟嵘又在“很是总杂”的这四十五首“古诗”中矬子里拔大个儿，指出“客从远方来”和“橘柚垂华实”这两首尽管达不到触目惊心、一字千金的程度，但也可谓“惊绝”。而这首“客从远方来”虽被收入《古诗十九首》之中，但“橘柚垂华实”却不在其列。

其实当时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所谓“古诗”，当然以其直抒真情，以至人称“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卷二《明诗》），但在另外一方面，也很有草略粗拙之弊。这既是一种新文体草创时期的正常现象，我认为也是这类新文体由自生自行的民间歌谣转经文人加工而进入上层文化领域这一过程当中应有的状态（参据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

只要量力而行地看待被萧统等人选入“十九首”以内的这些“古诗”的内容，就不难发现，这些诗作并不是尽善尽美，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入选《古诗十九首》第十二首的“东城高且长”，陆机也有拟作，题作《拟东城一何高》，因此这也是钟嵘所说触目惊心、一字千金的名篇，可是这首诗却显明可以区分为先后两段：其前半段，到“荡涤放情志，作甚自收场”这两句截断；后半段则是从“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这两句开始。

明代万历年间，有个叫张凤翼的人，做了本《文选》注本叫《文选纂注》。这位张凤翼先生把“东城高且长”这首诗中的“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下列部份，拆成另外一首诗单列，成为了“古诗二十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一《总集类存目》一）。而且张凤翼本人对自己这一看法是很是自傲的（这一点检读《明文海》卷二二〇所录张凤翼《文选纂注序》便可清楚看出），而且张氏书成以后，一直有人认可张凤翼的看法。例如清代很善于文史考据的学者姚范，即以为“玩其文意，本二诗，分之为得”（清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〇）。当代学者如余冠英先生，还进一步深刻分析这一问题，指出《文选》中这首诗的先后两部份“不仅意思不连接，情调也不同，显然是两首的拼合”（余冠英《乐府诗选》之《》）。

这类拼合两诗为一诗的情况，正可说明《文选》选录这十九首“古诗”，其实不像后世不少文人学士所赞赏的那样完善无缺，更不像王渔洋描绘的那样“妙如无缝天衣”（王士祯《五言诗选》卷首《凡例》）。因此，单纯就诸诗内容的完美程度而言，“十九”这个数目，也就其实不是非此数不可。这也就象征着，无论是像萧统这样从六十首上下的“古诗”当选出十九篇诗，还是像陆机那样只看中其中的十四篇诗，或者说像钟嵘那样在陆机的十四篇以外再斟酌增补几篇与之差相恍如的篇章，都只是一种主观的取舍，并没有绝对的客观性可言。

在这类情况下，在萧统想比陆机多选一些“古诗”的时候，是选十七首、十八首、十九首还是二十首，就是可多可少的事儿了，那么他就可能会参照当时的其他一些因素，来肯定这个数字了。

关于“十九”之数的料想

综上所述，我提出料想：《古诗十九首》的“十九”，应是参照了中国古代历法中的一个“成数”，也就是所谓的“一章”之数。

这个“一章”之数，简单来讲，就是中国古代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所谓“阴阳合历”，就是这样的历法要把太阳绕日环行的周期（即太阳“视运动”的周期，其实是地球绕日运行的周期）、也就是所谓“岁”，同月亮绕地环行的周期、也就是“月”这两个周期，合并在同一个体系以内。

华夏祖先发明了“年”——这也就是现在咱们大家过的“中国年”。这个“年”或十二个月，就是所谓“平年”；十三个月，就是所谓“闰年”。平年的“年”比一“岁”短点儿，闰年的“年”再比一“岁”长点儿，然后再在一个长时段内，有规律地设置闰月。这样截长补短平均来看，每一一个“年”和一“岁”的时间长度就大致差之不远了；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循环往复地轮番转。

依据月球、地球运行的周期规律，在一十九“年”以内设置七个闰月，就能够大体实现上述目标，古人也就是这样干的，并且在历法体系中，把这十九年称为“一章”。

制订历法的基础是天文，是天体运行的时间周期。这样来看，这个“十九”，不但是一个“成数”，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天之大数。对于古人来讲，它是如影随形地伴有着他们的日昼夜夜、时时刻刻的日常生活。

在如斯文化背景下，萧统在编选“古诗”的时候，斟酌到这一天之大数并适量姑息一下它而把选诗数目定为“十九”，在我眼里，这是很自然的，也是顺理成“章”的。

这里我举述一个西汉时期的事例。汉武帝时制作有《郊祀歌》，是一组由十九章形成的组诗，所谓“郊祀”，乃是供汉武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也就是祭天用的。史称当时的祭祀场景是：“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汉书·礼乐志》）。这样的阵势与祭天的规格相应，而《郊祀歌》的篇章恰是以“十九”这一天之大数组成，我想这不是偶然的偶合。

由《郊祀歌》之十九章，再来看《古诗十九首》，萧统选诗“十九”这一数目与十九年一章这一天文历法周期存在联络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添了。

固然，这毕竟只是一种揣测。在坐一定有朋友在想，当初孔夫子选《诗》定为三百零五篇，就不是什么成数，谁知道萧统和他手下那帮文士当时究竟是如何想的呢？是的，所以我只是和大家讲一下，我所理解的一种可能性。咱们研究一切留在咱们身后的历史问题，都需要一点儿合理的想象。若是这样看待历史，这样看待咱们对历史问题的研究，那么，我今天讲的这些可能有点“漫无边际”的话，或许会对咱们深刻认知趣关问题多少有些帮助；至少我可以说，尽管现在还不能证实萧统在《文选》当选编“古诗”时肯定的“十九”这一篇数一定是基于十九年一章这一天文历法上的成数，但恐怕也找不到直接证据来排除了掉这类可能性。

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当庖丁为文惠君、也就是梁惠王好好地夸耀了一番自己的解牛神技以后，这位庖丁解释道：

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庄子·养生主》）

读过《庄子》的人都知道，作者在宣传其思想学说时本多托之于寓言，这个“庖丁解牛”的故事，显明属于这样的性质。既然不是实际产生的真事，那么，这位庖丁所讲的那几个刀具使用的时间长度，即一年（岁）、一个月和十九年，应该都只是形象的说法。作者为体现这位庖丁因操刀有“道”“游刃有余”来说述其刀具使用期限之久长的，因此一般来讲，作者应把这把刀具的使用期限设定为一个成数（比方像以前的“族庖”的一月和“良庖”的一岁），同时也是一个大数，以显示其大大优于“族庖”“良庖”。所以这里的“十九年”，应当不像咱们今天看来那么简单。

可是前人解析《庄子》，对此却大多不甚留心。较早有唐人成玄英给《庄子》作疏，谓“十，阴数也。九阳数也。故十九年极阴阳之妙也”（成氏《南华真经注疏》卷二）。北宋人吕惠卿撰《庄子义》，谓“十有九则阴阳之极数也”（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①》之《吕观文进庄子义》）。明末学者方以智，也看出这里边着名堂，但却依然没能看破肯綮所在。方氏说：“十九年：以十年为率而用之九年，言其久也。”（方以智《药地炮庄》卷二）清初大儒王夫之所撰《庄子解》，大体沿承了这一说法而稍有变通，称“十年为率而又九年，形其久也”（《庄子解》卷三）。可这类说法这既不合乎文法也没有道理，不过是在无可奈何当中“强作解人”而已。

我想，若是用“十九年为一章”这个天文历法周期来对庖丁说法作一新解，会十分自然，也相当通畅——用得短的庖刀，刀的寿命只有一月；即便是技艺高超的良工，也不过一年；而这位“神工”，一把解牛鬼刀一用就是一章（十九年）。

咱们还可以来看一个汉朝玉雕人像，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玉人的屁股底下有阴刻铭文曰：“维古玉人王公延十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挖掘报告》）“延十九年”，显然是延寿十九年的意思。现代人要是给人祝寿时说“祝你长寿十九年”，会是怎么样一种场面？但西汉人就这么用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十九”这个天之大数，可以表征一个比这个数目自身要大得不少的数值，是相当于千年、万年以致永久的，所以汉代人材会有这样的用法。

不言而喻，这样的观念还是有更早渊源的，是从《庄子》讲的那个庖丁游刃于骨肉之间时就流行于世并一直传承下来的；向下，则到了萧统率人编集《文选》的时候，用这一天之大数来肯定选编“古诗”的篇数，可以意味着一个很大很大的大数，意味着天下精髓，已经囊括于斯。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外行读“古诗”的一点想法，是否“思入邪路”就不知道了，算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读书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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