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达“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由此拉开序幕。同一天，光绪帝又下谕声名了变法的决心，并斥责保守大臣：
“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了，众喙哓哓，纸上谈兵。试问本日时局如斯，国势如斯，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自此日起，光绪帝在维新派的辅佐下，屡颁谕旨，行使新政。至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失败，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如今，回顾百余年前的这段戊戌维新，它的历史贡献在哪里？它的局限性又在哪里？
戊戌变法是一场旨在图强御侮的变法远动，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希望中国大变、快变。虽然动身点是好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戊戌变法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少措施其实不符合当时的国情，它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防止的。退一步说，就算没有慈禧的干预，这场维新运动也不会走得过久、太远。
但是要是将戊戌变法一棍子打死显然也是不公平的，短短103天的维新运动还是给中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它贡献也是巨大的。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戊戌维新在政治上请求扭转封建独裁君主轨制，树立近代的君主立宪国家。
中国原本是个封建国家，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政治上是绝对的封建独裁君主统治，文化教育上崇尚儒家的纲常伦理，履行科举八股的教育考试轨制。这样的体制和英、法等国在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比起来已经大大后进。
后进就要挨打，因而，自雅片战争之后，中国抵御外国侵犯，屡战屡败。事实证明：传统的封建轨制在近代世界中已经不能生存下去。洋务派已经意想到外国的先进性，他们用西法制炮造船，动工厂、筑铁路，但洋务派不想根本扭转旧轨制，只想在器物的层面上学习西方的长处，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际含意。
维新派的先进的地方，在于认识到器物层面的某些扭转根本没法挽救中国，必需从根本轨制上进行改革，把传统的封建独裁农业国，扭转为近代君主立宪的工业国。所以他们主意要“大变”、“速变”、“全变”，大大突破了洋务派认可的变革规模。
在封建独裁轨制下，皇帝君临万民，独揽一切，权利不容分割，不受制约，排挤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权力，是造成不公正、不同等以及暴政、骚乱、腐败的本源。因而，维新派强烈请求扭转独裁轨制，他们借用法国启蒙思想将卢梭的“民约论”思想，谭嗣同就尖利指出：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先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
这类言论在当时是十分斗胆而别致的，而且他们纵情揭示了君主轨制下的悲惨现实，直斥清代的统治“如黑暗地狱，直无一法一政足备记录，徒滋人愤懑而已”。
虽然维新派的主意客观上只能为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
光绪帝百日维新所下的新政诏谕，保守派不执行，不办理，推委拖延。而他们对维新派人士则忌恨怨妒，公开为敌，积不相容。故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便束手就擒，六正人坐待诛戮，变法维新的大厦，骤然倾倒，土崩瓦解。因而，戊戌变法的失败惨剧有其深入的本源，也是历史的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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