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为何终究构成了国家

生产力状况:夏代有沟洫灌溉系统和造酒业,手工业产品除了了陶器、玉、贝和铜器外,夏代后期已经生产出青铜,在偃师二里头已发现夏代冶铸青铜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有小型工具:刀、锥、凿、锛、鱼钩等,武器有戈、戚(

生产力状态:夏朝有沟洫灌溉系统和造酒业,手工业产品除了陶器、玉、贝和铜器外,夏朝后期已经生产出青铜,在偃师二里头已发现夏朝冶铸青铜的遗迹,出土的青铜器有小型工具:刀、锥、凿、锛、鱼钩等,武器有戈、戚(合)、簇(矢)等:酒器有盉、爵等,其中一件铜爵,含铜92%,钖7%,说明确系青铜(铜钖合金)。当时能以青铜作矢簇,说明产量相当可观:“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史记·武帝纪》)说明青铜的冶铸在全国各地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奴隶占有制社会皆与金属工具相联络,可见中国夏朝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这一水平。(二)生产关系与阶级形成:远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父系社会后期,中国社会已发生贫富分化的现象,发展到夏朝,阶级终于出现了。

奴隶。主要是由氏族部落之间彼此掠取战争中得到的俘虏转化而来,也有部份是氏族公社的贫苦社员沦为奴隶的。在夏朝奴隶名目繁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叫“民”、“黎民”、“世人”、“众”,从事畜牧业的叫做“牧竖”或“隶圉”,奴隶主的家内奴则叫“臣”(男性)和“妾”(女性)。他们都担当着难以想象的繁重劳动,被奴隶主看做是会说话的工具,无姓氏可言。他们的命运是极为悲惨的,奴隶主。大可能是父系社会末期的氏族贵族和部落首级转化而来。他们在交流中篡夺了大量的财富,在战争中扩展了权利,终究转变成占有全体生产资料和完整占有生产者自身的奴隶主阶级,成为全社会的统治者,上古文献中的“百姓”就是指的这一阶级,由于只有他们才有资历维持自己由图腾崇拜而来的姓氏,并对“亡其姓氏”的奴隶们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平民。这是奴隶与奴隶主两大抗衡阶级外的一个中间阶级,他们大可能是由各级贵族疏远的宗族成员和原来的氏族公社成员构成的,尽管还保有“自由民”身份,但一样是各级贵族的属民,要受后者的克扣和压迫。在中国古代,这个阶级的人数很多,作用显著,且大多栖身在都邑以内,后被称为“国人”。夏朝阶级形成的实际,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占有制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尽管它带有中国式的某些特色。

国家机器初具范围,中国最先的国家机器也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样,是由部落联盟组织脱胎演变而来,它与部落联盟组织的质的区别在于:国家主要是按地域来划分其国民,而再也不象部落联盟那样主要是按血缘关系来划分其居民的,夏代的树立者禹依照洪水退去后的自然区域,把中国划为“九州”,即所谓“芒芒禹迹,划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已经冲破了血缘的旧规。《尚书·禹贡》所列九州的秩序序是: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实际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境内。“国家的本色特色是和人民群众分离的公共权利”,(恩格斯)主要是常备军、刑法、监狱和官吏等。禹征三苗时,他的部队已经是“济济有众”(《墨子·兼爱下》引《禹誓》),启在讨伐有扈氏时向他的部队宣告严厉的军纪(《尚书·甘誓》),后来少康又能以“一族兴夏”,证明夏的常备军是强大的,所以年龄大国争霸时人们还说:“夫能夏则大”。《尚书·吕刑》讲到刑法发源时说;“苗民弗用灵(命),制以刑”,说明禹伐三苗时已有刑法。《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应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奴隶制法典。夏朝设没有监狱,叫“夏台”、“圜土”,夏桀就说过:“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奴役异部落的需要,夏代已逐步构成行政管理机构和官僚团体。《世本》称:“夏后氏百官”,《礼记·明堂记》记有六卿、牧正、庖正、车正等官职名称,《尚书·立政编》还将夏朝官吏分为三大类:宅事、(中央官、宅牧(处所官)、宅准(祭祀官),而且认为三宅是夏、商、周三代相沿的轨制。这个官僚团体的总头子便是夏王,第一个夏王便是禹,禹本是“禅让制”发生出来的部落联盟的首级,那时因为生产部门的分工、交流关系的发展和大量战俘当作奴隶使用在生产上,以及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的构成,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首级的权利都在日趋扩展,为了巩固权利,扩展权势,禹曾在今安徽蚌埠西郊的涂山和今浙江的会稽大会夷夏诸部落首级,“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韩非子·饰邪》,并见《国语·鲁语下》)参加会议的要“执玉帛”向禹进贡,迟到的要被杀头,说明禹此时已由一部落联盟首级蜕变成事实上的国王,所以一般论者把“涂山之盟”看做是夏王朝树立的标志,禹死,其子启继位并用武力剪除了了保护“禅让制”的伯益和有扈氏等旧权势,在首都阳翟钧台(今河南禹县北门外)举办了盛大的享宴来接待众多的氏族部落首级,所以“钧台之享”象征着众多“诸侯”完整屈服于世袭王权的统治,中国历史上“父传子、家天下”的局面正式确立。后经“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历三、四代人,一百多年时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才不乱下来。“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马克思)夏朝的赋税轨制史不绝书。

《尚书、禹贡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史记·夏本纪》:“自虞夏时贡赋备矣!”遗憾的是年代久远,记载简明,具体的贡赋情势尚不得而知,按孟子的说法大概是以50亩为单位向奴隶征收贡纳吧。树立城堡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私有财产也是国家出现的一个标志,禹在确立王权后就在嵩山之阳树立阳城作为国都,其父鲧亦曾作城,后“启即位于夏邑”,也筑有城,至于后来夏桀“筑倾宫,饰瑶台”便更加壮观了。只是经由商汤灭夏“直捣黄龙”以后,只剩下“夏墟都”的风闻,夏都究在何处,尚待考古界努力。总之,世袭王权与世袭贵族、布防的城堡、常备军和其他强制性权利机构这些国家的主要特征,夏朝都具备了,所以说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以上咱们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顺次论述了夏朝的社会性质,证明它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始。但这只是根据中学历史课本的精神,参照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看法写成,其实,现在学术界关于夏朝是不是是奴隶社会的开始的问题尚存歧义,概言之,有以下观点:中国奴隶社会应从少昊时代开始;禹时国家尚未构成,中国的国家正式诞生是从启开始的;夏还是父权制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从商汤伐夏或盘庚迁殷开始;武王伐纣后,中国奴隶社会才正式诞生;中国古代不存在奴隶社会,是从父权家长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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