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为何宋朝专卖和商税弘远于明代?

宋朝、明朝,最后的两个汉家王朝,常被后世用来对比。近几年网上流行这样一种言论:宋代商业发达,繁荣程度远高于明朝,而直接的证据便是两宋的工商税是明朝的几十倍。事实真是这样吗?NO!那只不过是一群“不读史

宋代、明代,最后的两个汉家王朝,常被后世用来对照。近几年网上流行这样一种言论:宋朝商业发达,繁华程度远高于明代,而直接的证据便是两宋的工商税是明代的几十倍。

事实真是这样吗?NO!那只不过是一群“不读史书、不了解历代财政轨制”的小白青年得出的草率结论。今天,笔者就为大家对照分析两个朝代的工商税,探索两个朝代工商税收巨大差距的缘由。

数据上,看上去差距甚大

说明一下,工商税的定义:官府专卖收入和商税的总和。斟酌到数据的获取情况,笔者选取宋、明两朝立国70年左右的工商税,作为比较对象,终究选择宋真宗天禧年间和明宣宗宣德年间的专卖和商税作为对照。

可以看到,宋朝天禧年间的专卖和商税总额为2144万贯,而明代宣德年间的总和为202万贯,相差10倍。看上去差距确切很大,不管是盐、酒、茶的专卖,还是商税,两个朝代都存在巨大的差距。那么,造成这类天差地别的缘由是什么呢?接下来一一分析。

1、酒税

酒税是差异最大的税种,宋朝很早就超过1000万贯,是官府的支柱税源;而明代的酒税范围极小,属于冗赋,5万贯都是估算的,二者差了200倍。

酒业政策。宋朝执行专卖政策,酒业收入紧紧掌握在官府手中;而明代征收酒税,后世史学家认为明代的酒税执行商税的税率。

差异分析:笔者在文章《香醇一滴酒,官府眼中金!清点历代王朝的酒税》详细阐述过历代的酒政,这里再也不赘述。对照宋、明两代的酒税差异,可以看到:

1)宋朝的酒价远高于明代。宋朝酒价20

2)隐含税率,宋朝也远高于明代。宋朝酒业是国家专卖,酒业利润全归国家,而酒的利润率无比高,20文酒钱中,12文的利润给了国家,相当于60%的隐含税率。而明代征收1/30的商税,因而差了18倍。

3)酒的税负,宋朝是明代的72倍。宋朝每一斤酒要交12文的税钱,而明代只需缴纳0.17文,二者差了72倍。这便能解释为何宋朝酒税是明代上百倍。此外,明代的酒税归处所征收,确定存在大量贪污纳贿、逃税漏税的情况,宋朝专卖制则要好不少。

2、茶税

茶业政策。茶税的差距尽管没有酒税那么大,但宋朝的茶税仍是明代的60多倍。实际上明代的茶业政策与宋朝差异不大,但茶叶价格、税率、产量存在巨大差距,造成茶税的天差地别。特别是川茶,宋朝川茶产量超过2000万斤,占比50%,可明代一直没有恢复,连100万斤的产量都达不到。

差异分析:笔者在文章《为何明代的茶税只有宋代的百分之一?兼论历代的茶政及茶税》作过阐述。对照宋、明两朝的茶税差别,可以看到:宋朝专卖轨制下,茶叶的价格和隐含税率均远高于明代,每一斤茶叶的30多倍,加之二者产量的差距,相差百倍即可理解。

3、盐税

食盐政策:宋朝和明代在前期差距不大,但宋朝中期的食盐涨价速度远高于明代,因而二者中后期的盐税也出现10倍的差距,例如宋神宗年间的盐课达1203万贯,明孝宗年间的盐课仍在125万两左右。

差异分析:笔者在文章《小小一粒盐,却撑起半个帝国!清点历代王朝的盐政及盐税》对历代盐政作过阐述,总结下来可以看到:两个朝代隐含税率差不多,都在30%左右,但宋朝的盐价远高于明代,因而单位税负是明代的5.5倍。然而明朝的人口高于宋代,因而二者的盐税差距只有2.7倍。

商税:真是商业繁华的差距吗?

盐、酒、茶都是特殊商品,宋、明两个朝代执行不同的征税政策,造成为了巨大差距,其实说明不了什么,三种商品的利益就在民间,只是怎么把利益收到朝廷手中罢了。如果这三者的岁入高,就说明国家富裕,那没有盐税、酒税、茶税的隋朝岂不是穷光蛋?

商税则不同,它是商品交易的流转税,反应交易的活跃和经济的繁华程度。可是明代有着更先进的生产力,领土规模、人口数量、耕地面积都弘远于宋朝,为何商税远低于宋朝,只有对方的1/15?

尽管朱元璋偏爱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单就商业而言,明代秦淮河的风流不逊宋朝,扬州、姑苏、杭州仍是繁华的大城市,京杭大运河上,船只穿行如梭。可是明代商税远低于宋朝的深层次缘由是什么呢?无妨从商税的结构寻觅谜底。

先看宋、明两朝商税的课税差异:宋朝商税既有过税(流通税),又有住税(交易税),明代前期只征住税,明宣宗开始在全国重要关口征收关税。宋朝税关有2200个,而明代税关只有11个。税率上,宋朝过税2%、住税3%,加起来5%,明代官方的交易税3.33%。

再看两者的税基。宋朝的课税对象涵盖了布帛、米粮、茶、盐、畜生、香料等几近所有生活物质。农民挑着米粮、家禽、布帛、土特产到城里售卖都需要交税,商人携带铜钱离开地界也要交税,只有遇到天灾,食粮偶尔会免税。明代对农民的农产品履行免税,洪武7年,朱元璋得知彰德府课税司对农民自产的茶、枣、饮食之物征税后,勃然大怒,将相关官员问罪下狱。洪武30年,朱元璋曾下诏,罢黜老百姓自织的布帛食粮、生果疏菜、竹木蒲草的交易税。因而,明朝农民挑点食粮、生果、家禽到城里售卖,是不用交税的,而且历代皇帝都不敢违抗太祖定下的规矩。

简单小结:宋朝的食粮、布帛、茶叶、食盐等大宗物质,基本都要交税;明代在州县左近的农副产品不用交税,只有远距离转运要交税。主要还是朱元璋的小农思惟,中小城市的食粮和布帛都是左近农民跑到城里销售,不用交税;而大城市的物质由商人转运而来,所以明宣宗开始在重要关口征收关税,课税对象是商人,不违反祖制。

结果上,明代的税基大幅减少,大部份都征不到关税,只有重要税关能征到关税;而宋朝则无所不税,商税随着经济繁华而增长。

对宋朝商税进行拆分:

1)食粮贡献72万贯商税。参照《中国人口通史》(路遇编著)的统计,宋真宗天禧年间人口约4500万,按漆侠《宋朝经济史》估量,宋朝城市人口占比20%,人均吃粮每一年4石,此时粮价400

2)布帛贡献14万贯商税,特别是丝绸都是卖到城市有钱人手中,按食粮20%估算,发生约14.4万贯商税。

3)食盐贡献商税50万贯。盐税340万贯,按33%税率反推,价值约1000万贯,贡献商税50万贯。

4)茶叶贡献50万贯商税。茶叶与食盐差不多,330万贯,反推得出商税50万贯。

可以看到,宋朝食粮、布帛、茶叶、食盐对商税的贡献为186万贯,占比34%。实际宋朝税卡林立,每一种商品从生产者卖到消费者,要交纳多重过税,实际税率远高于理想状况的5%,可能达到10%,实际四种商品对商税的贡献可能达到68%。

明代商税少的缘由

与宋朝相比,明代只能在食粮、布帛等远距离转运中,征收到少许关税,大量中小城市的交易受到朱元璋的“祖制”限制,属于免征规模。至于底下官吏是不是真正履行,便不得而知,就算收了过路费,同样成为底下吏员的私租金,不可能上缴国库。明代官员收入那么低,十之八九确定会征收,那是后话。

估算明代食粮的商税,4万贯。宣宗年间7500万人口,城市化率10%,人均吃粮3石(明代1石是宋朝的1.4倍),粮价300

几点说明:

对宋、明两朝的商税估算,只是帮咱们探讨两个朝代商税差异的缘由,其实不一定正确。

宋代商税很高,最主要的缘由是对食粮、布帛、食盐、茶叶等大宗商品征税,因为税卡众多,百姓的实际税负很重。

明代对农副产品的免税政策大大削减了税基,百姓的表面负担减少,偏偏预示朱元璋“藏富于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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