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怎么实现贞观之治的？

“朕观古代创业拨乱之主，都超过四十始登大位，只有东汉光武帝在三十三岁就登位了。然而，朕年十八即举兵经纶王业，二十四岁就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即已升为天子。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还有谁人能比得上我！”

——唐太宗期近位后八九年间，曾经两次骄傲地说

大唐的开国战略是北以及东突厥，东连李密以牵制群雄，并阻挠江都回流的叛乱政府军。

最难得的是，君臣双方对此弘远的抱负，大体上都能始终贯彻，相互勉励，秉承着忧患意识，唯恐不达。

在社会经济方面，鉴于大乱以后，百业凋残，太宗抱着“以民为心”的原则，全力发展民生经济，特别优先斟酌“民以食为天”的农业。他的政策在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率先躬行节约之风，并痛惩隋朝以来的奢侈贪污的风气。

他推广相似本日的法治——律令政治，让社会迅速安定，大家皆遵法；进而又推广习俗的统一以及改革，扬弃一些固陋的习惯。

他的法律以慎刑、宽平、简约、统一为主，从而树立了上诉、合议、死刑覆奏制、笞刑不可笞背及减少抽打数目等轨制措施，一扫隋朝以来的酷刑酷法。

在国防外交方面，除了了东突厥、吐谷浑以及高昌由于严重关系国家的战略安全，所以用武力挞伐，乃至占领以外，对外的斟酌，大体是以“先中国而后四夷”的原则作为处理的基本态度。

特别在贞观四年（630）他成为“天可汗”之后，对此斟酌得更是稳重。太宗是大唐皇帝，兼为世界皇帝，有责任保持世界秩序。

大体上他对外国的政策以笼络怀柔为主，对一些倔犟的国家如薛延陀、高丽等，才用武力干预的政策，这也是在怀柔不成以后才如斯。

就战略目光看，国外世界的不乱才足以完成大唐的国家安全，太宗之所以文武并重，适量对外用兵的斟酌在此；大唐国内太平，开下列国内百年不见兵戈的缘由也在此。这类选择无疑是对的，谈不上穷兵黩武。

唐太宗与群臣时常讨论各种问题，群臣之间的意见得到充沛沟通，上述的政策措施也通常由此谈论中发生，从讨论中修正及反省得失。

上自国策，下至私行，只要有触及政治的可能，莫不讨论钻研，成为君臣的共鸣。因为这是一种共鸣，所以意志也是一致，贯彻的气力无比强大。

从太宗即位至平定东突厥的贞观四年，国家已慢慢进入“贞观之治”的盛世。原书曾经对此加以描写：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约，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黄河以东，山西省一带）、河南（黄河以南，今陕西省一带）、陇右饥荒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何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斯。

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孳孳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轨制，每一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指建成、元吉）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

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响马，囹圉常空，马牛布野，户外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岭表（即岭南），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lài）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庄，行客经由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见卷一《政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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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摘自《贞观政要：天可汗的时代》编撰：雷家骥，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李世民，一名雄才大略的君主，克制私欲、广纳雅言；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几位公忠体国的大臣，不畏君威、广进忠谏，营建了独裁时代的民主氛围，成绩了历史上光辉的“贞观之治”。

怎么做一个统治者，论政治的重要原则，治理国家的实际问题，战争以及国防建设，君臣相处之道，个人美德的树立。一个理想社会必需面对的问题。

本书是改写本，既有对《贞观政要》原文精髓的解析，也有改编者对当时人与事的历史引述，使读者对君臣所论之事的前因后果有大致的了解，更便于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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